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中国需要思想宽容

　　我们每个人既是宽容的对象，也是宽容者

　　宽容产生思想的多样性，多样性也要求宽容。任何人都有宽容的需要。也许你认为多样性就意味着思想混乱，只有整齐划一才能消除纷争。

　　其实，我们在这样想的时候，别忘了问一下，按谁的标准来统一？是你的，还是我的？恐怕谁也不愿意，只能说别人允许说的话，写别人允许写的文章。谁都会反感被别人强制，因为你不愿做学舌的鹦鹉，被人操纵的傀儡。尽管谁都认为“我”不应被人管制思想，但有的人却又认为“人”的思想应该统一。

　　宽容是对所有“我”的一视同仁。

　　不过，一些人还是愿意从不宽容中获益。在思想和理论中，常常有人喜欢以圣人或圣人代言人的身份发话，显得高人一等。我很担心，我也很害怕。

　　因为圣人是受法律保护的，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是每个人的义务，当有人说，根据什么主义，按照某种理论，如此这般时，在违法和昧着良心之间，我没有别的选择。如果缺乏勇气，我就只能要么辩解自己一向是坚定的圣人信徒，要么就反驳那违背了圣人的原义。说话、写文章总是胆战心惊。而且只要对照自己的思想观点，无论如何都逃不掉思想罪的嫌疑。

　　我记得去听一次研讨会，学者们开口闭口，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

　　于是我问他们：如果马克思今天也在这里开会，你们会和他争论吗？一位学者回答得很干脆：“会！”

　　我已经不明白，谁更知道马克思主义。

　　我不知道，精于此道的人，或以此为职业的人，这样做，是不是也很烦琐，也很累。

　　反正，我觉得无聊。其作用，无法与老农拾块牛粪相提并论，因为牛粪还可以肥田。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把生活搞得那么单调、枯燥呢？

　　杰斐逊说过：“我的邻居们是说20个上帝还是说没有上帝，对我毫无伤害。”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的亲朋好友说马克思是英国人，或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为何许人，对我们也没有什么伤害。没有谁有义务信奉某种主义，或者必须弄通某种理论。没有谁有权利要求我们崇拜任何东西。

　　虽然欧洲中世纪那灸烤异教徒的火刑堆，早已湮灭无迹；
法西斯暴徒柏林焚书的烈焰，也都灰飞烟灭；
张志新喉管上摘下的殷红鲜血，也荡然无存于兽性的刑场……但是不宽容的幽灵却依然在我们这个狭小的星球上阴魂不化逞凶肆虐。我们的社会还残留太多的蛮性。还有人在相信和实践，将一个说一加一等于四的人毒打一顿，也是不可理喻，但把一个相信三权分立的人关进监狱，却又认为理所当然。伏尔泰老人提倡的“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宽容精神，并没有使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从梦魇中幡然醒悟。

　　我们的时代仍需倡导宽容、呼唤宽容。

　　宽容意味着，纵然相互之间的意见截然对立，针锋相对的争鸣也不会超出讲理论辩的界线，从而变成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仇恨，由口舌笔墨之争变成棍棒齐飞大刑伺候的迫害打击。宽容精神使人们懂得，思想自由是每一个人的权利，强求思想言论的统一是对基本人权的践踏。在宽容的社会里，人们无须迫于恐怖的压力，而在捍卫真理与进步的幌子下，与遭受迫害的人们违心地划清界限，哪怕是酿成兄弟阋墙、朋友反目、父子成仇的悲剧也在所不惜。法国巴托罗缪之夜的血腥，依然是警策人心的历史教训。只有宽容才能实现同胞之间的和睦、人类的和平。

　　宽容是一项永恒的原则，而不是投机取巧的权宜之计。因为人类历史上不乏一些在自己的意见处于劣势、少数派的时候，以受害者的身份鼓吹宽容，从而骗取人们的同情和支持，一旦这种虚情假意得逞，便嘴脸一变，就视与其相左的意见是异端仇敌，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事例。基督教在受迫害时鸣冤叫屈，而得势时便建立起阴森恐怖的宗教法庭，丧心病狂地燃起火刑堆来对付异教徒；
国民党人在民主共和的呐喊声中，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军阀割据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专制势力便使中国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天下，摇身一变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党天下，正如时人所辛辣讽刺的那样，国民革命的结果是，“普天之下，莫非党土，率土之滨，莫非党奴”。虽然改朝换代，而专制却未动摇丝毫。国民党从一个争取民主的政党沦落为反民主的政党，“当其未得势时，痛心疾首于他人之妨害其应享之自由，必须奋力反抗；
一旦反抗得势，又忘却当日自家感觉的痛苦，而一样施之于别人，施之于政治。”

　　宽容意味着人成其为人，而不再是孤苦无助的权力的附庸，每一个人都不会因为自己的思想见解不同，而受到压制、歧视、打击和迫害。在这里没有像法国十八世纪著名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所尖锐抨击的现象：“专制主义向我们喊道：服从权力吧，不要议论不休！”。宽容就是人类抛去心口不一的伪装而回归本性；
宽容意味着没有任何人可以在神坛上接受芸芸众生的顶礼膜拜，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凡夫俗子。

　　宽容是用讲理论辩来代替压制迫害。因为人间并不存在尽善尽美的社会和无可指责的圣贤。任何社会都有肮脏阴暗的角落；
人类最伟大的天才的头脑中除了闪烁智慧的火花，也必定掺杂着许多愚不可及的见解，众生就自不待言了。虽然中国人民信仰据称是战无不胜的思想，不还是身陷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之中？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见解也不是天衣无缝，否则怎么会有“发展”一说呢？如果只有思想“正确”，人才有生存的权利，那么，不宽容这暴戾无常的恶魔会使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它的牺牲品。

　　不宽容是把双刃剑，伤人亦伤己，当丹东被送上断头台时，权势熏天的罗伯斯庇尔也有了末日那一天。由于反复无常的不宽容总是躲在追求完美、正义、真理的鲜艳旗帜下，因而任何人都有惹祸上身的可能，而唯有不顾一切地攫取至高无上的权力者和成为俯首贴耳的奴才才能保全自己。因此不宽容的社会也是权力崇拜的社会，是“强权就是真理”的社会。不宽容的社会悉心培养渺小的人格，使人们在权势面前毕恭毕敬，低首下心地做人，自惭形秽地生存。驯服是不宽容社会最受推崇的品德。所有的是非问题只有统治者有最后裁决权，所谓正义、真理无非只是统治者的意志而已。本世纪威风一时的法西斯主义政权便是这最佳的注脚之一。例如颟顸无知而又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就曾恬不知耻地叫嚣什么“除三民主义外无学问，除三民主义外无真理，除三民主义外无是非。”“三民主义没有实现以前，不能再允许第二个党来攻击国民党……不能让第二个主义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出来，不能让第三第四个主义如国家主义派出来掏乱，来攻击革命的国民党。”在这种无情打击“异端邪说”的不宽容环境中，人们动辄得咎。出卖灵魂和真诚是生存的基础，谁都必须装着高深莫测的样子强颜欢笑地赞成妙不可言的官方真理。“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生怕一时言语不慎而招灾惹祸，生存环境似乎布满了陷阱而变得险恶难测，只得小心提防如履薄冰，哪里还有什么人世的欢乐？！生活变成了一种无可逃避的痛苦。只有宽容，人类才能自由自在地幸福生活。

　　宽容意味着进步，它使每一个人都精神焕发充满创造力，使整个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
而不宽容则窒息学术、摧残文化、毒化精神。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除了三民主义外却是铲除务尽的异端邪说，结果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所有文章尽是八股，所有议论都是经解，所有文人都是经生，所有学问都是抄袭。”如果没有准备坐牢杀头的勇气就别说统治者不高兴的话，天下又怎能不是死气沉沉的呢？困此为了进步必须肃清不宽容的毒素。

　　我们要想生活在一个文明的社会，就必须明白和相信，并非只有思想“正确”，人才有生存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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