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俊：中国压根就没有过真正的国学大师

　　网见，新闻午报8日报道：“十大国学大师”的网评榜单日前新鲜出炉，他们分别是王国维、钱钟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和冯友兰。评选活动自4月12日启动以来，通过网络、邮寄、短信等方式，共收到来自两岸三地以及海外华人的120多万张选票，其中王国维以最高得票数位居榜首。

　　据报道，这网评榜，是从50名候选人中投票选出来的。其参加人数之众，地域之广，空前未有。看来，在国学院成立之后，学院的导师们正在加大声势，大造舆论，欲把国人引向“国学时代”。

　　且慢！有人对投票选出来的国学大师发表意见了。

　　又网见博客[1]，有张先生对此发表评论：近代中国，产生了一批像王国维一样的学者，他们精于小学，熟悉典故，对金石、音韵之学，目录、考据之学，经史、词章之学，各有专攻，著作等身。然而，他们有经学之名，无君子之德，不能修身养性，不能经邦治国，这样的国学和国学家，不是徒有虚名吗？有名无德，没有儒家的真精神，没有君子的真修养，这样的国学能称之为国学吗？

　　原来，张先生由被称为20世纪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悲壮的自杀一事发其端。

　　接着，张先生又评论：王国维生在国家民族危亡之秋，文化冲突，古今之变，世风日下，小人得志，举世昏聩，人人迷茫，国家不能自强，学者不能自立，苟活于人世，高洁之士难以为世俗所容，斯文扫地，文明辱没，此君子所不堪者也。

　　张先生在分析了王国维自杀的背景后，于是断言：王国维的困惑就是近代国学的困惑，王国维的悲剧就是近代国学的悲剧。

　　看来，要进入“国学时代”免不了一埸争论。

　　笔者很赞成张先生的“国学困惑”、“国学悲剧”之说。但是，对其分析的原因却不能苟同。因为，简单的说，张先生将国学归结为“儒家的真精神”、“君子的真修养”，表现出了对“儒家”的盲目崇拜。这是一种传统的偏见。

　　既为“偏见”，又何来“正确”？不是吗？就说被“儒家”弟子看好的、所谓众望所归的中国北宋的程颢、程颐，南宋的朱熹，和明朝的王阳明，就很够得上有“儒家的真精神”、“君子的真修养”了吧？然而，结果如何？北宋武力强大反而有“檀渊”之耻，南宋则出现了偏安一隅的小朝庭，明朝则留下了“清兵入主中原”的祸根。由此可见，“儒家的真精神”、“君子的真修养”是否真的存在，就成了问题。

　　以笔者之见，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就没有了真正的国学。

　　故古代中国如程颢、程颐、朱熹、王阳明等等，都算不上是真正的“国学家”；
近代中国的王国维、钱钟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等等，也都算不上是真正的“国学家”。

　　应该说，中国有丰富的国学思想，但无真正的“国学传人”，有的，也不过是跛脚的“国学传人”。

　　在先秦时期，中国的“国学”思想就业已形成。但无奈战火绵绵，社会动荡不安，而到了秦汉，社会稍定，未几，则有汉武帝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一统天下，于是便将先秦“国学”思想，以及“国学家”扼杀在了襁褓之中。从此以后，中国就成了一个没有真正“国学”的国度。

　　为什么？在说明这个问题之先，应了解何谓“国学”。

　　20世纪初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提出“国学”概念时，指“国学”是“相对于西方学术的本国传统学术”。笔者认为，这样的界定是正确的。但是，他们把“国学”内容主要归结为小学，包括训诂、文字、音韵；
经学，包括经史子集等等，则是片面的。因为，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武术”、“中国兵法”就形成于先秦时期，为世界之独有，为世界之瞩目，它完全是相对于西方学术的“本国传统学术”。而为什么就没有把“中国武术”、“中国兵法”纳入“国学”的基本内容？

　　有人会说，在“经史子集”中就有“兵法”。诚然。那么笔者要问：中国兵法思想源于何处，在“国学”中占何种地位呢？既然有“兵法”，为什么却把“国学”单单归结为“儒家的真精神”、“君子的真修养”呢？而且，为什么如程颢、程颐、朱熹、王阳明、王国维、钱钟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等等，就都不懂“武学”呢？这难道不是对国学的偏见所致？

　　考究起来，“中国武术”、“中国兵法”被国人视之为“国术”的时间，至少与“国学”同时，故理应将“武术”、“兵法”与“国学”融为一体。但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厚此薄彼，甚至无视“武术”、“兵法”，使得在对“国学”定义的时候出尔反尔，并且实际上以“儒学”独居，从而导致了理论导向上的偏差和错误。

　　究其原因，就是中国历代所谓的“国学大师”不懂“经史子集”所致。其它的暂且不说，应该看到，“中国武术”、“中国兵法”就直接源于老子及其《道德经》。

　　对此，笔者著文《老子是中国武学及其武术散打和文化的缔造者》、《“道德经”本质上是一部“兵书”》、《老子及其“道德经”开创了中国武学文化之先河》等等，就揭开了老子及其《道德经》之秘密，露出了老子思想之冰山一角，并受到了社会良好的反响。这就是明证。

　　问题是，中国先秦思想和文化，因了专制统治者对孔子思想的无耻吹捧而成为了“正统”，而在“正统”思想熏陶下的读书人又将孔子思想视为“唯一”，导致了“轻武重文”的社会畸形。正是如此，从此以后，中国的读书人将中国先秦思想和文化人为的拆散、分割、孤立开来，且“尊孔抑老”、“唯孔独尊”，以为圣人立言，以为专制立意，从而无形中又扭曲、阉割，和湮没了老子思想。其结果，使得原本是先进的、革命的先秦思想和文化陷入了保守、堕落，并导致了文化的偏见。这就是“国学大师”不懂“国学”的根本原因。这也就是自秦汉以后中国出不了真正的“国学”，和出不了真正的“国学大师”的根本原因。

　　换一句话来说，所谓的“儒家的真精神”、“君子的真修养”，在儒家的徒子徒孙眼中是一种“理想”，但却原是历史的虚无。以此论之，中国真正的“国学大师”何来之有？！

　　那么，中国先秦时期真正的“国学”思想有没有？是什么？

　　答案是肯定的。其根本，就是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

　　老子从“阴阳”辨证法出发，揭示和提出了“柔弱胜刚强”之“道”，并以之与“刚强胜柔弱”之“道”相反相成，针锋相对。同时，老子揭示和提出了“道”中有“德”，阐明了以“德”治“道”，即“道、德一统”、“德高道高”的思想[2]。从而形成了老子及其《道德经》基本思想。

　　以此思想用于“武打”，老子揭示出了“柔弱胜刚强”的内在条件，从而结束了混沌、愚昧、野蛮的“武打”时期，而使打斗表现出了“理性打”、“智谋打”，从而把“武打”变成了“武术”[3]；

　　以此思想用于“战争”，老子揭示出了“道、德一统”的内在条件，从而揭示出了“德高道高”、“民心无敌”的“武学”思想[4]；

　　以此思想用于“社会”，老子揭示出了“以德治道”的内在条件，在批判和否定了专制统治的“霸道”、“暴政”的同时，提出了与“霸道”、“暴政”相悖的“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表现出了统治者要与被统治者立场一致，做到顺应民心，以共同推进社会进步的“民主”思想[5]。

　　这些思想，是老子思想的精髓，故被老子视之为“国之利器不可示人”而保密。

　　因此，老子以其“柔弱胜刚强”的大哲学、大思想、大智慧，敢于直面阶级社会的“武”、“戈”问题，而且，理性的、逻辑的回答了如何才能“止武”、“止戈”的问题，故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的本质，在于揭示了“以武制武”的真缔，并缔造了“武学文化”。

　　历史的看，由老子“以武制武”所形成的“武学文化”实际的左右了西汉中期以前的中国五六百年的文明历史。这在世界人类文明史上树立起了前所未有的崭新丰碑。

　　无疑的，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首开了人类“理性打”、“智谋打”的“武打”文明、“战争”文明，和以汉初“‘德治’政治”为表现的“民主”文明之先河。

　　然而，孔子却在如何“止武”、“止戈”的问题上，走上了一条“忠恕之道”的折中主义之路。

　　其根本表现，孔子对专制统治的“霸道”、“暴政”屈从、妥协的结果，提出了“以文制武”来与老子的“以武制武”相对。

　　而孔子的“以文制武”，则是篡改和偷换了老子的“道”、“德”概念使然。

　　具体说，一方面，孔子将老子的“道”和“德”这具有单个意义的概念合二为一，笼统为“道德”，即单单指的是人的思想、行为规范，故表现为“伦理道德”；
另一方面，孔子以“仁者爱人”和“克已复礼”，即“仁”、“爱”的思想，偷换了老子的“道”、“德”概念，即，孔子以“有教无类”、“爱人”取代了老子的“以百姓心为心”的“爱民”、“民心”思想，以“礼制”、“忠孝”取代了老子的“有德司契”的“契约”、“平等”思想，而讲“齐家、治国、平天下”，故又形成了“宗法伦理道德”。

　　从中，孔子便彻底抹杀了老子“道”、“德”观的“武术”思想、“武学”思想，和“民主”思想。正是如此，孔子才编《诗经》、撰《春秋》等等，开创了中国“文学文化”之先河。

　　不难看出，孔子以“宗法伦理道德”为根本的“仁政”主张，其在专制主义的“霸道”向“王道”的转化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十分不光彩的角色，但这却受到了历代专制统治者的吹捧。尔后，使得老子思想便退出了当朝，流落于民间，而“理学”、“心学”盛行，这种状况，就使中国哲学和思想从根本上丧失了先秦以来的睿智、创新，和革命的本质。并给西人留下了“东方无哲学”的口实。

　　历史的看，孔子的“以文制武”不过就是一种“空想”！自西汉中期，特别是东汉之后，以“孔孟之道”的空想，就笼罩了中国历史。故在民族危亡的时候，程颢、程颐、朱熹、王阳明等等，救不了中国。同时，在现代民族危难之中，比如王国维的“以死谢世”、胡适等人的“回到书斋做学问”、鲁迅的揭露“国民阿Q精神的劣根性”和“呐喊”、蔡元培的“办教育”、郭沫若的“借古讽今”等等，都未能阻挡住中国的落败和沦落。

　　应该看到，在孔子及其“孔孟之道”思想的统治下，中国虽然是“泱泱大国”，但却色厉内茬。其“忠恕”、“中庸”、“宽容”、“大肚”、“谦恭”、“礼让”、“内函”、“深沉”、“脸面”等等，都不过就是“折中主义”的代名词。其“儒家的真精神”、“君子的真修养”何来之有？这些所谓的“儒家”的特点和优点，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激烈社会竞争中都显得苍白无力，而且，国人深受其害，使得中国人逆来顺受，饱尝了历史的屈辱，历尽了历史的曲折。难怪今天激进的国人要自视中国人“丑陋”。

　　由此可见，张先生的评论，不过就是五十步笑一百步罢了。

　　其实，中国人“丑陋”何来之有？且不说三千年前老子的“武术”、“武学”的高深造诣至今在世界遥遥领先，就说老子的“民主”思想，也应该是“博爱”、“自由”、“平等”的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的先声。而且，比资本主义民主更为深刻，至今仍被西方民主不自觉的沿用。不信么？笔者另文有话要说，这里暂且打住。算起来，老子的“民主”思想比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民主”思想至少早了约20个世纪。假如历史以老子的“武学文化”为文化，以老子的“民主思想”为思想，那么，中国历史发展该何其壮观和辉煌！

　　显而易见，唯有老子的思想和文化，方才真正是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根基和脊梁。也才真正是中国“国学”的根基和脊梁[6]。

　　今天，确实需要进入一个“国学”的时代。这是光辉灿烂的、优秀隽永的中国先秦文明的召唤。因为老子及其《道德经》的哲学和思想所缔造出来的“武学文化”，它的意义深远而伟大，可以使古今中外的大哲学家、大理论家的思想暗然失色。

　　当然，今天继承的国学，必须是“尊老抑孔”的国学，即是以老子的“以武制武”为根基，而辅之以孔子的“以文制武”的国学。因为孔子的“教育”，特别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思想，即让人们懂“道理”的思想，无疑的，是老子“以武制武”的补充。

　　孔子，乃是“世界第一”的折中主义思想大家，就冲着这个“世界第一”，在大学校园中立“孔像”，编“儒藏”，和在世界设“孔院”，都无可厚非。但是，要把“国学”与“儒家”等同起来，即视“儒家”为“国学”，或者视“国学”为“儒家”，则大谬不然。

　　如果视“国学”为“儒家”而窃喜的话，那么，且慢得意过早！看一看，今天的日本人正在学中国的“儒家”，而且也在学《孙子兵法》以用于“商战”，这实际上就在学老子思想。长此下去，这当为一些具有军国主义思想的日本人所窃喜。因为，类同于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的历史又可以重演。当然，这也许是笔者的多虑，危言耸听罢了。但是，看看眼前的情况，不管怎样，在国学继承上，中国人表现出了十分愚蠢，而日本人则表现出了十分精明，这就是不争的事实。

　　总之，中国先秦的哲学、思想，和文化是世界文明的宝藏，是中国国学的源泉。但因了老子的保密，孔子及“孔孟之道”的偏见，和历代专制统治者的一已之私，始终未能把真正的国学发掘出来，故在秦汉以后，直到现在，中国从未有过真正的“国学”和“国学大师”。这是中国历史的大悲哀。好在老子的民主思想与今天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合拍，无须再保密了。如此，继承老子的哲学和思想，及其“武学”文化，并辅之以孔子的“文学”和“教育”，这样，中国出现“经邦治国”、“经世致用”的真正的“国学”，就为期不远，有了盼头。

　　注释：

　　[1]：参见网页：http://column.bokee.com/159958.html

　　[2]：姚文俊，《破译“道德经”秘密的一把钥匙》，载于2005年“中评网”、“老子文化网”等

　　[3]、姚文俊、徐家明，《老子是中国武学及武术散打和文化的缔造者》，韦燕，《中国党政企干部优秀论文选》{卷四}，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2004

　　[4]：参见之一：姚文俊，《老子及其“道德经”开创了中国武学文化之先河》载于2006年“老子文化论坛”、“文化中国”等

　　参见之二：姚文俊，《“道德经”本质上是一部“兵书”》载于2006年人民网理论“网络论文”

　　[5]：姚文俊，《揭示老子武学文化之真缔》载于2006年《中华武术》

　　[6]：姚文俊，《为“武学”文化正名》，载于2005年第4期《文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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