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曦：“小节”显新政——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工作行为的变化与特征

　　如果从十六大闭幕算起，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已进入第五个年头。

五年来，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在继承前任工作的基础上，工作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尤其是就任不久的几个工作“小节”，虽说不大，但至今让人们记忆犹新。

　　四个首次显示工作行为的新变化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工作“小节”上的变化是多方面的。在第一年，最出人意料、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四个首次”。

　　一、首次出行考察，总书记前往西柏坡，“两个务必”含义深

　　2002年12月5日，在20天前党的十六大上当选为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突然出现在河北省平山县的一个小山村——西柏坡。

　　西柏坡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曾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是我们党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1949年3月，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当时，中国革命正处于全国解放的前夜，掌握国家政权，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摆在了党的面前。面对这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毛泽东同志深刻地认识到，如何使全党同志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夺取全国胜利后经受住执政考验，是我们党面临的全新的历史性课题。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同志在会议上高瞻远瞩地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初冬时节，冀北大地瑞雪纷飞。胡锦涛同志与随行的中央书记处几位领导在西柏坡看展览、访农户、与干部群众座谈，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在陈列室，从毛泽东推过的碾子到周恩来雨夜救乡亲的马灯，从中央军委作战室斑驳的桌椅到七届二中全会庄严的会场，胡锦涛同志始终是一丝不苟，看得认真，听得仔细。在观看《西柏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记录片时，胡锦涛同志深深地被珍贵的历史镜头所打动，影片一结束就第一个站起来鼓掌叫好。在农民韩花珍老人家里，胡锦涛同志抱着老人的孙子亲了又亲，并详细询问韩家的经济收入与生活情况。在荒山综合治理现场，胡锦涛同志登上高高的山顶，一边遥望绵延的群山，一边向陪同的当地干部叮嘱，搞荒山治理，一定要注意保护好农民利益，讲求实效，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西柏坡之行是胡锦涛同志接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的首次离京出行。在领导活动中，首次出行一般具有象征意义。胡锦涛同志首次出行选择到革命圣地超乎一般人的预料。“两个务必”是西柏坡精神的内涵，在更宽广的意义上，它还包括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所以，西柏坡之行后，胡锦涛同志发表了《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一文，指出：“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
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
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在此基础上，向全党郑重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几点希望。至此，胡锦涛同志此行的深刻用意，应该是不言而明。

　　可以说，西柏坡之行是个标志，这个标志既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向全党发出的政治倡议，也是作为总书记的胡锦涛本人向全国人民作出的政治承诺。

　　二、首次研究宣传，政治局出台新措施，“三个贴进”顺民心

　　2003年3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题研究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人活动的新闻报道等工作。由中央政治局来讨论新闻报道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

　　长期以来，会议报道和领导人活动的报道一直是困扰新闻界的一大难题，报纸、电视、电台甚至刊物，各种会议和领导人活动的报道总是充斥其间，尽管媒体也作过一些改进尝试，但总体效果并不明显，特别是在主流媒体上，领导人的活动一般都要严格按照职务决定亮相的次序、版面的位置甚至字号的大小，因此，媒体的新闻联播常被群众戏称为“会议联播”，要闻版被戏称为“领导版”。中央改进措施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是巨大的，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对民意的一种积极呼应和尊重，是中央带头落实“贴进群众、贴进实际、贴进生活”宣传要求的明智之举。媒体作为报道的载体，其本身资源是很有限的，如果对上层关注过多，对下层关注必然会少；
对领导人活动报道过多，对老百姓的报道必然会少。所以，减少领导人活动的报道，可以使媒体从繁杂的领导应酬中解脱出来走向亲民。

　　中央的改进举措也引起了各地党委政府的积极回应。3•28会议以后，各省市自治区、绝大部分地市都先后制定和出台了相应的措施。在北京，北京市委要求市属媒体对书记办公会、全市重大会议的报道要严格控制字数和播发长度。在上海，该市规定市领导参加的日常工作和调研活动一般不再报道。在湖北，省委要求新闻宣传要注重社会效果，尊重新闻规律，不应把领导出席活动作为衡量报道规格的标准。中央的改进举措还引来各媒体的热烈响应。以中央级媒体为例，其实在3•28会议以前，中央各大媒体已率先开始了这方面的改进。以这一年3月“两会”宣传为例，当时“两会”正逢换届，参加会议的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担任国家领导职务的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共有14人，比往年增加了一倍，但据《中国记者》报道统计，3月3日至10日，这期间新老常委一共参加团组活动37人次，新华社共发报道31篇近3万字，与上年同期相比，总字数减少了近一半，人民日报占用的版面节省了三分之一以上。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报道，时间长度由上年同期的105分钟减少到当年的58分钟。“两会”以后，新华社播发的胡锦涛同志在中南海会见出席全国党校校长会议代表的消息，连标点在内只有648字。就是3•28会议这么重要的报道，全文也不超过530字。

　　中央关于会议报道的改进举措使一些有识之士从更深层次引发出思考。有人认为，3•28会议表明党和政府对于传媒的管理将发生逐步改变，媒体作为行政辅助工具的角色将得到改善，有学者甚至预测，不久的将来，中国将进入政治改革的理论探索和准备期，在此期间，新闻媒介也许能以不断更新的面貌发挥重要作用。总之，3•28会议引起的反应已不限于新闻界，在更宽广的领域，它的意义也是多方面的。

　　三、首次出国访问，领导人取消送迎制，礼宾改革显新政

　　2003年5月23日，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党中央、国务院日前作出决定，进一步改革出访礼宾仪式，今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将不举行送迎仪式。几天以后，胡锦涛同志开始他就任国家主席后的首次出访活动，人们果然除见到简单的文字报道外，再没见到送别场面。为期12天的首次出访，胡锦涛同志是“静悄悄地走，静悄悄地回”。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已进行过两次礼仪方面的改革，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邓小平倡导下的改革。这次改革侧重与国际接轨，强调国际惯例，简化接待。第二次是1992年到1995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进行的礼仪改革。那次改革与“反腐倡廉、整顿党风”相联系，当时下发了一系列文件和具体规定，如“四菜一汤”、“餐标”、“宿标”等等。2003年是第三次改革，此次改革强调的是核心层领导人的出访，是领导人对自身作出的要求。据有关资料介绍，这次改革力度很大，除不搞迎来送往外，中央政治局对国家领导人每年的出访次数、一次出访几个国家、随团人员数量、乘坐专机与否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

　　领导人出访不再迎来送往是我国政治活动趋向成熟的反映。从公共关系的角度分析，迎来送往具有“政治显示”功能，但是，如果过份在迎送上讲究繁文缛节，这种显示就有虚假之嫌。所以，政治显示并不是在琐碎的繁文缛节上做文章，恰恰相反，只有去掉那些过多表象化的形式，才能还原“显示”的真实性，发挥它应有的功能。礼宾改革也反映了新一届领导集体严谨务实、严于律己的执政思想，表面上的礼宾制度改革，在深层次上显示的是一种重实事、轻形式的新政作风，其示范意义远远大于礼宾制度改革本身。

　　领导人出访取消送迎仪式在民众中引起了很大震动。改革从核心层领导抓起，从国家主席第一次出访做起，这是普通群众预料不到的事情。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素来讲究礼尚往来，官场礼仪作为其中的一种，从古代社会“巡抚出朝，地动山摇”，到现代社会“摇旗欢呼，载歌载舞”，一直延绵不断且多有创新。礼仪上繁文缛节的形式主义群众一直颇有微词但又奈何不得。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伊始就不动声色地以身示范，在小小细节上向世人展示出新政府的新形象，宁人耳目一新。人们在感慨之余，再一次感受到中央领导集体工作行为上的简约与亲民。

　　四、首次夏季办公，“五大家”改变老习惯，于细微处见精神

　　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的北戴河，风光秀丽、景色迷人，这里苍翠的群山和浩瀚的大海相映，精致的别墅与葱郁的林海交融，海岸蜿蜒，水清风爽，盛夏时节气温也不过23℃左右，是我国著名的避暑和旅游胜地。许多年以来，中央各大机关都会在夏季相继到这里办公议政，国家各部门负责人也会在这个时期云集北戴河，参加中央和国家机关的一系列会议和活动。“北戴河会议”由此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一个使用频率较高和最具地域特色的政治术语。

　　中央及国家机关到北戴河办公由来已久。据有关资料显示：1953年，北戴河办公制度正式形成，这年秋天，中央专门成立了筹备组并着手修建房屋、道路和相关设施。次年，北戴河暑期工作委员会成立并开始接待北京客人。“文革”期间北戴河办公制度取消。1984年，北戴河办公制度再次恢复，第二年，中央五大班子、中顾委、中央部委领导都相继来此办公休养，此后，这种休假式议政方式便一直沿续下来。然而2003年中央作出决定：今年夏季，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五大班子将不到北戴河办公开会，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在此期间外出和休假，必须严格按有关规定执行，不得擅自去北戴河等避暑胜地。中央通知下发后，一些省市部门原定暑期在北戴河举行的活动也纷纷取消。

　　对于中国普通老百姓来说，休假式议政是他们的一个陌生话题。除网络媒体以外，国内其他媒体大都对这次取消决定未予报道，但敏感的海外媒体依然捕捉到了。它们一致称赞，我党的这一决定堪称开风气之先，尤其是在先后遭受非典和洪涝灾害之际、在新一届中央政府施政不久之时，其意义非同寻常。

　　确实，中央取消夏季到北戴河办公的惯例，其意义决不仅仅是节省办公经费、降低政府行政成本，更重要的在于，它给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树立了清廉榜样。毋庸讳言，目前在一些领导干部中，享乐主义、奢侈浪费、讲排场、摆阔气等不正之风仍有不同的表现，它们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成为群众反映集中、议论较多、批评最多的话题之一。中央五大班子自觉取消沿袭多年的夏季工作惯例，是新领导集体执政新风的进一步体现，它无疑给各级党委政府、各级领导干部上了一堂转变作风、改进工作的生动课程，在实践“三个代表”、在亲民清廉上，无疑增加了更加实际具体的内容。

　　四个首次反映工作行为的新特征

　　不难看出，在工作行为的变化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选择的切入点都很小，似乎都是小节事情，这是很耐人寻味的。一般来讲，一届班子上任以后，在工作的若干方面有些新举措，这是符合领导规律的事情。从国家层面来讲，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很多，尤其在当时，各项工作正进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因而人们往往会把变化的关注点集中在改革开改、经济建设等全局性的工作上。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却选择从小处，从老百姓甚至不太了解的“小节”上入手，这正表现了工作方法、领导艺术的高明之处。四个首次看似全局中的“小事情”，但除西柏坡之行外，它们都是从核心层领导自律，从转变各级干部的工作作风、领导作风来考虑的，其引起的社会震动，带来的思想反响决不亚于“大事情”，在效果上，它完全达到了以小见大抓根本的目的。

　　四个首次还反映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工作行为上的新特征。

　　1、低调。总书记首次出行，不是到车间看望工人，不是到社区慰问下岗职工，不是到实验室与科技人员进行交流，而是到太行山麓接受教育。没有轰轰烈烈的大动作，没有气吞山河的豪迈语言，在行为取向上保持着低调。在宣传方式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改进活动报道、简化出访礼仪、取消休假式办公这些直接针对领导人的规定，在我党历史上都是第一次，照理、照例都可以在强势媒体强势推出。但我们看到和听到的，除了简单的文字消息外，连评论员文章也没有，更别说各界反响、效果评价这些作正面肯定的后续报道了。即使在非典灾难面前，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先后十多次下基层直接指挥，我们也很难见到那种千篇一律的溢美之词，而完全是一种客观的、叙述式的、低调的宣传方法。

　　2、务实。务实与低调相联系，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宣传基调实。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上任以后，整个宣传都是保持一种谨慎、有度的基调，大气势的连续报道，突出个人的典型报道基本没有，即便如此，党中央还作出专门规定，要进一步减少对领导人活动的报道。二是工作突破实。“四个首次”非常具体，非常实在，而且操作迅速、立竿见影，毫无哗众取宠之感。三是工作作风实。胡锦涛同志首次出行轻车简从，在西柏坡期间，禁止当地插红旗、挂条幅、摆鲜花。晚上，陪同的当地领导提议胡锦涛同志到城里条件好一些的地方住宿，总书记却执意住到西柏坡，第二天离开时，还嘱咐工作人员为他代交了两天的生活费。温家宝同志就任总理后，第一次去的地方是新疆地震灾区，工作活动最多的是到基层调研，其中，仅非典流行期间，一个半月中就去过四个省市的近30个基层点。党中央、国务院的其他领导同样如此，大轰大隆、形式主义一直是他们强调反对的作风之一。以会议为例，中央各类会议不仅大有减少，并且许多不是到北京，而是通过电视电话的形式召开的，不仅节省了时间和费用，还大大提高了效率。

　　3、开明。纵观四个首次，可以发现工作突破口都是从领导人、甚至是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人开始的，它除了决策勇气以外，与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开明密不可分。可以说，没有开明的思想，工作突破决不能从自身开始；
没有开明的思想，领导活动中那些沿袭多年的宣传方式、接待礼仪等具有政治显示功能的做法，至少不会在执政初期便宣布废止。开明也不仅仅表现在四个首次上，还是以抗非典工作为例，人们记忆犹新的每天公布疫情、果断处置工作不力造成损失的领导干部，充分体现出中央尊重群众的知情权和民意，是工作趋向开明的很好证明。还有新闻宣传上直播当年发生的美伊战争情况、“两会”前后对首都高校爆炸案和路透社驻北京办事处遭恐怖威胁的现场报道，更是突发性事件报道与国际接轨，新闻宣传走向开明的最好例证。

　　当然，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特征并不只有上述三个方面，但低调、务实、开明这三点最生动、最集中、最鲜明、最具时代性。正是由于这三个突出特征，全国人民对新一届领导集体的认识，才是那样亲切，那样耳目一新。

　　四个首次引发对领导工作的新思考

　　研究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变化与工作特征，不禁引发对领导工作的一些深层思考。这种思考，主要从地方与中央的比较而来，从这种比较中存在的差距而来。

　　不可否认，这些年各级党委政府、各级领导干部在抓作风转变，在勤政为民上确实下了很大功夫，采取了许多措施，收到了一些实效，但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相比，我们的切入点还不够“小”，举措还不够“狠”，造势的痕迹还比较“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的实际效果。不仅如此，有的甚至是要求多，落实少；
部署多，检查少；
对下多，对上少，所以群众对此常有议论，常有不满。这里列举两点：

　　1、关于新闻宣传远离群众、远离生活的问题。现在，有的领导对媒体的党性原则作片面理解，把党性和人民性分割开来，认为媒体因为姓党，所以就要一味听从党委领导和某些部门的招呼，因此媒体刊登什么、禁止什么一律要以领导和部门的意见为准。这样一来，媒体上一片形势大好、莺歌燕舞，反映的人和事都是领导者、领导部门所愿意听和愿意看的，群众的喜怒哀乐在哪里，工作中的问题在哪里，这些都只有在获得首肯后，媒体才有权进行发布。在会议和领导人活动的报道上，这一直是新闻界多年来最头疼也最难解决的问题。客观地讲，症结所在并不是媒体不愿改进，而是不敢改进、不好改进。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都知道，因报道领导人活动不当而遭批评是常有之事，这里的“不当”，大都是篇幅大小、遣词造句、版面安排等方面没有充分考虑到领导人的因素。在这方面人们注意到，目前中央和部分省级媒体改进成效比较显著，会议联播、领导专版的情况大有改进。但部分省及市级媒体改进的力度却不大，有的甚至毫无改进。新闻宣传上这种离基层越近、离群众越远的这种情况应该引起注意，否则，我们失去的就不仅是新闻信誉，而是群众路线、群众观点的问题。

　　2、关于官场礼仪层出不穷，不简不减的问题。大多数干部都有这种体会，上级无论到下面开会、调研还是检查、路过，下面第一位的工作是搞好接待，同样，如果自己到下面去，最在乎的似乎也是这一点。礼仪上讲究计较并不在礼仪本身，而是礼仪背后所显示的身份与待遇。所以，官场活动中迎来送往、对等接待一直是“学问很大、马虎不得”的事情。据某媒体记者介绍，一次他到农村采访正好与到该村检查工作的县委书记相遇。这位记者发现陪同县委书记下乡的小车有四五辆之多。记者感叹道：书记包围在这么多陪同的干部和车辆中间，他哪有机会到群众中间，群众心里会想些什么呢？官场礼仪是滋生官缭主义、老爷作风的一大顽症，现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自身做起，为我们诊治这一顽症开出了良方。试想，国家主席的外事活动就能精简礼仪，那么，我们地方各级领导的内务活动，有什么理由不可以简单一些呢？与此相联系的，象人大政协会议、工青妇代表会议、先进表彰大会等等，这类活动年年不断，我们真有必要几十年一贯制地用大量人力去“层层相送、层层欢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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