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保：全球化视角下的安全：两种不同的理解及分歧的原因

　　[关键词] 全球化;新安全观;分歧;原因

　　[摘　要]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和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出现,人们对以国家为中心、以军事为内容和以“自助”为手段的传统安全研究和安全观念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批判,新的安全观念也应运而生。新安全观的出现,使人们对安全的关注对象、威胁来源和安全的手段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也促使各国对自身的安全战略进行调整和重构。然而,由于政治文化传统、现实威胁感受和安全利益认知的不同,中国和西方对新安全观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安全观是指人们对安全问题的主观认识,它是对安全的主体、威胁的来源、维护的手段的综合判断。早在冷战时期,随着经济和环境进入国际关系的研究议程,人们就开始对以现实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强调“军事力量的威胁、使用和控制”[1 ]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安全观念进行了反思。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上升,人们关于安全研究的争鸣进入了新的阶段。西方学者根据发达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安全的主体、内容和手段等给予了不同的解读。中国在看待冷战后的安全问题上也形成了自己的新安全观,本文比较了中国和西方对新安全观的不同理解,并试图分析形成这种差异背后的原因。

　　一、国家安全观无效了吗?

　　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兴起,在安全的主体上,传统的以国家安全为主要内容的安全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西方的一些学者、政治家认为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出现,使安全的“参照物”发生了变化,安全不仅包括国家的安全,而且应该向上延伸至国际社会,如全球安全(global security) 、世界的安全(worldsecurity) ,向下延伸至个人,如人的安全(individ2ual security) 、人类的安全(human security) 、人权安全(human right s security) 。在理论倾向上,他们轻视国家主体、重视“个体的人”作为安全指涉对象对理解安全问题的意义。

　　建构主义安全研究的“哥本哈根学派”对传统安全观关于国家与个人在安全利益上的一致性提出了质疑,认为个人的安全部分依赖国家,又部分为国家所威胁。[2 ] ( P364) 他们认为安全不应该只有一个指涉对象,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根据不同的问题领域有不同的指涉对象。[3 ] ( P29 - 63) 奥勒•维夫认为, “社会”是理解当前新安全日程最有效的工具,主张以“社会”取代国家作为安全的参照物。批判性安全研究的“威尔士学派”将“人的安全”视为安全关注的重心。他们批判将国家作为安全研究的主体,认为就当今世界的多数地方而言,国家不但没有培育实现稳定和创造繁荣的环境,反而成为公民不安全的主要源泉。[ 4 ] ( P99)认为与国外的敌人相比,国家更可能成为其公民的人身安全和福利的直接威胁。[5 ] ( P81) 他们认为安全的指涉对象是多样的,国家不是惟一的,个体的人、民族、种族和人类共同体都可以作为安全的指涉对象;而将国家作为安全的参照物混淆了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只有安全最终是涉及人的安全时,这个概念才有意义。[ 6 ] ( P320) 因此,提出将个人作为安全的最终参照物。

　　总之,西方学者在理论取向上重视以个体的人的安全为视角的非国家安全主体,包括个人、社区、团体、地区、全球以及国际制度、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 在安全的内容上,认为与民族国家的利益、生存和权力相比, 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自由市场、道德规范、人的认知变化等更为重要。他们认为国家只是安全的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1 ] ( P364) 简而言之,他们质疑安全研究中的国家主体地位, 主张以“人的安全”、“社会的安全”或其他主体作为新安全观分析的单元。

　　在西方社会对传统安全进行反思的同时,冷战的结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出现,也推动了中国政府和学者关注和研究安全领域的新变化。所不同的是,与西方出现的质疑、否定安全研究的国家主体相比,我们坚持安全研究的国家取向,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国家安全论者。这种安全主体的国家取向,并非否定人的安全和全球的安全在安全研究中的重要性,而是认为在当今国际环境下,国家是能够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最有效形式,与其他安全主体相比,它可以凭借其特有的组织形式和物资手段最大限度地维护“人的安全”。当然,我们所坚持安全研究的国家取向与传统安全观的国家中心论并非完全相同,主要表现在:第一,国家安全所关注的领域不同。传统的国家安全仅关注政治和军事领域,是军事安全的同义语。新的国家安全观是涉及经济、文化、科技、环境以及社会等安全诸多领域的综合安全,其中,尤其强调经济、社会和环境安全在国家安全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主张通过国家安全内涵的扩展和放大来解决新的安全问题。第二,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不同。传统维护国家安全主要靠军事实力,信奉“如果你想拥有和平,请准备战争”的原则,武力被视为保护和促进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新的国家安全观强调军事手段和非军事手段的综合运用,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与斗争辩证统一。第三,国家安全所关注的内容不同。传统国家安全主要是外向的,其中心内容是防止外部敌对国家的武装入侵,保障领土不受侵犯、国家的统一、自然资源的排它占有及政治的独立和主权的完整。[ 7 ] ( P292) 新的国家安全观除了要求确保国家传统安全的内容以外,也高度重视全球化的不断推进所催生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个人以及全球安全带来的威胁,它不否认“人的安全”在价值上的重要性,不排斥人在国家安全建设中所处的中心位置,也更关心国际安全形势和全球安全的未来,但它主张通过扩大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范围,通过“善治”和国际安全合作的方式寻求“人的安全”和“全球的安全”的解决出路;通过国家体制和职能的变革(如确立和实施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来确保公民的良好的生存权利、发展权利和表达意愿的权利,而不是如西方学者所提出的通过“摒弃将国家作为安全的参照物”来寻求新安全的解决。[8 ] ( P103)

　　二、主权安全过时了吗?

　　英国著名学者保罗•罗杰斯在其新著《失控:21 世纪的全球安全》一书中分析了新世纪西方面临的新安全威胁。他认为,由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影响,全球不公正的贸易体系,债务危机和劳动者条件的恶化,造成全球的社会和经济分化,包括南北差距拉大和各国国内贫富分化,这种贫富分化引发的直接后果是“边缘地区的暴动”———边缘化人群的反抗和南方国家的治理危机。在发达国家内部,因为经济、社会、特别是环境的恶化而造成来自南方的越来越多的人口迁移,引发各国内部民族主义盛行、文化冲突和暴力排外事件的抬头。在南方国家内部,那些边缘化的弱势群体通过暴力运动反对本国精英、外国利益集团和本国的“腐败而无能的政府”。它们因不满被边缘化的处境而将矛头指向北方。此外,由于气候变化、环境污染造成生态灾难,资源短缺引发的资源冲突,核武器扩散等给整个人类的福利和安全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从而对西方的安全利益产生冲击。[9 ] ( P130 - 164)

　　这些由全球化而引发的跨国安全问题是产生非传统安全的主要因素,西方学者认为,非传统安全问题大多逾越了国家主权的边界,超出了现存机构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对主权原则的分析功效和实践功效,以及它所描绘的主权管辖范围之间的领土划分的绝对优先权提出质疑。[10 ] (P184 - 185) 针对非传统安全给主权国家带来的困惑,他们主张通过“超国家治理”的方式,[11 ] (P76) 把主权的消解作为实现世界安全和“人的安全”的主要途径和必要条件。他们认为,安全和主权是可以分割的,主权并不是实现全球化的必要条件,相反,为达到真正的世界安全,有时需要限制甚至放弃必要的主权。[12 ] (P48)毫无疑问,西方学者有关“人的安全”的新安全观有其合理成分,在非传统安全威胁日渐剧增的今天,国家安全要以人的安全为立足点,有了人的安全的国家安全才更有保障;而全球的安全是人的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前提,全球安全的丧失意味着国家安全难以为继。但是,在当今国际社会,主权国家依旧是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体,人的安全与人权一样,是主权国家范畴内的事务,保障人的安全是主权国家的基本权力和职能,要求放弃主权去谋求人的安全或全球的安全,在国家消亡的时代到来之前只能是虚无主义的幻想和强权政治的借口。当然,坚持主权安全并不排斥经主权国家的主动让渡和自主限制的国际安全安排,并允许一定范围的国际合法干预,这种安全安排和合法干预是冷战后安全主体从强调国家的安全到关注人的安全、全球的安全的必然要求,也是寻找解决非传统安全引发的全球公共安全的重要途径。但是,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努力都应该建立在尊重国家核心主权的基础之上,只能是国家主权具体表现形式和实现形式的变化,而不是主权原则本身。

　　与西方学者提倡的新安全观中限制和取消主权的主张相反,中国强调主权安全在安全建设中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主权安全论者”。[13 ] ( P26) 中国的主权安全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西方安全观理论的合理成分以及对现实世界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的理论创新。它强调主权国家在维护国家安全的不可或缺作用,而不是否认国家主权。西方学者强调国家权力可能发展成为一种与社会对立并损害个人安全和利益的“利维坦”,并认为新的条件下,单个的国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持人类的安全,但是这种推论易于导致另外一个强权———在现阶段实际上就是西方国家———打着国际社会或超国家治理的旗号来进行国际干涉,结果损害被干涉国家人民的权益和安全。西方一些新安全论者强调国家在新的安全问题面前无能为力,主要否认的是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政府在维护有关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方面无能为力,甚至是人民安全的破坏者,称之为“失败国家”,实际是为西方大国推行新的“霸权和平”提供理论依据。那这是不是一种新的“利维坦”呢? 所以,我们一方面承认,国家固然可能成为人民的个体安全的破坏者,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从维护普遍的“世界的安全”还是“人的安全”来说,主权国家都还是不可取代的。就国家和社会关系而言,关键是保证国家真正是代表人民、服务人民,接受人民监督,防止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对立,而不应由某个外来强权或国际权威,以维护“人的安全”为由取代主权国家及其政府。

　　新的主权安全观在内涵上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层次的含义:第一,国家享有主权,即独立权、管辖权、平等权、自卫权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主权安全不仅是现代国际体系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国际及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基石,更是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权利的法律屏障。第二,新的主权安全观要求对主权安全的内涵和实现形式作某种程度的调整,以适应形势变化对安全的影响,因此,不但强调传统的政治领域的主权安全,如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政局稳定,而且关注经济、科技、环境、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主权安全,并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国家主权安全的实现途径。第三,中国致力于维护自己的主权安全,也明确表示尊重别国的主权安全,中国力求实现国家安全与地区安全、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有机统一和良性互动,努力促进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的共同发展。

　　总之,新的主权安全观是民族性、时代性和政治性的统一,其核心价值和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它既反映了时代变迁对主权安全内涵变化的客观要求,也体现了对主权核心价值的维护;它既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安全性质演化对国家安全观念更新的客观要求,更昭示了中国长期坚持的反对干涉别国内政,追求平等安全的一贯立场。

　　三、如何理解国际安全合作?

　　如上文所述,面临日益严峻的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不仅促使学者们在学理上对安全研究的路径,即安全的主体和安全内涵进行激烈的争论,各国政府也根据冷战后新的国际安全形势,在具体政策实践上形成了各有不同的新型安全观念,这就是体现在各国政府外交和安全战略上的新安全观。针对安全威胁多样化的局势,美国等西方国家率先更新安全观念,调整安全战略,将安全关注的重心转向非传统安全领域。

　　非传统安全具有跨国性、联动性、扩散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客观上要求国家之间、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加强安全合作,通过照顾到各方利益的平等合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建立国际安全机制和跨国协调来共同应对新的安全威胁。然而,与这一客观要求相反,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处理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方式和手段上却是以安全合作为名,行干涉内政之实,深深地打上了冷战时代的烙印。通过对所谓“无赖国家”、“邪恶轴心”、“失败国家”和“基地”组织等非国家恐怖组织采取军事打击、改造政权、推广民主、建立秩序等方式,用传统的安全手段对付非传统安全威胁;以“维护安全”为名对世界各地事务进行强力干预,并借反恐战争等谋求地缘战略利益。与此同时,美国还以安全合作为名,通过继续扩大军事集团、强化军事同盟、进一步强化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存在、加大联合军事演习的力度,并推动研发和部署NMD 和TMD 等安全措施,以谋求新的安全环境下自身和少数盟国的“绝对安全”。美国等西方国家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政策不仅不利于国家之间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建立相应的安全机制,共同应对危机,而且还严重破坏了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影响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实践证明,强化旧式的同盟和以合作为名干涉他国内政的所谓安全合作无法消除人类面临的新的安全威胁,而且给国际安全秩序带来消极影响,美国的反恐战争造成国际恐怖主义的扩散和反弹就是明显的例证。

　　针对非传统安全给国家和地区安全与稳定带来的威胁,中国政府吸收了国外学者有关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和合作安全理论的合理成分,结合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形成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型安全观。这种新安全观在维护安全的途径和方式上,强调新型国际安全合作对维护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世界持久和平与稳定的重要作用。

　　中国的合作安全观在内涵上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安全不能靠增加军备,也不能靠军事同盟,安全应当依靠相互之间的共同信任和共同利益的联系。中国主张以《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作为全球和地区安全的政治基础;以互利合作,共同繁荣作为全球和地区安全的经济基础;以增进了解和信任,促进对话与合作,承诺以和平方式解决彼此争端作为维护和平安全的现实途径。第二,在承认军事安全的适当地位的同时,中国政府将国内政治、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促进地区和全球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作为新形势下实现国家安全利益、促进地区和全球安全稳定的主要途径。非传统安全的出现改变了国家之间安全关系的性质,过去那种以邻为壑、仅仅关注安全的竞争性、分离性和对抗性的安全措施无法维护国家和地区的安全。中国政府强调安全性质的非对抗性、共同性和相互联系性,主张通过国际合作来维护国家和地区的安全。同时,中国政府大力推进国内政治体制改革、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通过各种综合手段构建和谐社会,确保社会的安全和稳定。第三,国际安全合作应以互利互惠、平等协作为原则,反对谋求单方面安全。中国认为安全是相互的、平等的,主张国际安全合作应尊重各国的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强调平等的安全权利,反对以大欺小,恃强凌弱;主张国际合作实现共同安全,反对冷战思维和谋求单方面军事优势,只顾本国或集团的安全,忽视他国安全的做法。中国的合作安全观追求的是一种双赢效应,即在合作中维护自身安全,但也关心他国的安全利益,不以损害他国的安全与稳定来换取自身的安全与稳定。

　　四、理论分歧的背后

　　冷战结束以后,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及其在各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与日俱增,但是,由于不同的国家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来源不同、程度轻重不同,因此各国强调非传统安全的侧重点不同。此外,当今世界,由于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互为渗透,各国安全面临的具体威胁千差万别,各国可以选择的有效手段和能力也不尽相同,因此,世界各国对当前国际安全问题的看法和安全观念也相距甚远。[14 ] ( P68 - 82) 就中国和西方对新安全观的不同理解而言,理论主张分歧的背后,则反映了双方政治文化理念、现实威胁感受和安全利益认知的巨大差异。

　　首先,新安全观的不同理解是双方政治文化差异在安全领域的延伸和反映。

　　西方新安全观的提出是西方天赋人权理论和社会契约论思想在安全领域的渗透和反映。一方面,在西方经典启蒙学者眼里,人类社会初始的自然状态就决定了个人有着“天赋”的自然权利,私有制出现以后,个人通过社会契约让出部分权利组成国家,由政府保障这部分权利,但是随着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又使政府得以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借口下侵犯个人的权利,威胁到个人的安全,因此,人类安全观强调国家安全需要向人类安全的回归,并得出了只有个体的人才是安全的主体,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是由个人安全体现,以及人的安全来自于国内的结论。另一方面,西方人类安全观认为,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作为个体的国家没有足够的能力保障人类的安全,这就需要打破国家的界限,重新制订全球性的“社会契约”,在全球范围内保障人类的安全。[ 15 ] ( P162 - 163) 实际上,西方的人类安全观是从冷战以后国际安全形势发生巨大变化、非传统安全给全球安全带来严重威胁的现实出发,突破政治现实主义的安全框架,以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理念为观察问题的依据,整合了人权保障和人类的生存这两大人类社会广为关注的问题,提出了一套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新的安全观念。

　　中国的新安全观既是对中国近代以来外强入侵、山河破碎和人民流离失所的血泪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是对当前地缘安全环境和国际政治现实的清醒认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历来重视国家的作用,所谓国破家亡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中国强调国家在维护公民个体安全中的重要作用,强调主权安全对于世界持久和平的重要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新安全观是现实主义的。同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将寻求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作为自己内外政策的目标,奉行“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安全政策。而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长,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的呼声也不断增强,为此,中国将“负责任的大国”作为国家形象的定位,这就客观要求中国更多地从地区与国际和平、人类安全的高度考虑自身的安全。因此,中国强调国际安全合作、强调平等安全权利,强调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重要作用。中国的新安全观强调国家的安全和主权的安全反映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主张和利益。

　　其次,新安全观的不同理解是双方对现实安全威胁感受差异的反映。

　　西方新安全观是全球化不断深化所引发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到西方安全利益的反应。进入21世纪,西方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领域处于强势地位,又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双边同盟条约结成军事同盟,因此,通过发动传统的军事攻击的方式威胁西方国家的主权安全是难以想像的。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如环境、资源、难民、传染性疾病、恐怖活动等对西方国家却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西方国家认为,全球化使得诸如环境污染、传染病、难民、武器扩散、恐怖活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全球扩散性和渗透性,威胁着西方的安全利益。同时,由于经济落后,大部分南方国家处于边缘化的地位,成为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繁生地和向西方输入这类威胁的传染源。因此,西方认为,非传统安全威胁大多来自于南方国家,特别是所谓的“无赖国家”或“失败国家”。正如英国学者罗杰斯认为,西方世界很容易将新的无序的世界转变成“他们与我们”的观念,叛乱和竞争性的南方国家威胁着西方的和平、安全和经济福利,西方与南方的关系是新野蛮人与对文明价值孤芳自赏的管理人之间的对立关系。[9 ] ( P164)为了维护西方的安全利益,西方国家将安全斗争的焦点转到南方国家,高举维护人的安全和全球安全的道德旗帜,实质是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试图通过敲开南方国家的主权、国家两层保护屏障,为干预发展中国家内政提供理论依据。

　　中国的新安全观充分认识到非传统安全威胁给国家和人类安全带来的威胁,意识到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相互联系和不可分割性。但是,由于面对西方在国际政治中的强势地位和阻挠中国崛起的企图,以及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寻求发展和实现国家统一的艰巨任务,中国既有传统安全之忧,又面临非传统安全之扰,因此,中国主张扩展国家安全的传统内涵,通过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合作寻求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反对脱离国家安全寻求人的安全的保护,反对否定主权安全去寻求全球安全的解决;认为在当前国际环境下,无论这种理论多么具有道德说服力,其结果只能为西方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提供依据,并容易引发地区和国际局势的动荡。

　　最后,新安全观的不同理解是双方对安全利益认知差异的反映。

　　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不仅威胁着西方国家的安全利益,由于发展中国家发展滞后,政局不稳,资金不足,治理乏力,非传统安全威胁首先冲击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安全。实际上,中国和西方对新安全观的不同理解并非是非传统安全威胁本身,而是治理的手段、维护安全的方式和途径,而这种差异的背后反映的却是双方对安全利益的不同考虑。

　　安全观反映的是人们对安全问题的主观认识,核心是安全利益的确认和维护。如上文所述,非传统安全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安全威胁来源的判断,促使人们对自身安全战略进行重构和调整,催生了新安全观。然而,西方国家关于安全问题的思考是建立在如何维护自身、特别是西方集团安全利益基础之上的。人的安全、全球的安全这些客观、中性的安全理念无法掩盖其背后的利益诉求。西方国家在当今国际政治中的强势地位和一整套集体安全安排,不仅确保了西方国家内部相互之间的传统安全,而且也使外部对西方的主权安全威胁降到最低。因此,西方认为所谓非传统安全主要来自发展中的南方国家,主张人类的安全和全球的安全与强调主权干预的手段这种看起来矛盾的两个方面,背后却是利益逻辑的统一。

　　同时西方的新安全主张还是西方社会内部矛盾冲突的反映。自上世纪70 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兴起了“新社会运动”,包括生态、反核、和平、女权、人权、同性恋、人类自我意识等。“新社会运动”强调生活质量、个人自我意识、人权、参与、和平和保护等价值,表达了对主流制度和政治结构、规范的批判,特别是对国家的批判,认为安全不仅包括军事威胁,而且包括文化的、经济的、环境的以及社会心理的压力。[10 ] ( P245 - 283)“新社会运动”所凸现的西方社会矛盾冲突与西方安全观所表达的利益追求是相一致的。

　　中国的新安全观主张反映了中国对国际安全环境和西强东弱的战略态势的清醒认识,也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国家核心安全利益的愿望。中国认为非传统安全的根本解决在于制止经济社会的分化,提高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改善其生存状况。同时,加强国际安全领域的合作,控制核、生、化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提高全球的公共安全水平等。由于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不可分割性,中国认为,在对付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依靠庞大的军事力量和单边主义政策是难以有所作为的。正确的办法是国际社会建立在主权平等、互信互利基础之上的真诚合作,惟有如此,才能保障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安全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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