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曼斯菲尔德：言论自由的代价

　　（吴万伟 译）

　　敏感性已经降临在我们社会，没有哪个地方比大学更安全。

　　要想知道发生的事情，想一下这个小小的事实。半个世纪以前，一个自由思想的哈佛心理学家高尔顿•奥尔波特（Gordon W. Allport）出版了一本书《偏见的本质》（Nature of Prejudice），开始对成见的社会学研究。虽然讨厌成见，他还是承认成见中有部分真理存在。比如，他说，犹太人的酒鬼比爱尔兰酒鬼少。

　　这样的言论除了私下里对信任的朋友说说以外，在当今的大学是不能讲的。如果你说了，你将面临名誉受损的危险。虽然犹太人和爱尔兰人不是受保护的群体，但是这么直言不讳的议论他们的弱点将暴露出你对受保护的群体的态度上让人担心的轻率。

　　敏感性是亚里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担心的民主社会中软专制主义的当今的版本。最糟糕的形式在大学殿堂里出现并不会让他感到惊讶。从1987年到1992年有大约300所的美国大学推行了敏感性的运动通过半法律化的语言规范严禁出现冒犯别人的言论。这些规范刺激了大学校园里个别自由言论的英雄的怒火，更重要的是，促使他们鼓动反对这个规范，反对学校当局企图推行这个规范。

　　其中一个英雄是威斯康星大学唐纳德•丹斯（Donald Downs）。他写了自己成功的政变，并描写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相对胜利和在伯克利分校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失败。在描述这些活动的同时发表了对事件的思考，关于传统的言论自由的自由派观点。丹斯起先是言论规范的支持者，当他看到言论自由的实际操作后，思想发生了改变。许多自由主义者在一些关键场合放弃立场以换取所谓敏感性，读者有机会判断言论自由立场的优缺点。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丹斯说，言论自由的威胁来自右派，来自大学外部。但是在60年代后期，它们开始来自左派，来自大学内部。在那个时候，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提出所谓“强制性宽容”（repressive tolerance）概念，来攻击自由派的言论自由观点---声称在假装容忍言论自由，自由派实际上在压制言论自由。这就是为什么自由派对激进派如马尔库塞皱眉头的原因。真正的异议会全盘挑战自由主义。实际上，唯一真正的异议是在挑战自由主义。顺从者的言论为自由主义辩护是没有价值的，实际上，一点意义都没有完全可以安全地压制。其实出于安全理由它被压制，但在提出要求时，安全已经转变为道德。道德要求压制自由主义。丹斯称这为“进步性的审查”，它对大学自由的破坏性和传统的来自右派的审查一样大。

　　因此，“强制性宽容”有强大的力量。到了８０年代后期，马尔库塞的思想渗透到自由派头脑中让其中的许多人转变成了后现代主义者，其中一个特点就是敏感性的软治疗学概念。不是压制自由主义，而是让它具有敏感性。在６０年代后期到８０年代后期女权主义出现，以敏感性这个和平的，女人味的方式战胜了自由主义。

　　丹斯的第一个案例发生在哥伦比亚大学。那里２０００年通过一个“性侵害政策”以平息女权主义者的抗议。在哥伦比亚大学医院接受治疗的强奸案受害者比在大学的司法机构中判定的强奸犯多得多。哥大的解决办法是方便指控者，为难被指控者。这个政策和行为相关，不是一个公开承认的语言规范。

　　在６０年代后期自由言论行动的老家伯克利分校，“进步的社会审查”开始实行以对付赞助性行动（在１９９６年在加州被２０９提案取缔）的反对者。在学生报纸上的漫画引起的一连串的事件，法学院的招生问题，对来访的演讲者的抗议等造成了一种威胁恐吓的气氛，即使它不是以言论规范的形式正式规定下来。

　　在两所大学，威胁和恐吓都是针对保守派的。正如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说“你不能成为保守派，如果你是，你马上就声名狼藉。”保守派并没有完全沉默下来，但是如果他们说话就要付出代价。

　　在宾州大学，１９８７年通过了由校长谢尔登•哈克尼（Sheldon Hackney）发起的反骚扰法案，据说是涉及行为的而不是言论的。但是骚扰包括侮辱性的言论，正如宾州大学学生埃登•雅波威慈（Eden Jacobowitz）发现的。在１９９３年著名的事件中，他对着一群打扰他学习的女生联谊会黑人学生高喊“水牛”，后来被学校当局训诫惩罚。保守派的宾大历史学家阿兰•克斯（Alan Kors）接手埃登的案子经过许多的艰苦努力，使他无罪释放，废除这个规范，取得胜利。

　　在关于威斯康星大学的一章里，丹斯讲述了他自己奋斗的故事。在１９８９年，校长唐娜•沙拉拉（Donna Shalala）（像哈克尼一样，后来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职务）确立了师生言论规范，明确惩罚有辱别人的话语，后来称为“仇恨言论（hate speech）”。学生规范两年后被放弃了，但是老师的言论规范仍然存在直到丹斯在２００１年组织自由主义第一修正案在员工大会上废除为止。他的书讲了让人痛苦的故事描述了几个像他自己和克斯 (还有杜克大学的威廉•范•阿斯体恩（William Van Alstyne）, 《乡村之声》杂志（the Village Voice）的Nat Hentoff, 《华尔街杂志》的Dorothy Rabinowitz,和民权律师Harvey Silverglate等英雄，和几个像哈克尼和沙拉拉这样的坏蛋，以及他们的政治正确管理者和许多感到困惑的，受到威胁的自由派教授。

　　丹斯结尾是乐观的话，劝说别人从他和他的朋友们争取来的东西中吸取教训。人们可以想象哈佛今年春天发生的最近的一幕给他的惊恐和绝望，当进步的社会审查被哈佛教授强行在校长萨默斯 （Lawrence Summers）身上。不仅萨默斯的言论为什么更多的妇女不进入科学领域在内容上被拒绝，而且他选择的话题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都被认为是欠考虑的。在秘密的投票中，他被贴上对哈佛教授缺乏信心的标签。萨默斯为提出这个问题道歉，至少没有像唐纳德丹斯做的那样的反应。萨默斯不是哈克尼或沙拉拉，但仍然被敏感的力量打败了。如果丹斯写书的时候把这个时间考虑进去的话，或许不会这么抱有希望。

　　我们承认宣扬言论自由的自由派的良心和激发出来的维护言论自由的激情。但是我们也看看自由主义面对的敏感性要求的两个问题：平衡和真理。

　　丹斯结束本书时说在大学保持言论自由是个“微妙的平衡行为”，但是他也说它的辩护者需要有“必要的激情”。问题是言论自由的激情往往在平衡的考虑中冷却下来了。热情的言论自由辩护者被吸引到极端的情况来检验第一修正案的边界，要求辩护者做出勇敢的努力来宽容他所厌恶的言论。正如伏尔泰从来没有兑现的诺言：要拼死维护和自己意见相左的人说话的权力。这是做秀不是平衡。丹斯自己在１９８５年写过一本关于在Skokie的纳粹的书，结论说，关于平衡，激进的污蔑不配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他说，他改变了主意，因为他开始怀疑大学管理者在保持微妙平衡方面的能力。

　　这个怀疑是有道理的，因为大学管理者被灌输进推行敏感性的思想。但是让丹斯感到担心的言论规范不在于过去言论自由在大学里的最糟糕危险，现在也不是。那些规范限制恶毒诋毁别人或发表尤其是不受黑人，妇女欢迎的下流言论显然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按政治正确的精神它们被解释为要在大学产生让人麻木的观点的同质性。这个精神证明是非常有害的。言论规范背后的敏感性观点同样可以导致政治正确，因为有必要决定应该对谁敏感。对黑人或妇女敏感就给了他们权力在高兴的时候就可以觉得受到侵犯，并进行还击。除了有义务的不敏感，他们不需要敏感性，他们被鼓励做出愤怒的反应，每当他们情绪不好的时候。

　　因此，敏感性的概念带来的宽容更少而不是更多。那些不被宽容的，当然是保守派。丹斯讲述的受害者不是保守派（他们往往是天真的，没有政治敏感性的人）他的有些同事或学生英雄是保守派。保守派被迫沉默不是因为语言规范而是因为不被雇佣，不被邀请在大学发表演讲或作报告。有些保守派演讲者遭到抗议者的威胁，但是最多的情况是，保守派根本就到不了会场，人家不邀请他。第一修正案自由派更喜欢论战的胜利，没有考虑平衡大学里很多合理的，值得尊敬的观点的需要。夸大一点说：他们会保护你，只有在他们恨你的时候，或你被折磨的时候。美国名牌大学中保守派教授几乎绝迹的事实他们根本不在乎。大学校园以外的不同立场之间的辩论更加自由更加活泼可能是可悲的，但是他们并不觉得这是言论自由问题。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公民有发表言论的意愿。他们对言论的压迫非常愤怒，但是不怎么担心人们根本没有言论要表达。

　　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需要不同观点的活泼的交流，不是来自古怪的边缘的大喊大叫，对一个大学同样如此。为了活泼的交流就需要平衡，因为占主导地位的多数很容易被异议人士弄平静了，即使很少的几个代表。人们可以通过宣称党派观点在学术上是不相干的来寻求平衡，正如１９３０年代伯克利的校长罗伯特•史普罗（Robert Sproul）禁止使用大学为具体的党派做宣传。大学里的许多社会科学家遵循同样的逻辑当他们接受这个事实／价值的区分：“我的科学在这里，我的价值在那里。两者不相干。”我们中的大部分是自由主义者，保守派很少的事实是无关紧要的。科学才是真正重要的，它是不偏不倚的。

　　当今的大学里存在这个态度，同时还有它的对立面――后现代的观点认为科学只是公正的面具用来掩盖权力的党派实施。真正的公正是不可能的，按照这个观点，我们应该拥抱偏袒，拥抱大学的政治化。不管是实证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保守派都是失败者。他们的观点不必要讲出来，如果讲了，就会对进步事业产生危害。

　　提到进步就引出言论自由自由派的第二个问题：真理问题。自由派代表进步，为了自我保护，有时候称自己为进步派。他们还代表多元性，常常这样说。但是进步对多元性是敌对的，尤其是对保守派代表的多元性是非常敌视的。进步是在真理上的进步，在克服诸如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同性恋憎恶等偏见上的进步。通过确认和驳斥偏见，进步建立起真理的支配地位，压缩可以接受的观点的空间。但是对那些拥有这些偏见的保守派应该做些什么呢？如今，保守派没有，或不再拥有种族偏见，任何仍然持这种观点的人肯定无法参与负责任的谈话。但是这和性别歧视或同性恋憎恶是一样的吗？对这些问题的辩论已经被取消了么？它应该被取消么？

　　如果自由派同意一个人仍然相信性别差异，相信异性恋的优越性，他们就同意多元性承认在这些方面保守派的观点是值得尊重的。如果他们同意，他们限制了在真理上的进步，或者限制了真理的传播。正如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所说，他们把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平衡的社会合理化了，一方追求进步，一方追求秩序。但是这好像是个真理和非真理对峙的社会，永远分开，这样阻碍了真理的胜利，同样也阻碍了自由主义的胜利。

　　自由派怎么能接受？怎么能尊重呢？穆勒说如果它不被相反的观点挑战的话，真理将变成死的教条。这就是为什么他容忍保守派的理由。但是问题在于如果真理系统地遭到挑战和质疑，它就不能成为最高权威。多元性将取代真理。

　　这个问题在大学里比在社会里更加突出，因为大学的宗旨就是追求真理的。丹斯注意到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区别在于学术自由不像前者，它和真理相关。一个社会应该言论自由（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的标准），如果它不挑战自己的基本的前提，如独立宣言中的原则。但是大学在追求真理的时候，认为这些假定是可以探讨争论的。为了进行这些探索，大学好像应该有比社会更大的多元性。大学不想排斥社会可能认为已经解决的问题。

　　因而，保守主义比自由主义更接近大学的宗旨。相信自己是进步人士的自由派相信消除社会的偏见是可能的。当偏见没有了，真理就占主导地位了。没有必要重新考虑过去的错误。进步是不可撤消的，探索的范围减缩为需要解决的问题。保守派相信消除偏见是不可能的，比自由派更宽容，他们期待社会是个真理和非真理的混合体。保守派或许自己有偏见，因而对别人的偏见更容易宽容。如果社会永远是真理和非真理的混合体，有必要看那类非真理在政治上与真理是协调一致的，那些不协调。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恐怖分子的民权，丹斯提及但没有讨论的。我们当然不需要言论规范束缚保守派---他们的观点同样应该听听。但是我们确实需要措施压制伊斯兰恐怖分子的宣传。那里是充满真正仇恨观点的仇恨言论，正如一个保守派说的，观点是要产生后果的。

　　但是丹斯指出敏感性的观点削弱了言论和行动的差别。言论的功能是保存听话者的自尊，而不是训话，性骚扰的行为包含了让人感到被冒犯的话语。

　　译自：“The Cost of Free Speech” by Harvey Mansfield

　　10/03/2005, Volume 011, Issue 03

　　唐纳德•亚历山大•丹斯（Donald Alexander Downs） 著《在大学校园里恢复言论自由》（Restoring Free Speech and Liberty on Campus）

　　Independent Institute/Cambridge, 295 pp., $28.99

　　http://www.weeklystandard.com/Utilities/printer_preview.asp?idArticle=6123&R=C6EC3426D

　　作者简介：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哈佛大学政府管理教授

　　译者简介：吴万伟，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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