郑永年：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和谐社会

　　自中共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以来，尤其是前不久的六中全会以后，海内外评介不断。人们感觉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明确方向，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至少表明了中国领导层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但是，也有一些人尤其是海内外投资者担心，中国社会乃至政府政策是否正在迅速向“左”转？存在已久的所谓的“新左派”，是否已经主导中国政府的政策议程？

　　每当中国政府出台任何新的政策，海外媒体便高度关注，这应当说是正常的。在各种言论和评论中，也自然不难发现媒体和政治的操作。但海内外投资者的关注，的确必须得到正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收了大量的外资，外资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生活的一部分。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向何处去，事关这些投资者的切身利益。国内的企业家也同样会感到压力。如果政府政策急剧从侧重于生产转向重视再分配，那么企业家的激励机制就会变化，其生产和投资行为也会随着变化。

　　从市场崇拜转向政府崇拜　　

　　从中国内部政策动向来看，各种担心也并非没有一点道理和根源。近年来，尽管政府已经明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但以怎样的手段来达到这个目标并不总是很清楚。从近年中国国内政策话语（如果不是实际政策的话）变化来看，给外界的一个感知就是中国社会已经逐渐从原先的市场崇拜转向政府崇拜。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对经济发展的残酷无情的追求已经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无穷的问题，从经济层面的收入分配不公到大规模的环境恶化到社会道德的虚无化。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发展所导致的诸多问题是典型的市场失败。如何纠正这种市场失败，从官方到社会迄今为止对此并没有共识。观点各异，但两种对立的也是具有主导性的观点引人注意，即是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

　　市场崇拜者在很长时间里占据政策话语舞台。对市场崇拜者来说，市场是推动经济的唯一动力；
再者，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并非市场过多，而是因为市场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因为国家还是干预过多，没有充分把权力下放给市场。既然这样，那么在市场崇拜者看来，问题是否能得以解决取决于市场能否进一步发展。

　　另一方面，政府崇拜者则关注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和干预市场失败过程中的作用。这种观点在中国并不新鲜，体现在从毛泽东的计划经济时代到现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政策讨论和实际经济政策中间。

　　应当说，尽管中国官方一直没有放弃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立场，但在操作层面，市场崇拜的倾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导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不过，很显然，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并没有发展出任何能够导致问题解决的机制。相反，情况每况愈下。例如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保持强劲，但收入分配差异也在同时持续恶化。这就不能说经济发展就能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了。环境问题更是不能等待。没有人会相信经济的发展能够自动导致环保的改善。教育、医疗和科研等等领域的情况都差不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的干预就变得非常重要。

　　政策话语有如毛泽东时代　　

　　被称为新左派的社会力量，尤其是知识界，也就在这里找到了政策话语空间。但这种政策话语很快就走向了政府崇拜的极端。从一些大学、智库出台的一些改革方案或者政策建议（如医疗改革）来看，政府的作用被推到了一个有如毛泽东时代的高度，越来越多的政策话语体现出毛泽东时代的特征。

　　正如市场万能论，政府万能论同样也会在实践中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只能建立在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均衡基础之上。但中国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远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要复杂。在发达国家，政府往往是市场的补充，辅助市场机制的运作。但在中国，市场机制的建立本身就需要政府的努力。市场活动必须有政府的规制来约束。没有政府的规制就会是一种原始资本主义状态。收入分配不均和社会的失衡会最终导致发展的不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政府的作用无论是对经济发展的推动还是对市场失败的干预，也要建立在利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政府本质上不是一个生产单位，而是一个消费单位。政府辅助市场的发展，纠正市场失败，但政府不能替代市场本身。如果市场被替代，政府所主导的发展也同样是不可持续的。

　　今年两会前后，中国左右两派之间在民间层面的争论达到了一个高潮。尽管这个争论没有继续下去，但双方所提出的问题还是在那里。给外界的感觉是，争论双方过于理论化，太过于教科书式的讨论。双方似乎都在讨论中国问题，但对中国问题及其解决都没有作深入的研究。在很多问题上，都是用教条来解释问题和求得问题的解决。更有甚者，很多讨论似乎只是表示对对立方的不满。

　　和谐社会在于纠正市场失灵　　　　

　　如何超越所谓的左右派的争论？中共官方把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规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实际上已经隐含了市场和政府作用之间的均衡状态，或者是在生产和分配之间的均衡状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另外一个表述可以是市场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的一种新类型社会主义，既是对斯大林式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修正，也是对毛泽东时代贫穷社会主义的修正。市场社会主义的核心就是人本主义。要利用市场来发展经济，增加财富；
但同时也要纠正市场机制本身固有的以钱为本的自然趋势，通过政府和其他政治组织的作用，导向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

　　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要对市场经济失灵的纠正，并不是要用政府来取代市场。外界之所以产生这样那样的误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目前的理论贫穷状态。从邓小平的“致富光荣”到后来的“小康社会”再到现在的“和谐社会”，中共一直努力不断针对现实情况的变化调整发展目标。但往往对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缺乏明确的答案。在现实生活中，目标和手段往往同样重要。只有回答了“如何追求和谐社会”这个问题后，各界才会对中国的发展有一个明确的认知，才会相应调整自身的行为。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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