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婧：边缘与困境中的女性——妇女贫困问题的社会与文化分析

　　关键词：广州妇女；
贫困；
特征；
原因；
脱贫途径

　　摘要：本文从社会与文化的视角，通过对广州市贫困妇女群体特征的描述和原因的分析，初步对减轻妇女贫困的途径做方向性探讨，以期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妇女的发展提供启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宏伟目标，在实现目标的实践过程里，帮助女性摆脱困境与边缘化，使之成为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参与者与推动者，已成为大多数决策者和发展研究者的共识。本文从社会与文化的视角，通过对广州市贫困妇女群体特征的描述和原因的分析，初步对减轻妇女贫困的途径做方向性探讨，以期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妇女的发展提供启示。

　　一、妇女贫困相关概念及理论方法的提出和延伸

　　早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已经发现了一个事实，即贫民中的大多数是妇女。因此，一些发展研究者提出了“反贫困方法”。这种方法将妇女的贫困作为出发点，世界银行和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些重点项目都反映了这一思想，低收入妇女被确定为特殊的目标群体。[1]（P162-163）

　　20世纪70年代后期，“贫困女性化”概念在美国提出，该研究发现贫困率增长最快的家庭结构是女户主家庭，由低收入或贫困的妇女和孩子组成。[2]（P36）这一概念将妇女的贫困问题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在学术界提出，开创了对妇女贫困问题的概念化和系统化探讨。

　　因此，20世纪六、七十年代，针对妇女贫困问题，学术界和发展研究机构提出了一系列消除妇女贫困的方法，如反贫困方法、平等和福利方法、效率方法等。其后，妇女贫困问题更引起女性学、发展研究、社会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的重视，也成为政府研究机构及妇联等社会群众团体较为关注的问题。学术界的研究多从女性主义、妇女与发展、社会性别的角度关注妇女贫困问题，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四个方面：对妇女贫困指标和内容的探讨、对妇女贫困测量标准的探讨、对妇女贫困操作化定义的探讨及对反贫困方法的探讨。

　　产生于80年代的“赋权”（empowerment ）理论在发展领域尤其是涉及到妇女时用得很普遍，这种理论强调转变性别歧视和社会不平等得以强化和永久化的结构和制度，以使贫困妇女能够获得和控制物质与信息资源。[3]

　　1995年，随着联合国第四次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妇女贫困问题被作为第一个特别关注的领域。会上形成的《行动纲领》对妇女贫困的世界性问题进行了一次详细、客观兼具理论性的探讨，其对现状的描述以及原因的分析都具有代表性。文中指出：当今世界上10亿多人生活在令人无法接受的贫穷状况下，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多数是在发展中国家。《行动纲领》认为“在转型期经济国家，妇女贫穷人数日增的现象最近也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这是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一个短期后果。除经济因素以外，造成妇女贫穷的原因还有僵硬的社会认定的性别角色，妇女获得权力、教育、培训和生产资源的机会有限以及其他导致家庭不稳定的诸因素。”

　　二、广州贫困妇女的群体分类及特征

　　自1992年以来，广州综合经济实力跃居全国十大城市第三位。[4]广州市第八次党代会确立了“加快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对广州的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最大限度地消除贫困，成为政府决策机构和相关团体、组织的重要任务之一。

　　（一）广州贫困妇女的群体分类①

　　1.单亲特困母亲：这一类别是妇女贫困研究成果中普遍提及的贫困妇女群体。如印度经济学家吉他·申指出：“在家庭中，无论依据何种标准，女户主家庭总是最贫困的”，[2]（P939）而一项调查显示，由贫困妇女单独承担的家庭正以每年10万的数目增加。[5]根据广州市妇联权益部2002年底的专项摸查，全市十区、两个县级市共有3709个单亲特困母亲需要资助。造成这些单亲母亲生活困难的原因有文化程度低、年龄偏大、育有多子女、从事职业收入低等等。

　　2.失业女职工：失业是在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必然出现的阶段性问题，其最直接的后果是导致失业者收入减少。据广州市妇联研究室的一项调查，2001年广州地区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总数为29万人，年末结存9.1万人，其中女性4.4万人，失业率为3.76%，对比2000年失业率3.15%有所上升。女性失业后失去了稳定的经济收入，生活水平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有98%的失业女性认为失业导致家庭生活水平下降，她们自认为家庭生活水平在“贫困线以下”的有39.1%.[6]

　　3.未实现再就业的农转居妇女：近年，为提高广州市城市化水平，政府通过撤镇建街的途径使许多农村人完成了向城市人的身份转变。失去土地的“农村人”面临着产业转移的问题，特别是农转居妇女由于受历史原因和现实条件的限制，其产业转移较男性更为困难。广州市妇联近期的专项调查发现，一方面，大部分农转居妇女不知自己能从事何种职业，一些妇女根本没有就业的想法；
另一方面，传统生活方式的影响使大多数妇女适应了农村悠闲的生活方式，对工厂、企业的纪律、制度等不适应，更主要的是，农转居妇女文化素质较低，技能较差，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优势。因此，目前广州农转居妇女中实现再就业的不足20%，大多数妇女赋闲在家，以股份分红为个人主要收入来源。加之现今股份分红较以前减少，因而，未实现再就业的农转居妇女就构成了广州贫困妇女的一部分。

　　4.利益受损的农村出嫁女：“出嫁女”权益问题是近年来广州市郊农村，特别是经济发展较快农村较为突出的问题。据统计，2000年至2002年底3年间，就“出嫁女”权益问题到广州市妇联集体上访有74宗1930人，占集体上访总宗数的66%和总人数的67%.而“出嫁女”反映权益被侵害的情况主要有：（1）不让承包口粮田、责任田；
（2）剥夺对宅基地、集资房的购买权利；
（3）不能参加征地补偿款的分配；
（4）取消股份分红的权利；
（5）不能享受村集体的医疗、小孩入学优惠等福利待遇。[7]这些“出嫁女”的生产资源和福利被侵害甚至剥夺，在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她们又难以找到一份哪怕是低收入的工作，生活陷入贫困。

　　（二）广州贫困妇女的同一性特征

　　以上对广州贫困妇女的分类，是以造成她们贫困的直接原因和社会身份为标准，仅是对贫困妇女概念的现象性描述。下面将从这些现象性描述中概括、抽象出不同贫困妇女群体的同一性特征。

　　1.经济上的窘迫性：经济上的窘迫是贫困妇女的根本属性，造成了贫困妇女在社会公认的物质生活指标体系中处于弱势。它集中表现在：经济收入上绝对或相对处于社会低层；
消费结构中绝大部分或全部的收入用于食品，恩格尔系数较高；
生活质量较低，使用廉价生活用品，文化、娱乐消费等缺乏；
甚至导致学龄儿童失学。

　　2.家庭中的从属性：尽管妇女在家庭中的从属性是一个跨越了历史和地域的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但对于贫困妇女群体而言，她们在家庭中更加依附于经济收入高于她们的男性（包括丈夫或者成年儿子）。这种从属性表现为：在家庭分工中妇女承担与维持或延续日常生活有关的家庭内部劳动；
在家庭重大活动的决策过程中缺乏话语权；
在价值观念和社会道德取向上遵从成年男性的意志；
甚至承受来自丈夫的暴力。

　　3.社会生活中的低层次性：贫困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低层次性是她们在家庭中从属性的自然延伸和必然渗透。这种低层次性表现为：社会权利和言论的不被重视；
社会、文化舆论对贫困妇女的蔑视；
人际交往对象的低层次性以及自我价值实现困难重重。

　　4.承受力的脆弱性：经济上的窘迫性、家庭中的从属性和社会生活中的低层次性必然不同程度地摧毁了贫困妇女作为群体的心理自卫防线。根据联合国卫生组织关于心理健康的定义，贫困妇女在群体意义上自我承受能力的脆弱性至少表现为：自我控制能力的低下；
理智和正确地对待外界影响的能力较差；
保持内心平衡和满足状态的能力较差。

　　三、造成妇女贫困的原因分析

　　作为长期处于社会文化边缘的特殊性别，传统思想观念对女性“性别”的文化塑造是造成女性贫困的根源，而现代社会中女性占有发展资源和机会的缺乏以及社会分工中男女两性的不平等是造成妇女贫困的直接原因。

　　1.传统思想观念对女性“性别”角色的文化塑造使女性与男性相比处于弱者地位

　　按照文化人类学人格学派的研究，男女不同的性别特征和行为方式是由社会文化铸造的，而非生来如此。其代表人物玛格丽特·米德在研究了三个原始部落男、女性的性格特征和气质后得出结论：“文化总是煞费苦心、千方百计地在错综复杂的条件下，使一个新生婴儿按既定的文化形象成长。”[8]（P307）

　　在中国封建社会，一直采取弱化女性性别的文化取向，“男尊女卑”的观念成为人伦道德体系中的规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女性“性”格被建构为：繁衍后代为本分，温良恭淑谦为待人处事之道，孝父事夫为有德，擅长女红和厨艺为有才。这种对女性“性”格的建构使女性的个人价值因男性的存在而存在，一旦失去男性的保护，女性极易陷入困境中。

　　广州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但在男女两性的“性别”定位中却受传统思想观念影响较深，“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仍较流行，女性持家、男性养家的家庭模式仍占一定比例。这种家庭模式较多存在于农村家庭以及经济实力雄厚的家庭中。这种家庭模式中的妇女缺乏经济主动权，一旦失去男性的袒护，她们极易成为精神及生活贫困的妇女之一。

　　2.现代社会中女性占有资源和机会的缺乏，使女性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不利地位

　　许多女性学研究者和发展研究者将女性视为“无权”的群体，“作为社会性别实践的男人对政治、经济及社会资源的控制，形成男人对权利分配的控制”。[3]中国妇女在权益上的缺乏集中体现在资源和机会上，如物质资源、受教育培训机会、就业机会、社会参与机会等。2001年《广州妇女发展规划终期监测评估报告》里关于妇女发展状况的一些数据为：（1）就业方面，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中，女性占了六成左右，一些年龄偏大、文化素质较低的失业女性再就业问题尤其突出。（2）参政方面，2000年市级女人大代表、女政协委员所占比重分别为30.8%、21.6%；
市级国家机关女负责人47人，所占比重为11.1%.（3）接受教育方面，2000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生比重为39.9%，高中阶段在校生中女生比重为46.8%.（4）接受培训方面，2000年全市共有妇女培训和活动场所7个。这些数字表示，女性在现实社会中无法与男性一样控制社会资源和占有发展机会。除此之外，妇女在生产资源、地方性福利等方面也难以与男子平等，如前面提到过的农村出嫁女，她们被剥夺了口粮田、责任田、宅基地的所有权，也失去了村股份分红的享有权。一些落后地区的妇女往往得不到正规教育，只能“依靠宝贵的口授与实践传统，……，然而，这套传统知识和技能是在特定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框架内发展起来的。这样的知识和实践通常充满了禁忌、迷信及对妇女的偏见。”[9]

　　发展资源和机会的缺乏，使女性的真正发展缺少外部动力，当社会各个领域都普遍存在以性别为基础的资源分配不均时，女性便失去了在各领域同男性一决高低的可能性。

　　3.社会分工中的性别隔离直接影响到女性的经济收入

　　社会分工中的性别隔离表现在三个方面：（1）横向隔离，即男女在某一职业中的构成比例与其在全部劳动力人口中的比例不一致；
（2）纵向隔离，即在几乎所有职业中，具有较高的技术、责任、地位和收入的职业上，存在着女性所占比例相对于男性不断下降的趋势；
（3）工资的性别差异，根据《1998年人类发展报告》，我国女性的收入份额为38.1%，男性为61.9%.[10]

　　社会分工的性别隔离同样反映在广州的实际中。比如在农村，由于大部分村民已经随着撤镇建街完成了向居民的身份转变，失去土地的农村妇女，或者赋闲在家，或者从事收入低、没地位的家政服务业，或者管理自家的出租屋。而在同一行业中，女性仍然处于弱势地位。一个普遍的现实是，企业中的高层绝大多数为男性，而党政机关中担任要职的领导也多为男性，女性干部的配备要以指标形式明确写入政策中方能保证。这种政策保护下的达标一方面表现了国家决策者对女性参政的重视，一方面却暗示了女性参政情况的不尽人意。男女两性的工资收入情况也存在差异，特别是在公司企业中，女性即使与男性从事同样的工作或担任相同的职务，工资水平也难以平等，因为传统的成本效益分析法大都表现了对男性生产价值的偏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女性的生产价值素来被视为是辅助性的。

　　四、引导贫困妇女脱贫途径的方向性探讨

　　扶贫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工作，帮助贫困妇女这一特殊群体脱贫更是遇到来自历史经验、思想观念、经济结构、文化认同、社会习惯等多方面的阻力，短期行为较难奏效。因此，本文只针对贫困妇女现状及产生的原因，对引导贫困妇女脱贫做一方向性探讨。

　　伊娃·米勒认为，人们获得了足够的生活必需品（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和不同文化中“必需品”的定义是不同的）即摆脱了贫困，获得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劳动所得，或是以工资的形式，或以实物的形式；
二是通过“支援结构”，支援结构可以是私人的（家族内部或朋友之间的经济帮助以及其他的互助形式），也可以是公众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11]（P81）

　　伊娃·米勒关于脱贫的两种途径可以说是实践中较多涉及和运用的方法。广州官方及妇联等群众组织在帮助贫困妇女脱贫的实践中也采用了创造就业机会、民政扶持、社会援助等途径。笔者认为，通过民政扶持、社会援助等形式为贫困妇女提供帮助是一种“输血式扶贫”，它带来的效果是有时间性和局限性的。要从根本上解决妇女的贫困问题，应是采取“造血式扶贫”的方式，即让妇女在自我的发展中增进摆脱贫困的能力，把妇女作为社会发展的参与者、实践者而不是单纯的受益者。本文所要讨论的脱贫途径不包括社会救助这一部分。

　　1.女性要转变“自我边缘化”的观念，树立自我发展意识。中国传统的性别观念具有几千年存在和延续的根基，它不但滋长了男性对社会的控制欲，也使女性甘愿作为男性的附庸在社会的边缘平凡地生存。许多女性将成为“贤妻良母”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将希望寄托在丈夫身上。女性的“自我边缘化”是女性发展进程中的最大障碍。因此，引导女性首先抛弃传统的性别观念是建立平等的两性地位，乃至使妇女摆脱贫困的关键。

　　2.政府要将女性的发展纳入社会发展的规划中，以保障女性对资源的掌握和利用。这涉及到在制定政策时充分征询女性的意见，让女性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策划、管理、评审与考核中。特别是在就业中，努力消除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歧视，让女性与男性拥有平等的资源享有权和发展空间。

　　3.妇联等群众组织要积极配合政府，引导女性充分参与到社会经济发展中。女性必须使自己成为财富的创造者才能从根本上摆脱精神和物质上的贫困。事实证明，经济独立的女性拥有更独立的人格和个人发展空间。妇联作为最直接为女性提供帮助的组织，要从引导、帮助女性靠自己的头脑和智慧创造财富上下工夫，包括为有能力创业的女性提供政策咨询、联系技术指导等支持；
鼓励农转居妇女积极就业，为她们组织有针对性、实用性的技能培训等；
创办妇女就业的中介机构，为失业女性提供技能培训、岗位信息等，帮助她们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妇女贫困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社会现实，它有其孕育、生长乃至蔓延的土壤，但依靠政府运作、社会支持、学界努力，特别是女性精神的独立自主，妇女一定可以走出传统思维的桎梏，摆脱生存困境与文化边缘化的境迂。

　　作者简介：王婧（1976-），女，法学硕士，广州市妇联研究室干部。

　　Women in the Borderline and Predicament

　　——A Socio-Cultural Analysis of Women‘s Poverty

　　WANG Jing

　　（Guangzhou City Women‘s Federation，Guangzhou 510600，Guangdong Province，China ）

　　Key words ：Guangzhou‘s women ；
poverty；
characteristics；
causes ；
channelto poverty reduction

　　Abstract：Through the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and an analysis of the groupcharacteristics of Guangzhou‘s women and the causes of their poverty ，this papertries to probe the ways of alleviating women’s poverty ，so as to provide keysto realizing women‘s real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the struggle for buildinga well-off society across the board.

　　[参考文献]

　　[1]刘霓。西方女性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瓦伦丁·M ·莫格哈登著，马元曦译。贫困女性化？——有关概念和趋势的笔记[A].社会性别与发展译文集[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3]斯里莱瑟·巴特里沃拉著，胡玉坤译。赋予妇女权益——来自行动的新概念[J].妇女研究论丛，1998，（1）。

　　[4]王永平编。广州概况与近期发展（广州市政府组织编写的资料性读物）[Z].2002.

　　[5]李慧英。面向21世纪的妇女发展战略（上）[J].国际社会与经济，1996，（7）。

　　[6]广州市妇联课题组。广州市失业女性再就业对策研究[Z].

　　[7]广州市妇联权益部。广州市郊农村“出嫁女”权益保护问题的思考[Z].

　　[8]玛格丽特·米德著，宋践等译。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9]转引自杜洁。女性主义与社会性别分析——社会性别理论在发展中的运用[J].妇女研究，2000，（3）。

　　[10]刘德中，牛变秀。中国的职业性别隔离与女性就业[J].妇女研究论丛，2000，（4）。

　　[11]伊娃·米勒著，苏红军译。测量发展中国家妇女贫困问题[A].引自马元曦主编。社会性别与发展译文集[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来源：原载《妇女研究论丛》2003，（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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