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与批判——迈向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的第二阶段

　　近来，学界的一些同仁常常建议我把学界在这十多年里有关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的论文编辑成册出版。起初有些犹豫，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思考以后也就欣然承担起了这项颇费时间和心力的工作。我知道，朋友们之所以建议我来承担这项工作，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我是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的始作俑者。关于“始作俑者”这个问题，我本人认为，如果说我是这场运动的始作俑者的话，那么我充其量也只是这场运动的始作俑者之一，因为在我看来，当年《学人》三君子陈平原、汪晖和王守常就是经由“学术史”的讨论而积极启动这场运动的核心人物。当然，我本人之所以最后承诺承担这项工作，基本上是出于这样两个考虑：第一，作为这场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和参与者，我确实认为自己有责任为中国学术界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展开的这场大规模的学术讨论做一些总结性的工作，因为在我看来，这场学术大讨论乃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知识性革命；
第二，通过这种方式的总结，可以为我们迈向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的第二阶段做些知识上的准备，而且也由此表达出我个人对这场运动在十年发展以后的发展方向方面所具有的一些担忧。?

　　众所周知，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学术界日益强调社会科学“知识增量”和努力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学术规范化问题渐渐成了中国学术界关注的一个新的焦点论题。在中

　　国社会科学季刊》创办两年以后，我又特意在1994年创办了《中国书评》，其目的就是为了从知识上对这个论题进行讨论并从经验上对它加以践履。当年，我在《中国书评》的创刊辞上这样写道：

　　“《中国书评》作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姐妹刊物，其惟一宗旨便是‘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确立学术批评体系、严格学术规范要求。’此一宗旨所含的逻辑预设认定，任何社会科学知识(不论是透过科学研究获致的知识，还是从日常生活中习得的知识，亦不论是与权力紧相勾连而具强制性的知识，抑或是以真理为标榜的知识，等等)都具有其增长上的阶段性限度和广度上的局限。社会科学知识欲突破其限度而获得新的增长和拓宽，就必须严肃地评介或批判已有知识为基本手段。毋庸置疑，知识增长的这种阶段性限度和广度上的局限是无限的。因此为知识不断突破限度而获增长和拓宽的评介或批判活动亦是无止的。?

　　《中国书评》宗旨的确立，在其具体功能上呈示为下面两个方向的努力：一是以学术专著、研究论文、思潮、论题以及知识生产活动为对象，进行分析批判：二是对社会科学的前沿性成果以及重要但为学界所忽略的的论著，给出严肃全面的批评或介绍。当然，这两个方向的工作，具有着交叉和互动的性质，而非截然两分。据此，可以说以严格学术规范要求、确立学术评价体系进而寻求中国社会科学的提升为目标、以批判或评介为具体手段的《中国书评》的编辑与出版，在社会科学批判机制尚未形成或完善的汉语学术世界、无疑会具有大意义……。”?

　　自此以后，这场以“中国学术规范化”为名的运动便具有了一种结构性力量。不同学科的论者从不同的维度或立场、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这个论题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并且构成了这场运动的真正的推动者。据一般统计，首先，除《中国书评》1994年集中发表了大约20多篇专门讨论有关学术规范化问题的论文以外，截止2003年，《学人》、《东方》、《现代与传统》、《历史研究》、《美国研究》、《社会科学论坛》、《中国社会科学》、《江苏社会科学》、《探索与争鸣》、《美国史研究通讯》、《自然辩证法通讯》、《读书》、《世界历史》、《东方文化》、《民族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学术界》和《经济学季刊》等学术刊物又陆续发表了近百篇论文，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其次，学术界迄今为止还成功地举办了数次全国性的有关学术规范化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即1994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主办的以“社会科学的规范化与本土化”为题的学术讨论会；
1998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杂志社和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有关遵循学术规范、加强学风建设的专题研讨会；
199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有关遵循学术规范、推进学术对话的学术讨论会；
1999年12月《自然辩证法通讯》和山西大学联合主办的以“重建学术规范、整饬学术道德”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
2002年3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经济学季刊》主办的“中国经济学学术规范座谈会”，等等。第三，除了《中国书评》长期开设了有关学术规范化的专栏以外，《学人》（创刊号）、《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2期和第3期）、《东方文化》（1999年第6期和2000年第3期）以及《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9期）等学术刊物也就学术规范化的问题开设了专栏。第四，学术共同体还就学术规范化的问题采取了一些联合性的行动。比如说，在史学界，《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当代中国史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等六家权威性学术刊物，便于1996年联合开展了有关推进学术书评工作的活动；
本世纪初，它们又联合《史学理论研究》杂志一起发表了《关于遵守学术规范的联合声明》。?

　　当然，这场大规模的学术规范化运动之所以能够持续展开，实是以中国当时的学术“失范”现象为基本背景的。这些“失范”现象，在我看来，大体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第一，缺乏尊重他人成果的学术意识，以及由此导致的不断出现的抄袭剽窃现象；
第二，缺乏健全的学术评价判准和机制；
第三，缺乏知识增量和学术传统意识，难以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严肃的学术交流；
第四，低水平知识的大量重复与学术消费趋向日益泛滥。因此，在我看来，这场学术规范化运动的关键，乃在于它把我们的关注点从原本侧重于社会科学如何摆脱僵化意识形态的外部性关系问题转向了社会科学内在的发展机理及自主规则的问题。再者，我认为，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这场学术规范化运动可以说是一场知识性的革命，是中国学者在整体上开始关注社会科学在中国发展之内在问题的一种“时刻”。?

　　毋庸置疑，这场有关学术规范化的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除了中国学界从整体上开始关注学术规范化问题以外，我当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首创的学术论文“匿名评审制度”已然为国内绝大多数学术刊物所采纳、注释体例以及参考文献等规则也引起了大多数学术刊物和出版界的高度关注、对学术抄袭剽窃现象更是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上述成果的取得，绝不意味着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的结束，实际上仅仅意味着它的开始。准确地说，这十年的学术规范化讨论只是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的第一阶段，因为我认为，中国学术规范化的运动，其目的不仅在于建立各种形式的学术规则，而且还更强调学术内容的实质性规则，比如说如何建构学术评价机制、如何建构学术研究范式以及如何营造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增长传统，等等。据此我们必须指出，第一阶段的努力至少还存在着下述不足：一是缺失严肃的学术批判——除了一些揭露抄袭剽窃现象的文字以外，我们在既有的学术刊物上几乎读不到深刻涉及“知识增量”的学术批判文字；
二是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问题（比如说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题和知识生产机器的问题等）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当然，原本就属于中国学术界自己之事的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在当下所透露出来的一丝丝“国家化”取向，也是令人颇感担忧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将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推向第二阶段，而我认为，第二阶段的核心任务就在于对既有的知识生产机器进行反思和批判。?

　　第二阶段对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与批判乃是围绕着建构中国学术自主性这个问题而展开的。我们必须通过打破整体性的“社会”概念而将中国社会科学视作相对独立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的学术场域，并经由科学资本的增加和同日常性常识或学术性常识的决裂来增进和捍卫中国学术的自主性。所谓中国的学术自主性，显然涉及到：第一，对中国社会科学知识所具有的“移植品格”以及这种品格所掩盖的作为知识消费者的中国学者与作为知识生产者的西方学者间各种关系的分析和批判；
第二，对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以研究对象或研究者机构的重要性替代学术研究的重要性、甚至把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需求误作为学术评价之判准等各种现象的分析和批判；
第三，对由各种职称制度、学术评价制度、学术激励制度、学术出版制度（包括刊物）和学术基金安排构成的这台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机器进行分析和批判。?

　　我之所以认为中国学术规范化第二阶段的核心任务在于对知识生产机器进行反思和批判，实是因为我持有这样一个经由长期思考而得出的认识，即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虽说在一般意义上是个人性的活动，但是在中国发展的今天，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却并非如此，因为一如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尚处在转型的过程中一般，知识生产亦处于一个我所谓的“自上而下”的“知识规划”时代——知识生产和再生产领域实际上正处于亟待改革的阶段。在这个“知识规划”的时代，我们可以发现存在着两大知识生产趋势以及与其相应的两大“知识类型”（尽管边缘化的知识生产方式在任何时代都始终存在着）：第一，存在着一种并不是以理论脉络和知识发展范式为依凭而是以某种规划为根据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类型知识”，即规划的知识。第二，存在着一种也不是以理论脉络和知识发展范式为依凭而是以其他各种需要（比如说社会需要、经济需要和政治需要）为根据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类型知识”，即违背知识场域逻辑的知识。实际上，从更深的角度来看，后一种类型知识是与前一种类型知识相配合的。对“知识规划”时代以及其间类型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方式的认识，极为重要，因为我们可以据此提出一项假设，即这些类型知识并不是个人性知识活动的结果，而是或根据某种特定的“知识规划”或以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及政治场域的逻辑为原则而由某种特定的“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提出这项假设并对它进行论证的意义在于：第一，我们可以经由此而认识到在个人性知识生产方式以外，还存有一种“集体性”的知识生产方式及其赖以存在的“知识生产机器”的存在；
第二，我们可以经由此而认识到，无论是“知识规划”时代，还是“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都是以知识分子参与其间并与之“合谋”为前提条件的；
第三，如果我们对这个“知识规划”时代和“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不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我们所做的任何改革大学的努力、改革评审规则的努力、改革论著出版体制的努力和改革形式学术规范的努力等等，都有可能转变成粉饰这台知识生产机器的材料；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可能使我们在沦落为这台知识生产机器之一部分的时候对此毫不意识；
更可怕的是，还有可能使这台知识生产机器的生产过程更有效，并使其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那种知识具有更大的正当性。因此，我认为，知识的批判，在脱离对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和批判的情况下，就有可能无法有效地洞见知识生产的过程，乃至知识的性质。?

　　毋庸置疑，对上述问题的关注，是以中国社会科学在发展的过程中缺失自主性为另一前设的，因此我们就必须对中国社会科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为什么或如何形成这种品格的问题进行追问。如果我们进一步仔细追究，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大体上会涉及到学术自主性的两个向度：第一个向度所涉及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在一国内部与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场域之间的关系，这乃是自主性的国内向度；
第二个向度所涉及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在世界结构下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之间的关系，这乃是自主性的国际向度。关于这两个问题，我认为，无论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场域对社会科学场域的影响，还是西方社会科学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影响，都不是中国社会科学缺失自主性的惟一原因，因为文化霸权的形成在当代并不是被动接受的结果，而是在“被动者”成为“主动者”之后才获得实现的可能性的——亦即学者与这种文化霸权“共谋”的结果。正是作为“被动者”的中国学者向作为“主动者”的中国学者的转化，才一方面致使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需求在社会科学场域中得到某种程度的再生产，另一方面则致使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复制”。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隐藏于上述讨论背后的更为基本的结构性问题——亦即我所谓的“结构性基础与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之间的互动关系”——深深地支配着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尽管它们是“不在场”或“始终沉默”的东西。根据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可以说，中国社会科学或者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正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也就是沃勒斯坦等学者对社会科学的学科基础所做的结论，“我们正处在现存学科结构分崩离析的时刻，我们正处在现存学科结构遭到质疑、各种竞争性的学科结构亟待建立的时刻”；
当然，在这样一种相互交错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科学并不是没有机会，而是相反，但是我们的前提性工作则应当是对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类型进行辨析，进而揭示和改革型构了现存社会科学的特定知识生产机器的各种权力关系。?

　　显而易见，要完成这一棘手而严肃的使命，仅仅凭靠批判性研究还不够充分，因为这种研究往往会把作为批判者的我们从批判的对象中虚构般地排除出来，然而我们却实实在在地生活在这些批判性研究的“对象”世界之中，所以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真正地通过客观对象化的方式而把自己从这个“对象”世界中隐匿掉。正如布迪厄所言，社会科学中出现错误的一个主要根源就在于，它与它的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不加控制的关系，而且社会科学还往往将这种关系投射到对象身上，并把研究者与对象之间的关系误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因此，对于处于危机之中然却欲求发展的中国社会科学或者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而言，也是在这样一个我称之为“知识转型”的关键时刻，作为建构者但同时也是被建构者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个人以为，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第二阶段的使命就在于：一方面必须对我们这个“知识规划”的时代以及其间的知识类型进行全面的讨论和批判；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便是必须对这种为知识生产机器所支配的知识类型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进行分析和反思，而不是只进行常规意义上的重思，因为只有在这种反思的过程之中，我们才有可能揭示出和意识到我们原本不意识的隐含在知识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之中的各种社会条件或权力关系。?

　　当然，我以为，在我们努力对当下中国的知识生产机器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可以达致上述各项目的，而且还可以开放出更多元的知识生产方式。??

　　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一日

　　于北京北郊未名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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