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受难者老舍

　　老舍，作家，本名舒舍予，老舍是其笔名，1899年生，任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66年8月23日，老舍和其他28人被红卫兵押到北京文庙“斗争”：跪在焚烧京戏服装和道具的火堆前被毒打三小时。8月24日夜，老舍在北京西城太平湖投水自杀。不准留下他的骨灰。

　　老舍是个作家。但是他的自杀却难以和历史上任何作家的自杀类比。

　　老舍遭到中学生红卫兵“斗争”和毒打以后，还面临将要来到的更多的暴力折磨，他在这种境况下投湖自杀；
身为作家，他死前却未留一字遗书；
他的尸体被火化后，当局不准留下骨灰。另外，他所遭到的迫害和死亡不是孤立的个案。

同一时期，北京有数千人被“斗争”而死－－实际是在“斗争”过程中被打死，还有一大批人象老舍一样在被“斗争”、殴打和侮辱后自杀。

　　要理解老舍之死，也需要了解：这种暴力性“斗争”是怎么运作的？怎么会在1966年夏天如此普遍地进行？这种有领导的通过“群众”之手来进行的暴力迫害和杀戮的方式是怎么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老舍在1966年8月23日被拖去“斗争”的时候，和他一起被毒打被侮辱的还有28个人。这28人人之一是老作家肖军，在《肖军纪念集》中，列出了其他被斗者的名字，他们是：肖军，骆宾基，荀慧生，白云生，侯喜瑞，顾森柏，方华，郝成，陈天戈，王诚可，赵鼎新，张孟庚，曾伯融，苏辛群，季明，张国础、商白苇、金紫光，王松生，张增年，宋海波，张治，张季纯，端木蕻良、田兰、江风。（《肖军纪念集》，800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其中还缺两个名字，有待补正。这些人都是北京市文化局和“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作家、艺术家和干部。荀慧生是著名京剧演员。肖军、骆宾基和端木蕻良是老作家。赵鼎新是文化局长。

　　这29个人被红卫兵“斗争”，首先是因为早在1966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写了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在这样的理论下，各文艺单位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绝大多数作家和文艺界领导干部就成为“黑线人物”。对这些人的清除，是对一个群体的清除。军队代表被派往各文艺单位，领导那里的文革运动。

　　在当时的体制下，“作家协会”有一批领固定薪金的“专业作家”。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被批判斗争。在北京作家协会，会长老舍“靠边站”了，新成立的“文革委员会”的负责人，除了军代表，还有作家浩然。他的关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在文革中成为“突出阶级斗争”和“塑造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样板之作。尽管老舍也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但是老舍的作品和浩然的作品也确实有相当的不同。文革批判打击了一大批作家，但并不是每个作家都受到同等惩罚。奖谁罚谁的差别，明确显示了文革在文学领域的取向。

　　在1980年，笔者曾经与象老舍一样遭到毒打的老作家肖军先生两次谈话，听他回忆当时发生的事情。

　　在红卫兵运动掀起之前，一批文艺工作者，就在本单位被“揪”出来了，也在本单位里的会议上被批判。肖军就曾经在大会被喝令站起来。与8月之后不同的是那时他们只被咒骂和当众罚站等等，没有被毒打。

　　后来他们遭遇的残酷的暴力性攻击，和红卫兵运动的兴起直接相关。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红卫兵。随着红卫兵在各校普遍建立，殴打老师以及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也迅速蔓延。8月5日，北京发生了第一例教育工作者被红卫兵学生打死的事件。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并且对给他献袖章的红卫兵说了“要武嘛”。8月18日大会之后，红卫兵暴力大规模升级。一批教育工作者在学校中被活活打死，而且，红卫兵进入机关和居民住宅，捣毁书籍文物，并且殴打虐待甚至打死和平居民。红卫兵的行为得到了最高当局的热烈支持。这就是为什么在1966年8月23日，北京大学和北京第八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学生可以闯到文化局和文联机关，对那里的“牛鬼蛇神”动手施暴。几个女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劈面抽打肖军，给他挂上了“反动文人肖军”“反革命份子肖军”等几块大黑牌子，还在他的名字上画了红色的大叉子，并且把他的头发剪掉。

　　8月23日下午三点，在烈日下，这29人被一个一个叫出来，每叫出来一个，就套上一块写着他们的名字和罪名的牌子，排成一排站在院子里。四点钟，这29人被装上两辆大卡车，从他们的机关被运到东城区国子监“文庙”的院子里。那里曾是皇帝时代的最高学术和教育机构，后来成为首都图书馆。红卫兵在院子里架起了一个大火堆，焚烧戏剧服装和书籍等等，烈焰熊熊。口号声震天响：“打倒反革命黑帮！”“打倒反党份子XXX！”“X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

　　这29人被强迫在火堆前围成一个圈子，跪下来，头顶地。站在他们身后的有数百名红卫兵。有的红卫兵拿来了舞台道具木刀、长枪和金瓜锤，对他们劈头盖脸地乱打。有的红卫兵解下腰间的军用铜头皮带，狠狠地抽打他们。当时正值盛夏，人们身穿单衣。铜头皮带打下去，一下一块血渍，打得衣服的布丝都深深嵌进肉里。这29人后有红卫兵，前有大火堆，无处躲闪。

　　肖军说，当他跪在烧书的火堆前，被身后的红卫兵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毒打的时候，心中真是愤怒至极。肖军年轻的时候进过军事学校，练过武功。他心里想，如果他动手反抗，凭他的功夫，可以打倒十几个人。但是，他看到老舍先生就跪在旁边，脸色煞白，额头有血流下来。他想，如果他反抗，寡不敌众，他最后会被打死，其他28个“牛鬼蛇神”，包括老舍先生，一定会跟他一道统统被打死在现场。他不应该连累别人。他压下去反抗的冲动，忍受了三个多小时的毒打和折磨。

　　在这三个多小时里，没有人出来制止暴行，也没有人打电话报告市里和中央的领导请他们来制止暴行。因为当时在场的人都知道，类似的事情正在整个北京城里轰轰烈烈地发生，而这一切都是文革的领导人正在热烈支持的，不可能有上级或者警察来制止这场殴打。

　　在“文庙”被毒打过之后，这29人被拖上卡车回到文化局机关。肖军被禁闭在传达室隔壁的一间小房子里罚站，不给水喝，不给饭吃。他昏倒在地。他的儿子和女儿不见他回家，到机关来找他，也遭到殴打。肖军在机关里被关了一个多月，9月底才获准许回家。他的儿子肖鸣被毒打后失去知觉。厂里的人以为他死了，把他装上车送火葬场。他在途中苏醒过来，才没有被烧掉。

　　肖军曾经讲到他的一些看法：他说他家中当时上有老，下有小，有11口人需要他负担。他从1940年代起就多次受到“批判”。他的工资是每月110元钱。家里难得包一顿饺子，只能买五毛钱猪肉加在白菜馅儿里。如果他死了，他家人怎么活下去？无论如何，他得忍辱负重活下去。他认为老舍和他不太一样，一直比较“顺”，前几次“政治运动”都没有遭害，保持了优越的社会地位，所以可能在心理上对承受这样残酷的对待较少准备。另外，老舍不但年纪已老，而且腿有残疾，走路吃力。在当时的情况下，体力强壮与否，也与能否继续承受红卫兵的暴力折磨有一定关系。

　　在“文庙”毒打之后，老舍被带回到机关，继续遭打。当时在场的作家杨沫，在三个月后的日记中追记8月23日的情景道：“在文联楼门前的台阶上，有几个女学生紧围他，询问他，不时还用皮带抽打两下。我们都被迫围绕在这个会场边。当时，我不敢走开，站在旁边，心如火燎。我们中的一位作家还当场站出来，义愤填膺地批判老舍拿了美金。” （《杨沫日记》下册，第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

　　那晚，老舍后来又被送到公安局，半夜才获准回家，并被命令第二日仍去机关接受“批斗”。第二天早上，他离开家后，却未去机关。因为他未在机关中出现，有红卫兵拎着铜头皮带到他家中找寻。第三天，8月25日早晨，在西城区太平湖上发现了老舍的尸体。

　　文革后，1978年6月给老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的时候，报道文章里说，他的骨灰盒里装着他的钢笔和眼镜。文章没有直接说老舍的骨灰盒子并没有他的骨灰。那时候的这类文章虽然给文革的受难者平反，但是说及文革中的一些可怕的事情时，尽量模糊委婉。

　　1994年，笔者曾经有机会和老舍的儿子舒乙见面，向他询问为什么老舍的骨灰盒子里只有他的钢笔和眼镜。舒乙说，老舍的骨灰当时没有留下来，因为火葬场不让留骨灰。老舍去世的时候，舒乙31岁，他拿着北京市文联开出的一封“我会舒舍予（老舍本名－－笔者注）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的公文介绍信，到火葬场操办了老舍的火葬手续等等。是两个年轻的妇女办的手续。其中一个是梳小辫儿的姑娘，她说，上面有规定，这样的情况不能留骨灰。

　　笔者询问是一个什么样的“上面的规定”，是哪个权力机关发的文件。舒乙回答不知道，只记得是那个梳小辫儿的姑娘说的。在舒乙发表的关于老舍的多篇文章里，没有提及有这样一个“规定”，也没有说火葬场工作人员告诉他有如此规定而不准留老舍骨灰。

　　由于不能获准查阅文革档案，笔者不能确定这是一个写成书面文字的“规定”，还是一个来自文革高层领导的口头命令。但是确实，在1966年8月下旬被打死和被打后自杀的人们，都没有能留下骨灰。当时北京的红卫兵中流传着一句话，“打死个人，不就是28块钱的事儿吗？”被打死者的家属被要求付28元火葬费，但是不能要求保留骨灰。比如，从笔者的调查知道，1966年8月27日被北大附中红卫兵打死的中关村中科院气体厂工人陈彦荣，1966年9月8日被打死的北京第25中学教师陈沅芷，他们的家属交了28元钱，但是没能得到死者的骨灰。事情作得如此一致，这里面一定是有某个“上面的规定”在起控制作用，才可能如此。希望有读者会提供关于这样一个“规定”的寻找线索。

　　另外，舒乙告诉笔者，那个火葬场的梳小辫儿的姑娘还告诉他，象老舍这么高地位的干部，被这么处理－－指丢弃骨灰，还是第一个。老舍当时除了在文联和作家协会身任高职，还在“政协”任高职。舒乙在《父亲的最后两天》文章(见《老舍之死》一书，第62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87）中也提到这一点。老舍在被“斗争”以前有小汽车和司机接送他上下班，显然也说明他的地位和级别都很高。所以，老舍的情况和上面说到的工人陈彦荣以及中学教员陈沅芷的情况，有所不同。作为一个级别高的干部受到丢弃骨灰的对待，应该是由高层决定和指示的，如果没有一个写成文的规定的话。

　　有一种解释说，不准保留骨灰不仅仅是为了进一步打击死者，也是因为技术上不许可。当时北京大批人被打死以及被打后自杀。在8月18日后，死人数一天比一天上升。根据一份“内部”的统计资料，在老舍被送往火葬场的8月25日，北京有86人被红卫兵打死。第二天，8月26日，被打死的人的数字比前一天增加了百分之五十，高达125人。以后仍然逐日增加。此外，还有一批人象老舍一样，在被打被侮辱后自杀。这样，8月下旬每日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大大超过了北京的正常死亡人数。大量被打死的人和被打后自杀的人的尸体成批送往火葬场，尸体上既没有标明姓名也没有作过血迹清洗。火葬场的停尸房爆满。焚尸炉超负荷工作。也就是说，大规模的暴力迫害和杀戮造成了分别焚烧尸体和保管骨灰的困难。

　　但是技术性困难显然不可能是主要的原因。对这些被害死的人们的高度蔑视以及进一步迫害他们的恶意，才会有这种不准留骨灰的规定及其实施。在文革当局的逻辑中，他们的生命都可以被用残酷的方式剥夺，对他们的遗体当然也要穷追猛打。在普通人这一边，对他们的被虐死都只有容忍接受了，也没有可能再关心他们的尸体处置。但是要知道，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残酷。在古代，对判处死刑的犯人，也还容许家属收尸筑坟。文革当局的无限权威却一直延伸进了火葬场。文革对个人的迫害一直继续到死后的骨灰。

　　老舍投湖，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在肉体上不容他。他已经在前一天遭到了残酷的暴力性的所谓“斗争”；
这一天他如果从湖边转去机关，他显然会在那里又遭到毒打，整个北京城的打人风，那时正方兴未艾；
他面临的将是漫长的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虐待和侮辱；
甚至在老舍死后，当局连他的骨灰都不准存放。－－在老舍之前自杀的人，已经遭受了这样不准留骨灰的待遇。老舍投湖，而且没有写下任何遗言。他无声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自杀前，他为什么没有写下遗书呢？难道他死得心甘情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或者自惭形秽，故而不置一词，黯然离世？这显然不可能。他一生写作，笔头很勤，是个多产作家。书写文字，表达想法，是他的职业。在他生前，大概是日日动笔的。他在8月24日早晨离开家的时候，身上带有笔和纸。有人看到他投湖以前在湖边坐了一整天。也就是说，他是有时间也有纸笔可能写下遗书再自杀的。他更不是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失望、愤怒或者抗议的人。但是在自杀前，却没有写一个字。那是因为在精神上，他也觉得已经完全走投无路了吗？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一个人能作的最为惨烈的事情。使用文字对作家老舍却是一件驾轻就熟的事情。老舍不写遗书而死，在1966年恐怖的8月中，用文字表达自己的看法变成比较于死亡更为不易之事。

　　文革结束后，老舍得到平反，而且得到当局的高度礼遇。他的朋友和家人，发表了一批回忆和纪念他的文章。但是他们都没有写到他在1966年8月23日被“斗争”被毒打之后和自杀之前，他对他身受的暴行作了任何评说，也没有写到他对自己在8月23日之前受到的批判的反应，也没有写到他对于在他之前身受迫害而自杀的相识者与同行的死的评论。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两方面的：老舍没有说过适合于发表的话，或者写纪念文章的人没有认为应该写出他生前的真实看法。

　　巴金是老舍的老朋友。他在《怀念老舍同志》一文中说，1966年7月10日， 他在人民大会堂见到老舍。这个时候，北京的历史学家和作家吴晗等人已经在报纸上遭到猛烈攻击，吴晗已经被涌入他家中的学生侮辱和殴打。这个时候，北京的学生已经一个多月不上课，在校园里开会“斗争”一大批教育工作者。当时人民大会堂是不准许普通人参观的，所以能进入大会堂就是一种身份和政治地位的表现。巴金写道：“我到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一个多月，没有停到人提老舍的名字，我猜想他可能出了什么事，很替他担心，现在坐在他的身旁，听他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真是万分高兴。”（该文收于巴金《探索集》中，见《巴金全集》，第16卷，15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老舍的儿子舒乙在《父亲的最后两天》中说，老舍在1966年8月23日被“斗争”以后，深夜回到家中，告诉他的妻子说：“人民是理解我的！党和毛主席是理解我的！总理（指周恩来）是最了解我的。” （该文见《老舍之死》一书，第61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87）

　　按照巴金和舒乙的描述来推理，在1966年7月和8月，眼看着文革对一大批人的严重的迫害，眼看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热情支持红卫兵（老舍被打发生在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并戴上红卫兵袖章五天之后），眼看着他人和自己受到暴力摧残（在老舍被打和自杀之前，已经有一大批人被打甚至被打死），老舍非常看重的就仅仅是“我没有问题”，以及希冀着毛泽东周恩来对他的“理解”吗？他的全部焦虑就限于此？有没有别的？当作家的身体遭到残暴对待的时候，他的精神的关注也已经被文革的巨轮碾压榨干而只剩下他自己“有没有问题”和最高权力者对他的态度？他已经完全接受了文革的这一整套做法和想法，只能在文革的框架里面为自己撇清？他有没有别的关怀和思考？

　　老舍得到平反后，出版了《老舍写作生涯》一书（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该书“内容简介”说：“本书是老舍先生的一部自述文集，收录的都是作家写自己生活和创作的文章。”“本书既可以当作老舍先生的自传来读，又是研究老舍的可贵资料。”这本书中有老舍写的一篇题为《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的文章，原来发表在1951年10月1日的《人民文学》上。主要部分摘录如下(见该书247－249页)：

　　在过去的一年里，社会上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有使我兴奋与欢呼的事情发生；
我说哪一件好呢？

　　最后，我下了决心；
不能老拿不定主意啊！就说前天在天坛举行的控诉恶霸的大会吧。

　　会场是在天坛的柏林里。我到得相当早，可是林下已经坐满了人。

　　开会了。台上宣布开会宗旨和恶霸们的罪状。台下，在适当的时机，一组跟着一组，前后左右，喊出“打倒恶霸”与“拥护人民政府”的口号；
而后全体齐喊，声音象一片海潮。人民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力量，这力量足以使恶人颤抖。

　　恶霸们到了台上。台下多少拳头，多少手指，都伸出去，象多少把刺刀，对着仇敌。恶霸们，满脸横肉的恶霸们，不敢抬起头来。他们跪下了。恶霸们的“朝代”过去了，人民当了家。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的上台去控诉。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台下许多人喊“打”。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的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呢？！”警士拦住去打恶霸的人，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

　　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
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

　　这不仅是控诉了几个恶霸，而是给大家上了一堂课。这告诉了曾经受过恶霸们欺负的人们：放胆干吧，检举恶霸，控诉恶霸，不要在怕他们！有毛主席给我们作主，我们还怕什么呢？检举了恶霸们，不单是为个人报仇，也是为社会除害啊。这告诉了我，和我一样文文雅雅的人们：坚强起来，把温情与文雅丢开，丢得远远的；
伸出拳头，瞪起眼睛，和人民大众站在一齐，面对着恶霸，斗争恶霸！恶霸们并不是三头六臂的，而是站在我们面前跪着，颤抖着的家伙们。恶霸们不仅欺负了某几个人，与我们无关；
他们是整个社会的仇敌！

　　一个卖油饼的敦厚老师的老人控诉恶霸怎样白吃了他的油饼，白吃了三十年！

　　……

　　读上面老舍的这篇文章，不能不感到震惊。

　　首先，他描写的这个“控诉大会”，这种“斗争”方式，活脱脱就是15以后老舍自己身受的那一场文庙“斗争会”的翻版。两个会有同一个模式：都是群众大会，都是先已经定好了被斗者的罪名；
开会后，喊口号煽动情绪；
所谓“揭发控诉”，都不准被斗者说明和辩护，不用法律的标准来衡量，只是煽起仇恨，然后，到高潮点，与会者高喊“该打该打”，对被斗者使用暴力。

　　老舍写的这个斗争会，不但和他所自己遭受的那个斗争会模式一致，甚至连细节都相仿。在老舍描写的斗争会里，老舍写出的唯一的被斗者的具体罪行就是“白吃油饼三十年”。这样历时漫长的一个故事，应该到法庭上去仔细说明，才能决定是什么性质的罪行。但是在“斗争会”的气氛中，只听单方面的话，不问细节，不讲法律准则，一片喊打之声之后就实施暴力攻击，老舍还觉得理所应当，并无不安。在老舍被“斗”的故事里，则是“斗”他的人说他“拿了美金”。这该是指他1946年接受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访问美国，这种访问是邀请方面提供旅行花销的。老舍曾经发表过他在美国写的关于他的旅行的文章。这一访问不是秘密，也完全可以说清楚这是什么性质的旅行。但是，在杨沫所描写的围成一圈展开的“斗争”过程中，就足以使他再遭红卫兵的皮带毒打。而且，在1966年，因为他是北京作家协会的主席，他也确实被攻击为“文坛恶霸”。

　　老舍是作家，在这篇文章里，他把自己从“文文雅雅”变成高声喊“打”的过程一步一步写了出来，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种斗争会的心理机制。他所经历的，可能就是15年后毒打他的一些中学生红卫兵所经历的。从他的自述中，我们看得到人的从众心理怎么被利用，人的仇恨怎么被煽动起来，人的暴力行动怎么被合理化。这套方式相当有效，显然也是文革中的“批斗会”还是用相同的模式组织进行的原因。

　　当然，最让人难过的是，1951年老舍描写这种“斗争会”的时候，他热情满怀，不加思考。他为这样的新的生活形式叫好。这种新形式是新的社会制度的重要结构部件之一。这种“斗争会”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后来都一步一步发展，到了文革时代，更加深入和广泛。文革十年，几乎每一个人不是“斗争”过别人，就是被别人“斗争”过。这种“斗争会”违反法律程序，激发人的非理性，鼓励暴力虐待，是一种对人的迫害。这种形式的发明是一种可怕的发明。不能说文革中出现的千千万万个“斗争会”中有老舍的责任，归根到底，他是受害者。但是，他曾经参与接受、确认和颂扬这一最终害死了他的机制。

　　读了老舍的这篇文章之后，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笔者倒宁愿设想，老舍投湖前一整天在湖边思想的，不只是最高权力者对他理解与否或者他自己“有问题”与否，而还有别的一些焦虑，比如，为他在15年前写的一篇赞美那种“斗争”方式的一篇短文感到的自责。15年来，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这类“斗争会”，从“斗争”他不认识的人，到“斗争”他的同事和熟人，最后，“斗争”到他自己身上，而且，这一次的“斗争”比从前的更为残暴，逼他选择了死而不是继续被“斗争”下去。在他投湖之前，他应该对这种反法律反人道的逼死了他的“斗争会”有所思考和分析，或许也感到了惭愧，毕竟他不可能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只会在“斗争会”上跟着主持人喊“该打该打”的人，他不该完全失去了理智、良心和道德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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