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飞熊：苏联改革时期民族分离主义泛滥的种种机缘

　　对于苏联内部存在的民族问题，斯大林的说法是，问题已经解决了。“制造民族纠纷的主要势力即剥削阶级已被消灭，培植民族互不信任心理和燃起民族主义狂热的剥削制度已被消灭”，而且各民族之间的“互不信任的心理已经消灭”。

　　勃列日涅夫如是说，问题已经解决了。在1972年庆祝苏联50周年大会上，勃列日涅夫强调，民族问题“已完全解决，已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成就完全可以同苏联在建设新社会方面取得的像工业化、集体化和文化革命这些胜利相提并论。”

　　戈尔巴乔夫也顺接着前代说，问题已经解决了。他在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宣称，“过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关系问题在苏联已经得到圆满地解决”，已经形成了各民族人民的“崭新的社会的和族际主义的共同体──苏联人民”。

　　一代接一代的苏联人，就这样放着少数民族曾遭受的巨大灾难和正在遭受的明显歧视而不谈，大肆吹嘘“十月革命的胜利永远消除了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的现象”，实在有些自欺欺人。

　　改革初期的俄罗斯人的确被自己的先辈欺骗了。受骗最深的当属那位用善意去揣测整个世界的改革家——戈尔巴乔夫自己。正是一代接一代的麻痹大意、武断傲慢和自我欺骗，促使戈尔巴乔夫漫不经心地引爆了民族问题的地雷。

　　在戈尔巴乔夫实行政治改革之前，并非没有出现民族问题的报警信号。“首次敲响‘警钟’的是1986年3－4月间发生的国立雅库茨克大学一批俄罗斯青年和雅库特族大学生之间的冲突。接着到了12月，阿拉木图街头出现群众性骚乱。这次事件与更换哈萨克斯坦的领导有关”（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第105页）。当时戈尔巴乔夫解除库纳耶夫的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库纳耶夫在这一职位上已呆了二十多年之久），由俄罗斯族科尔宾接任，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的群众涌上街头，高喊“俄罗斯人滚出去，哈萨克斯坦是属于哈萨克人的！”口号表示抗议。在与内务部军队发生冲突后，抗议行动转为骚乱，随即被内务部军队开枪平息，出现了人员伤亡。

　　阿拉木图骚乱事件反映了哈萨克民族对“干部民族化”原则的捍卫。这种民族维权倾向严重影响了干部交流，反映出苏联宪法框架下的“干部民族化”原则在操作中不尽合理的一面。然而，几十年下来，这种“民族政治圈地”已被各民族视为理所当然和约定俗成。虽然大俄罗斯主义的民族特权导致公正的游戏规则被破坏、各民族通过捍卫“干部民族化”而进行自我保护，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
但是，一种极端的不合理性，并不能证明另一种极端的合理性。大俄罗斯主义在全苏境内搞“民族特权”，导致各民族政治权力严重受损；
各民族在本共和国内搞民族特权，又导致各共和国内非主体民族（有时人口比例还很大）政治权力严重受损。这在当时乃是积重难返的普遍现象。它割裂了国内统一的政治空间——在一个统一国家内，在实行中央集权制的情势下，一国政治人才却不能自由交流，其不合理性以及对政治效率的负面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它更严重削弱了联盟中央对各地的控制权。在改革时代，联盟中央十分需要拥有对地方强有力地控制从而纠偏的权力。然而，问题归问题，处理归处理，对于“民族政治圈地”情绪的表露，联盟中央不是通过交流沟通而给予柔化处理，而是直接与民意硬碰硬，对无辜民众滥用暴力，从而造成了生命损失。显然，联盟中央仍在按惯性粗暴地对付民众，仍在继续放纵大俄罗斯主义的强权，对于纠偏的必要性，它毫无认识，除了使用暴力以外，它似乎也没有其它平息事端的能力。

　　戈尔巴乔夫后来回忆：“1987年2月中旬我访问了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在那里也感受到了民族问题的尖锐性。同年中期我们遇到了克里米亚鞑靼人的问题。这正是被强迫迁移到乌拉尔、西伯利亚、中亚等地的集中居民点的民族之一。从60年代开始克里米亚鞑靼人就提出要求恢复公正并回到克里米亚。改革伊始他们就感到有充分把握——不是在字面上而是在实际行动上——恢复自己的民族尊严。7月，鞑靼人的抗议达到尖锐的程度；
连续3天他们不断在克里姆林宫墙周边举行示威，提出的口号是：‘没有祖国毋宁死’。”（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第107页）这样的抗议虽然前所未有，但通过平反冤假错案等手段，都不是不可以解决的。戈尔巴乔夫手中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和资源，能做的事情有很多，然而，他似乎无所作为。

　　1987年10月起，阿塞拜疆共和国境内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发生了阿塞拜疆人与亚美尼亚人之间的冲突，冲突为两个民族普通民众为争夺农场的一块土地而引起，深层背景是，“纳卡”地区历史上属于亚美尼亚领土，人口中三分之二是信奉东正教的亚美尼亚族人，三分之一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族人，1923年7月苏联政府将“纳卡”划归阿塞拜疆共和国管辖，并成立了亚美尼亚族为主体的自治州，此后两族人之间一直有摩擦。由于现在苏联正实行公开性改革，舆论逐渐放开，各族民众可以自由地在族群内进行鼓动，令此次冲突迅速升级。1988年2月，“纳卡”地区亚美尼亚族人的代表要求将“纳卡”并入亚美尼亚，随后，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有5至7万人走上街头，支持将“纳卡”并入亚美尼亚的要求。数日后，阿塞拜疆首都巴库附近发生了针对亚美尼亚族人的集体迫害。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派高官前往调解，却了无效果，伺候两个共和国都指责中央对自己不公正，事态虽表面平息，却在深水区蔓延。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之间的领土纷争，反映了各民族对过去没有实质意义的边界已产生了类似于独立国家的边界认同。在发生冲突时，民间和政府都会一致站在维护本民族尊严和面子的一边。

　　戈尔巴乔夫没有意识到民族共和国的国界和主权倾向蕴藏着的巨大危险。他一味地相信天下无忧，局势不会失控。事情表面确乎如此，戈尔巴乔夫还可以通过当地的党政体系来限制冲突的泛滥。他没有去设想，一旦联盟中央对这两个共和国的管辖权被削弱或者完全失去，局势是否还继续在联盟中央的掌握之中？

　　1920年代初列宁的民主作风，是1980年代中戈尔巴乔夫酝酿政治改革的主要精神参照系之一，但戈尔巴乔夫似乎对列宁筹建苏联前后遭遇的波兰、芬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的分离与独立视而不见。麻痹大意的不仅仅是总书记一人。“1985年改革起步时，许多分析家告诫说，在戈尔巴乔夫可能遇到的问题中最尖锐的将是族际关系问题。对此，苏联普通公民和政治家都不以为然。苏共的意识形态专家始终坚信，旧俄国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实际上，制度危机正是从这个领域凸现的。”[10]

　　戈尔巴乔夫当时正致力于研究如何有效地进行经济改革，以加快经济速度，提高经济效率。他沿着赫鲁晓夫的思路探讨着如何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实行经济分权，从而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他的思考是技术性的。

　　自斯大林当政以后，苏联实行高度集权的中央集权制，这在1930年代工业化时期促进了效率，但当工业化运动局部地趋于饱和，中央高度集权体制管制过多过死的弊端渐渐地显露了。赫鲁晓夫上台后实施改组，废弃了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改为经济行政区管理体制。改组后的工业管理结构为：苏联部长会议──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经济行政区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局──企业。不难看出，加盟共和国和地方的权限有大大地扩充了，尤其是财政预算得到了加强，联盟预算、加盟共和国预算（含地方预算）的比例，由1950年的76.8：23.2，调整为1960年的41.2：58.8。加盟共和国可支配财力的增加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也被中央计划经济的信奉者批评为“地方主义”、“分散主义”。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撤销赫鲁晓夫设置的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重建了一些中央部委，同时扩大了加盟共和国的经济管理权限，在财政预算上建立了中央为主、兼顾地方的格局，1970年联盟预算与加盟共和国预算（含地方预算）的比例已调为52.1：47.9，到戈尔巴乔夫上台的1985年，这一数字为52.5：47.5。与赫鲁晓夫时代相比，勃列日涅夫至戈尔巴乔夫的加盟共和国的预算降低了11%左右。地方的这点权力中间还被打了不少折扣，在中央实施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制度下，加盟共和国仍无经济自主权；
虽然加盟共和国代管的企业产值比重不低，但有权支配的比重却只有10%左右，仍无足够的财力用以针对性地发展本地区经济。

　　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实行的经济调整，还包括一项重要内容：改变自斯大林晚年以来开始的“平衡布局”（出于战略需要所作的生产力“纵深”配置和出于适当照顾民族地区需要所作的地区平衡配置），而是实行“优化配置”，按照分工需要，以达致最佳经济效果为目标，进行相关企业和部门配置，形成“产业地区化”（种棉的地区只种棉，加工的地区只加工），结果使很多共和国形成单一经济的畸形结构，比如哈萨克共和国的主要产品是煤炭（占全苏18.7%）、铁矿石（10.5%）、锌（40%）、铅（60%）、铬（95%）、铜（1/3）、羊毛（24%）等，其它中亚四国基本上都与之类似，基本上是能源和农产矿产原材料生产基地。外高加索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则主要生产葡萄酒和茶叶。在整个苏联，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加盟共和国，被“计划”和“优化配置”为单一化的畸形结构，其主要产品仍停留在初级水平，比如乌兹别克棉花产量占全国61.8%，而棉织品产量仅占5.8%；
生丝产量占全国47.5%，而丝织品产量仅占6.7%。众所周知，计划经济中产品价格定价高度不合理，上述加盟共和国的初级产品定价非常低，而定价较高的加工业却被配置在与原材料出产地十分遥远的斯拉夫地区。上述原料生产国由于未被配置消费品生产部门，还要以较高价格购买食品、轻工业品和机电产品，可谓双层吃亏。这使得中亚共和国的人均生产总值和国民财富只到俄罗斯的一半左右。[11]

　　中央过度集权、高度计划和“优化配置”，严重影响了地方经济发展。在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时代，对这一体制进行改革已是大势所趋，向地方适当放权已成为各界共识。所以，当各加盟共和国要求扩大它们的经济权限时，他们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需要在这方面早日启动有关经济分权的制度创新。

　　然而，戈尔巴乔夫在考虑改革大计时，不是就事论事，拿出主要精力领导全国上下推出经济分权直至经济联邦主义的改革方案，而是将它一再搁置。当初级经济改革失败后，他避难求易，转而推动政治改革；
他未去考虑，在政治彻底放开后，如果民族主义兴起且走向失控，将可能对经济分权事务产生严重干预。在他的思维中，不自觉地进行了过滤，那些俄罗斯族人口仅占全国一半、自然控制力严重不足的事实，那些数十年来大俄罗斯主义一直对少数民族实施歧视和威压的事实，那些苏联宪法中规定了各民族享有主权地位和退盟权的事实，虽昭昭在目，却都被戈尔巴乔夫弃置在一旁。当地雷在窗外不断爆炸时，他不是在政治改革的全局蓝图中标出“地雷”——民族矛盾——所在的位置，小心翼翼地避开，而是浩浩荡荡地向雷区踏去。

　　1989年至1990年，在启动政治改革时，戈尔巴乔夫冒然从上至下开始大改。于是，过去的血腥暴力和威压给各民族造成的心灵创伤尚未得到舒解，大俄罗斯主义尚未实质性的消融，客观存在的民族矛盾尚未捋顺，各个民族便迅速获得不受联盟中央控制的政治权力，拥有了独立的政治权力的各民族立即将矛头指向大俄罗斯主义，指向其大俄罗斯主义的根据地联盟中央和苏共中央，各种历史积怨如决堤洪水汹涌而出，恣意泛滥，爆发出巨大的破坏力。

　　对中央提出了最严重挑战的，是波罗的海三国。波罗的海三国于19世纪上半叶被沙皇用武力征服，十月革命之后又获得了独立，这种独立得到了当时的苏维埃俄罗斯的承认，苏联成立时三国拒绝加入，1926年和1932年斯大林政府分别与三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二战前夕，在与德国签定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后，斯大林政府动用武力将三国强行并吞，三国上层人物先后遭到苏联的屠杀和关押，数万名当地居民被流放或驱逐出境，民众内心积郁了极大的怨恨。“波罗的海三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了苏联各共和国中最不稳定的因素，那里的民族主义游击队到1952年左右一直在活动。”[12]其积怨可见一斑。

　　同其它民族一样，即使在赫鲁晓夫开展非斯大林运动之后，波罗的海三国仍饱受大俄罗斯主义的排挤与歧视。在经济上，三国邻近北欧国家，经济条件与北欧国家类似，当他们不久发现并入苏联使他们的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北欧邻国后，心中的不满比一般人要更多一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所以，这三国共产党领导干部要求中央经济放权的呼声最为响亮。在公开性改革中，过去伪造的历史被揭穿了，斯大林的暴行，尤其是斯大林与希特勒签定互不侵犯条约秘密瓜分东欧且并吞波罗的海三国的真相被公布于众，激起了三国民众的极大愤怒。1987年8月23日，三国首都同时发生了数千人参加的群众集会，高呼“废除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口号。一年后的8月23日，三国又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仅立陶宛就有20多万人参加。面对三国民众的正义呼声，戈尔巴乔夫似乎有些不知如何是好，既不公开道歉，也不与知识分子座谈，更不采取各种柔性手法安抚，结果历史真相充当了动员的契机，民族主义情绪在三国民众中迅速蔓延，熊熊燃烧。

　　人们的政治参与激情也被激发起来了。1988年4月，拉脱维亚成立了名为“支持改革人民阵线”的非正式组织，不到两个月内成员便发展到4万名，对此联盟中央持警觉性的观察姿态。6月底7月初，戈尔巴乔夫在苏共十九次全国会议上提出要推行政治改革。当年10月1日，爱沙尼亚人民阵线举行成立大会，戈尔巴乔夫委托爱沙尼亚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维亚利斯到会转达他的祝贺，“祝贺人民阵线支持改革成功”。这是在按照“缔造多元化”的思路，促进民间组织的发展，让他们起而监督政府。但是戈尔巴乔夫既没有放下“大俄罗斯主义”的架子，接受“废除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要求，向三国道歉和寻求感情交流；
又没有为民间组织事先立法。他的祝贺犹如开了一张放行条，不久“人民阵线”或各类非正式组织就在全苏各加盟共和国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总数多达数万个。

　　民众自发组织的兴起，对三国党政官员是一个极大的刺激。改革伊始，三国党政官员主要谋求中央对地方实行经济分权，象1988年9月，三国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便提出扩大经济自主权、发行本共和国货币的要求，这要求虽有过分之处，但主体仍是技术性的。官员是体制的受益者，联盟中央当时还掌握着他们的人事管辖权，他们不能不有所顾忌。

　　民间组织在一开始除了要求废除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外，也将经济分权作为主要的政治诉求。1988年10月1日爱沙尼亚人民阵线成立大会通过的经济纲领便要求，把管理境内一切工业企业的权利交给本共和国；
共和国有权决定征税办法和数额，税收归共和国预算，然后向联盟预算缴纳共和国税；
共和国有权独立自主地解决价格形成问题。这一纲领涉及如何将国有资产和税收在中央和共和国之间进行合理分割的问题，尽管它表达了人民阵线的独立立场，但大格局与当年赫鲁晓夫的改革有通约和接近之处，仍然是可以与地方和联盟中央讨论的话题。10月22日，“立陶宛争取改革阵线”成立，也提出了类似要求。

　　所以，直至1988年底，波罗的海三国，从党政官员阶层，到民间非正式组织，提出的政治平反和经济自主权要求，都是比较具有建设性的、在民族自主界限之内的，其中即便流露出民族主义倾向，或者潜藏着一些主张完全独立的激进势力，但主流还是一种轻度的、防御性的、技术性的的民族主义。

　　对于三国的正当要求，如果处理得当，可以导向政治平反和民族和解，导向经济联邦主义，可以分化激进派与温和派的关系，稳健地促进政治民主，走向真正的、全面的民族平等。

　　但是，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迈出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一步，便是为从上层开始大改做前期铺垫，在1989年的议会选举中，他亲自参加选举，并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当时有人便说：“从今往后，决定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的政治中心是人民代表的代表大会，而不是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形势走向失控——在此前后，各加盟共和国都进行了选举，波罗的海三国新的议会诞生后，便立即向中央发出了权力挑战。5月，立陶宛、爱沙尼亚两国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经济独立法，宣布在经济上摆脱联盟中央的控制，实现经济独立自主。7月，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第一个主权宣言，宣布本国宪法和法律高于苏联宪法和法律，共和国境内一切自然资源归本国所有、支配使用，拉脱维亚与苏联的关系通过重新签订条约方式来确定。立陶宛、爱沙尼亚两国也随即通过了类似的主权宣言。对此，联盟中央一方面宣布这三国的主权宣言无效，另一方面允诺扩大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权限。

　　三国经济独立法和主权宣言的通过，表面上是进行法律大战，深层意义极为严峻。因为他们重申了苏联宪法规定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和自由退盟权，正式流露出分离倾向，而且这种分离活动是在共和国最高权力层面进行，具有现实的危险性。

　　为什么三国官员会由谨慎追求“经济自主权”，一步跳到激进追求“民族利益最大化”，由轻度的、防御性的、技术性的民族主义，一步跳到重度的、进攻性的、政治性的民族主义呢？

　　原因可以从道义方面、经济分权技术方面、宪法规定方面、权力游戏规则方面来寻觅。

　　在道义方面，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联盟中央，一直拒绝废除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拒绝为当年的并吞给出一个道义上可以接受的说法。1988年8月，经由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授意，《真理报》还发表文章，为斯大林同希特勒联手一事进行辩护。而此时雅科夫列夫领导的平反冤假错案活动已开展得如火如荼。这种对触目惊心的恶行的认同，令三国民众的精神受到严重挫伤，人们被大俄罗斯主义的傲慢深深地激怒了，群情振奋激愤之中，乐于强硬地表达抗争意志。

　　在经济分权技术方面，戈尔巴乔夫的犹豫和迟钝，令人怀疑其有关承诺并不真诚。戈尔巴乔夫是知晓各加盟共和国在经济上缺乏自主权的真实状况的，1988年4月28日，他曾在政治局会议上讲道：“主管部门，甚至不把共和国部长会议放在眼里，大兴土木，想建多少厂就建多少厂，并把人员搬去。在爱沙尼亚，爱沙尼亚人从80%减少为30%。共和国政府未经请示莫斯科连一根钉子也不能敲……”（《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第286页，切尔尼亚耶夫）但是，6月底，在苏共19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却这样轻描淡写地谈论经济分权问题：“各加盟共和国在完成对全苏的义务之后”，可以自行发展——这一思路既空洞，又与过去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然而，对于羡慕北欧邻国的富裕、急于在经济上大展手脚的三国官员们来说，他们对经济自主权的需求迫在眉睫。所以他们一直公开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良提议。既然经济自主权一直要不到手，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之后，那就干脆直接援引宪法规定、一步提出经济主权要求吧，这样既表达到位，又便于下一步与中央在重新划分各自的经济权限时讨价还价。如果戈尔巴乔夫还是麻木不仁，那就干脆直接把经济权夺过来，干着再说，反正有群众支持。

　　在宪法规定方面，苏联宪法设置了共和国主权，设置了经济独立权，设置了自由退盟权。这些条文给了三国官民极大的诱惑，也给了他们极大的动力。戈尔巴乔夫操作政改的基本策略便是大谈列宁的民主作风，借助复古式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口号，巧妙地避开了阻力。现在，列宁和“一切权力归苏维埃”，都成了波罗的海三国争取权利的旗帜，借助列宁权威，回溯列宁时代，援引宪法条文，重申宪法权利，堂堂正正，浩浩荡荡，中央无可奈何我，群众立刻认同我。对于联盟中央，这些要求似乎显得“偏激”、“过分”、“过于激进”，而对于要求者本身来说，一切都是自然的，合理的。在舆论开放和选举民主时代，不这样援引宪法条文提要求、重申“本来就有”的法律权利，那才奇怪呢。

　　在权力游戏规则方面，面对大规模换人的戈尔巴乔夫，向戈尔巴乔夫提出批评意见的波罗的海三国领导人心藏被撤职的恐惧，不安全感很重。过去得以服从为主，现在选举的到来给了他们自保的机会，向联盟中央“进攻”乃是有效的自保手段。反正永无升迁机会，何不放手一搏！选举的实施，意味着权力授权者的改变，游戏规则也相应改变，议员和高官们乐意表现得象民选社会的政治人物，对民众负责，为民族而斗争，这样既是履行职责，又在精神上不无壮勇之感。一般而言，在某一思潮内部，总有温和派和激进派之分，联盟中央的不道义的作派和大俄罗斯主义的傲慢，使得波罗的海三国民族主义思潮中的激进派更具有勇敢无畏的道德形象，他们的思路让民众觉得更解气，他们的激进纲领更容易促成联盟中央的妥协，他们的主权要求在施压过程中比分权要求更具可行性。所以，当选举从高层放开后，三国民族主义激进派除了立即获得合法地位，还自然而然地占据了上风。这时候，谁激进，谁就能代表民众，赢得更大的号召力，进而在下次选举中赢得更多的选票。选举制下的游戏规则，逼迫得共产党人主动出面引领激进思潮，将激进主义的话语权抢到自己手中。

　　从通过经济独立法和主权宣言时起，波罗的海三国议会和政府中的共产党人，便接过了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权，面对联盟中央正式揭杆而起。他们还没有提出政治独立的要求，而是提出“通过重新签订条约方式来确定”共和国与中央的关系。这是暗示，可以留在联盟框架内，但中央得给出一个好条件。现在，援引宪法规定的“退盟权”已经成为三国可能的选择之一，但得看看形势、看看动静、看看与中央交涉情况再说。

　　自波罗的海三国共产党人公开向联盟中央叫板后，民族分离运动正式出笼，堂而皇之地直接在共和国最高权力层面活动。

　　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分离运动有两大重要特征：一是以政权形式来推动，由当权的共产党人直接领导民族分离运动。这是过去大俄罗斯主义长期大搞政治特权，令各民族共产党人在政治上完全绝望的产物。二是以全民动员的形式来推动，它由联盟中央拒绝直面历史而激起，而当权的共产党人的推波助澜和放水，也是激进民族主义由局部运动走向全民运动的重要原因。

　　在1989年7月拉脱维亚通过主权宣言的一个多月后，第三个8月23日到来了。在这《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签订50周年纪念日里，三国非正式组织人民阵线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波罗的海之路”示威游行，从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经拉脱维亚，到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200多万人“手牵着手”筑起了跨越三国、长达600多公里的烛光人链，高呼“自由！自由！”“俄罗斯人滚出去！”等口号，挥舞着“打倒俄罗斯帝国！”等横幅和标语牌，要求就波罗的海三国退出苏联问题举行全民公决。

　　当时三国共有人口约500万，参加者达到全部人口的40%，基本上盛年人口都出动了。这是民意的最好见证。

　　从三国全民动员局面的出现，可以反观戈尔巴乔夫面对挑战时的彷徨无措。当三国经济独立法和主权宣言出笼后，作为最高领导人，你不能仅仅宣布无效了事，你得顺着“通过重新签订条约方式来确定”共和国与联盟中央关系的“话音”，上前去谈，秘密沟通，强力坚守某些底线，而后以必要的让步、妥协来换取对方的承诺，令其维系秩序，保持节制；
进而使秘密会谈内容作为通向新的联邦协议的重大参考之一。当重大越界发生后，最快速度地控制局势，抑制事态升级，乃是最高领导人的职责所系。无所作为是严重的失职。而对于波罗的海三国来说，戈尔巴乔夫的无所作为被看作是联盟中央傲慢的新见证，激发着他们增大施压的力度。

　　一年前，戈尔巴乔夫就曾问他的一名叫切尔尼亚耶夫的助手，难道波罗的海人真的想离开？切尔尼亚耶夫答道：“看来是这样。既然连全国著名并受爱戴的苏联人民演员阿尔特马涅当众讲到对拉脱维亚40年的占领，事情已远不能小看了……”戈尔巴乔夫回答，果真要退出，“他们”就会完蛋（意指在经济上）。现在面对如此全民规模的抗议，切尔尼亚耶夫又向戈尔巴乔夫建议道：“进程已不可逆转，应该放弃波罗的海三国了……”戈尔巴乔夫无法接受。

　　以民意为基础，受到民意的激励，激进民族主义又推出新举措。1989年12月7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擅自修改了该共和国宪法第6条，允许在本共和国内实行多党制。12月11日，波罗的海三国部分人民代表发表呼吁书，要求联盟中央废除臭名昭著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在当月20日召开立陶宛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上，立陶宛共产党分裂为拥护中央的“苏共纲领派”和要求立陶宛共产党独立的“立陶宛共产党独立派”。据民意测验，支持“苏共纲领派”、反对分裂的只占立陶宛共产党员总数的16%。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立陶宛共产党独立宣言》，宣布立陶宛共产党脱离苏共成为独立政党。

　　戈尔巴乔夫立即召开中央紧急全会，坚决反对立陶宛共产党的行动，称以联邦结构取代共产党一元结构的建议是“故意纵容肢解苏联的行为，对所有苏联人民来说那将是一个历史死胡同”。

　　在内外压力下，戈尔巴乔夫还是决定妥协了。妥协从道义上认错开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1989年圣诞节前夜，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宣布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同时又宣布，维持波罗的海三国和其他领土现状。

　　让步姗姗来迟。来迟了两年，至少迟了一年。承认《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无效的确不容易，因为它关系到苏联的帝国秩序，关系到苏联与波兰的关系。为了不让波兰有口实，戈尔巴乔夫硬着头皮继续重复历代以来对苏德条约的正面肯定，为此，不得不对相关联的并吞波罗的海三国秘密条款采取掩饰态度。他的回避和拖延行为激怒了波罗的海三国民众，使历史问题成为激进民族主义用以动员民众的最佳工具，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因而走到了激进民族主义一边。

　　在作出让步后，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出访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在一家工厂，他重申了分离的恶劣后果。与此同时，激进民族主义势力示威性地在同城另一地方举行群众集会，大会在“不独立，毋宁死”的宣布声中开始，演讲者都批评戈尔巴乔夫假装没有听到立陶宛人民的要求，不愿承认斯大林治下的大屠杀。维尔纽斯的俄罗斯人梅德维捷夫指出，“他们一直在撒谎，我没法相信他们。”回到莫斯科后，戈尔巴乔夫运用精神胜利法，自我解嘲地宣称出访的结果是“已奠定了继续对话的良好基础”。（转自牧惠《一着臭棋》）

　　波罗的海三国民众看得很清楚，戈尔巴乔夫的让步是一种应付，它是不真诚的。让步中没有道歉，没有担当。没有借让步去舒缓波罗的海三国民众的心情，没有宣布立即将平反冤假错案政策运用于三国，真实地无遮掩地揭开屠杀和逮捕真相。从政治技术来看，这一让步不是主动的战略选择，也缺乏巧妙的策略运用。

　　对于波罗的海三国民众而言，一个坚持非正义的、不改大俄罗斯主义的傲慢的联盟中央，其道义形象十分负面，威信彻底丧失。民众在厌恶和抛弃之余，会继续跟着激进民族主义向前走，即使是走向彻底独立。这时候，连权力竞争的游戏规则都已不重要了，官员和民众自动配合，联手对付那个共同的对手——大俄罗斯主义的联盟中央。

　　面对波罗的海三国如此危险的形势，戈尔巴乔夫似乎应该停下来，寻找有效的“控制局势”之策。但戈尔巴乔夫反而采取了加速政改的步骤，幻想“通过改革来解决难题”，戈尔巴乔夫采取的政改不是可控制的政改，而是完全放弃了程序控制。1990年1月在立陶宛时，戈尔巴乔夫还发表讲话说：“我认为实行多党制并不是悲剧”，“我们不应该象魔鬼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面对波涛汹涌的群众运动，戈尔巴乔夫和他的伙伴们显然不想那么被动。他们要表明，他们也有能力在民主之河里游泳。1月底为此专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主管意识形态的“雅科夫列夫建议戈尔巴乔夫采取果断的措施，他应该自己当总统，把所有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并宣布他的计划：把土地交给农民，把工厂交给工人；
想各加盟共和国许诺真正的独立，用多党制来取代共产党的一党制；
大幅度裁减国家机构，建立私有制；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争取巨额西方贷款；
遣散将军们，用愿意接受军事改革的校官代替这些将军。”[13]雅科夫列夫关于政治问题的建议被采纳了，但经济方面的建议却未通过。

　　外表上看，雅科夫列夫的建议与列宁在十月革命中的政策颇有相似之处，可现在是和平年代，政权在手，秩序井然。联邦制建设应该立即开始，但似应便干边摸索，不能一步到位。政治选举也应向前推进，但面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分离倾向，如果从上层大改，便一步将合法的政权交到了激进民族主义势力手中。可能不管怎样，波罗的海三国都会继续造反，自行选举；
但只要按住了上层大动作，三国的行动便不会波及其他加盟共和国。由于中央拥有法权、拥有对三国经济必需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三国必有所顾忌，更大的可能是徘徊观望。所以，此时应在政治上暂停上层选举，改从基层开始大改，加快推进经济改革，立即开始联邦制框架下经济分权的探索，波罗的海三国可作试点，经济权力可以多放一些。至于“宪法第6条”，修改不修改，无关大局。议会可采取上一年那种有控制的选举模式，将之推向建设性的工作方向。对于自由派和激进派，可以通过在议会中建立一些高级机构，或通过政府系统和党务系统人事改组，吸纳其中的“成功人士”，扩大执政基础。

　　在这关键时刻，戈尔巴乔夫出于做总统的欲望，出于避免在夏天的苏共二十八上“利加乔夫和其他人也可能会利用这次会议来罢免他”[14]的个人关切，出于“学习与民众打交道”的探索欲，出于对列宁大刀阔斧领导民众的风范的模仿，出于一步到位的激进理性，采取了从上层正式大改的做法。1990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苏联“宪法第6条”被修改，苏共在宪法上的统治权力被废除，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第一届总统。随后，通过全面的共和国选举安排，戈尔巴乔夫废弃了联盟中央对共和国行政首脑的任命权，由各加盟共和国议会选举最高苏维埃主席，加盟共和国最高权力，由党的第一书记转到最高苏维埃主席身上。

　　我在第四章中指出，这一在政改开端便放弃联盟中央对共和国行政任命权的行为，乃是戈尔巴乔夫对准苏联的脑袋所开的第一枪，是乱天下的一步棋。从此联盟中央失去了挽回乱局的行政权力，遂使国家向着崩溃和分裂状态一路演变下去。

　　获得了行政独立的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于3月11日宣布国家独立。两月内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先后步其后尘。

　　3月下旬，戈尔巴乔夫下令苏军开进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4月初又对立陶宛实施经济制裁。这些强硬做法，意在威慑和施压，而非镇压。那么，下一步应该是，等待威慑和施压见效，而后开始谈判，在谈判中适当让步，坚守底线。

　　然而，未等威慑和施压行动的效果反馈回来，戈尔巴乔夫却擅自作出了主动的、非谈判性的让步，而且是将绝对不该让步的东西让出了。5月24日，戈尔巴乔夫表示原则上不反对立陶宛脱离苏联，只要是通过宪法允许的途径。戈尔巴乔夫在这里采取了一个“聪明”作法，按照退盟法规定，一加盟共和国须得到全苏三分之二多数同意，才能合法退出。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戈尔巴乔夫的让步表面上没有多大价值，他有意借此显示控制权掌握在联盟中央之手，以逼迫波罗的海三国就范。但是，这一“聪明”作法却让“名义权”悄悄地从联盟中央手中滑出，落到加盟共和国手上——它实际上从法律上承认了加盟共和国拥有“主权地位”，拥有“退盟权”。在发生重大纠纷的时刻，这类法律条文本来应被强行搁置，甚至应被修改的。

　　戈尔巴乔夫的“复古”行为，承认了波罗的海三国谋求主权和独立的法律权利，也给其它各加盟共和国做了非常危险的示范。数日后，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立即推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宣布“主权独立”，其他加盟共和国纷纷仿效，事态遂急剧恶化，戈尔巴乔夫已守不住建立联邦制的方案，只好退却到一个介于联邦和邦联之间的防线，深沟高垒。

　　戈尔巴乔夫承认加盟共和国拥有“退盟权”的“复古”行为，显然是弄不清联邦的真实涵义，也弄不清列宁时代与七十年后的今天国家在处境上的根本差异。1922年构筑苏联之时，各民族共和国表面是独立的，其独立早已得到了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承认。列宁当时的做法是先承认各民族共和国的独立，后推动他们自愿加入苏联。各民族共和国乃以主权国家地位加入联盟，自然享有诸多独立性，当时的联邦定义，实质上是邦联定义，中央对各民族共和国分权过多，具体操作起来，肯定是行不通的。但在当时，必须这样做，先走出第一步，日后再向着真正的联邦制目标逐渐推进。列宁逝世后，继任的斯大林强横地实际废除了分权，使苏联走向了高度的中央集权。现在，在改革时代，要由全能控制下的中央集权制走向民主制度下的联邦制，绝对不能以1922年至1924年列宁创建苏联时那个“邦联式定义”作为基础。苏联宪法中继承了“邦联式定义”、为实现民族自决权而设置的诸多条文，如“主权国家地位”和“退盟权”等，必须被搁置起来，不能重申，不能承认。既然“宪法第6条”就可以修改，那么“主权国家地位”和“退盟权”的条文为什么就不能修改？（如果戈尔巴乔夫有远见、有魄力的话，本来就应该将这几条捆绑在一起修改）即使不予修改，也应给予搁置，不认其帐，重新研究之。

　　1990年5月24日的主动让步，是戈尔巴乔夫所作出的第二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自杀行为。促使戈尔巴乔夫采取这一行动的原因，除了认识上的混乱，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美国的干预。美国对戈尔巴乔夫在高加索的镇压不闻不问，却一直关注着波罗的海三国的局势。从1940年代开始，美国就不承认苏联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并吞。美国推动苏联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着力点是波兰，在美国政府的眼里，苏联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处理手法，关系到苏联对波兰的控制是否可能放弃。表面上，对于苏联“份内”的事，美国持不干预立场。所以在立陶宛多次呼吁美国承认时，美国政府都不做回应。但是，当波罗的海三国激进民族主义势力掌握党政大权后，美国开始轻度介入。“1990年3月，当苏联中央宣布对立陶宛实施总统治理时，美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并至函苏联领导人，警告对那里的‘过分’行动将影响两国关系的改善，要求苏联中央与分离运动进行谈判。4月，苏联中央开始对立陶宛实施经济制裁，美国马上将美苏新的贸易协定作为施压的武器，表示不会在首脑会晤时签署这个已准备好的文件。6月，美苏首脑华盛顿会晤时美国以解除制裁作为签署贸易协定的条件。苏联对美国的压力作出让步，私下保证在美国国会批准该协定前解除制裁。”[15]按照外交惯例，在戈尔巴乔夫出访华盛顿之前，两国外交官应对双方首脑会谈内容进行沟通，那么，在5月中，戈尔巴乔夫就应预知了美国政府要求“解除（对立陶宛）制裁作为签署贸易协定的条件”的立场。戈尔巴乔夫在5月24日所作的讲话，应是为了获得美苏新的贸易协定的签约，而对立陶宛作出重大让步。

　　美国的行为明显是干涉内政；
而且，戈尔巴乔夫此时对立陶宛使用的是施压，而不是镇压，美国的干预就更没多少道理了。但是，美国的介入是谨慎的，轻度的，没有约束力的。对于苏联来说，一个贸易协定，签不签又有多大关系，况且，你可以用贸易牵制我，我可以反过来用核武谈判牵制你。然而，在当时，美国人在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这批改革家们心中享有非同小可的地位，美国人乃是改革家们的“希望”。在经济改革已告失败之后，改革家们已走上企盼通过外交让步谋取西方援助、以解决国内经济危机的道路，这显然纯系幻想，美国人是不可能给几十年的争霸对手以真正的经济援助的。但是戈尔巴乔夫却不会这样想，他把西方舆论长期的赞扬，把各国领导人的外交辞令，全都当了真。为了想象中的经济援助，为了一个没有多大意义的贸易协定，戈尔巴乔夫果断地对立陶宛作出了巨大让步，想必这是美国人都事先想不到的吧？不应将美国人说得有多险恶，苏联人当初给美国人设的陷阱比这要凶险多了。只应说，这时的戈尔巴乔夫把美国人看得过于重要了。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经济改革的不务实，与对外的幻想紧密联系在一起。

　　美国人虽然介入很轻，但介入的位置十分关键——制裁手段是苏联可能挽回乱局的最有力的常规手段。事实上立陶宛是害怕制裁的。6月间，立陶宛便从独立的立场上稍稍后退，宣布延期100天执行关于恢复共和国独立的文件，以便与联盟中央谈判。

　　由此可见，立陶宛宣布独立后，戈尔巴乔夫显然不应作出致命的让步，而应坚持不懈地使用制裁手段，直到赢得对方作出类似于6月份所作的那种妥协之后，再与对方展开秘密谈判，谈判中可向对方作出经济分权上的让步，如果对方的要求超出了联邦制允许的程度，就搁置谈判，并在国际上彻底孤立之。在谈判期间，只要对方没有公开宣布放弃独立，那么经济制裁一日就不能停止。

　　戈尔巴乔夫偶尔也曾设想允许波罗的海三国分离出去，象他的先辈列宁那样大手笔地处理国务。但他又担心“俄罗斯人不会原谅他使‘帝国瓦解’”。在当时情境下要戈尔巴乔夫作出允许波罗的海三国独立是不现实的。因为即使应该这样做，其个人地位也将崩溃。但是，戈尔巴乔夫可以将谈判和制裁同时使用，如果对方完全不妥协，他应将与波罗的海三国的纠纷完全搁置（制裁仍一直进行下去），而将主要精力用于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一道筹建联邦制并大力推进实质性的经济改革。当新型联邦制建成后，通过制裁、孤立和物质诱惑，波罗的海三国有可能重新返回统一国家框架内。如果对方愿意妥协，答应不从苏联分离出去，可将三国作为联邦制框架下经济分权试点，在经济总收益的分配中可让三国享有较大的比例，但注意不能接受越过联邦制底线的邦联制条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那样将会引起各加盟共和国的危险攀比。如果对方坚决不妥协，可任其继续孤立下去。这样苏联国内民众的心理就可以满足了。十至二十年后，当苏联经济改革成功，即使将波罗的海三国以邦联成员形式纳入新的统一国家框架，也不再会引起其他加盟共和国危险的效仿了。

　　在波罗的海三国局势业已失控的情势下，戈尔巴乔夫仍想挽回，他不是搁置这一剪不断、理还乱的事态，而是企盼通过让步换取三国返回统一国家框架内，并借此一揽子地构建民主制度下的联邦制。“实际上从改革之初起，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深思熟虑的民族政策。政治民主化造成的离心倾向使他感到惊讶，他埋怨各共和国的‘忘恩负义’。他在扑灭各地区民族关系的‘热点’方面表现出完全无能为力。在决定原则问题时他左右摇摆，不知道应该给各共和国多少主权，才能满足他们的胃口，同时保持苏联。最后经济改革不断遭到失败刺激了各共和国抛弃积重难返的社会经济体制并试图独立地摆脱绝境。”[16]戈尔巴乔夫总是单方面地不断作出让步，但不到承认“独立”，人家就是不接受你的让步。几乎就在起始阶段，戈尔巴乔夫就作了不该让步的让步——将“主权”让出去了。这一让步石破天惊，直接否定了联邦制的底线。数日后，叶利钦立即跟进，推动俄罗斯联邦宣布主权独立，各共和国纷纷效尤，乱局迅速蔓延到整个苏联境内。

　　当年10月2日，联盟中央与立陶宛代表团举行首次会谈后，戈尔巴乔夫拒不对立陶宛的独立要求作出妥协，谈判就此中止。1990年11月联盟中央公布的新联盟条约草案中，承认了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国家地位。可能戈尔巴乔夫自打5月24日承认共和国主权开始，便想表面继承列宁，实质效仿斯大林，使“主权”一词仅仅具有名义价值或民族自治意义，而仍通过具体分权与总权，行其联邦制之实。但是，现在不是集权制度下纸面东西没有实质意义且可以随意更改的时代了，现在是法治和民主时代，名实相符，名义权便是法权，承认“主权”的法律地位，便实质上在现有体制中开出了一个通向邦联制和彻底独立的大缺口。

　　90年底91年初，戈尔巴乔夫再次转向对立陶宛采取弹压，这次运用的是武力威慑，而负责指挥直接行动的强硬派将“威慑”操作成擦枪走火式的冲突，出现了人员伤亡。受道义约束，在波罗的海三国业已全民动员之后，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否则就是内战，国家重新回归旧时代。但俄罗斯民众对此不会接受，戈尔巴乔夫显然也不愿接受。于是，在制裁放弃、威慑不成、镇压不用之后，戈尔巴乔夫又作出让步，表面是向叶利钦让步，其实仍在制定一个可以适用于波罗的海三国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这次让到了介入联邦和邦联之间、而更接近于邦联的“主权国家联盟”。这个“实质邦联”如果实现了，最终仍将会向着完全解体的方向演进，因为一有不合，某个加盟国家还是要援引继承下来的“退盟权”，甩袖而去；
而且，有几个加盟共和国压根儿便不打算加入“主权国家联盟”。

　　“8·19”政变在这节骨眼儿发生，其初衷确有想阻止苏联走向邦联的考量，这便是凶险的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能够组织和动员起一个非法的密谋班子的原因之一。当戈尔巴乔夫与九国领导人敲定实质邦联化的盟约草案时，虽然人们都没有意识到，苏联的部分解体事实上已不可阻挡了。而为此提供法律基础和思想基础的，乃是1990年5月间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先后实施的自杀性动作。

　　从构建新联盟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对于波罗的海三国采取“让步”而不是“搁置”，总是企图一揽子解决、而不是分割解决的方式造成了多大的被动。他总想全部保住，结果全部丢弃。其实就是保住了，业已越过了联邦制底线，还不如丢弃了部分而对剩余部分实行紧凑的联邦。后者更有价值。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便是这样做的。

　　在政治思想方面，戈尔巴乔夫几乎完全被激进民族主义牵着鼻子走，立陶宛废除宪法第6条，他便在议会主导废除；
立陶宛宣布主权独立，他便宣布承认其主权和退盟权；
立陶宛共产党断绝与苏共中央的关系，他便在苏共二十八大上实行苏共联邦化。他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跟着人家走，不该早期实行的政策实行了，绝对不该实行的政策也实行了。结果，将自己实力基础和统治基础——苏共，苏共各级党组织，苏共在各加盟共和国政权和议会里的党员，苏共代表的左派群众基础，俄罗斯联邦政权，包括俄罗斯联邦在内的各国俄罗斯族民众——全都放弃了。自己便成了个空壳总统、空壳司令。信守道德伦理至上主义、以善于耍弄官场权术而自豪的戈尔巴乔夫，似乎不懂得政治还是一门控制的艺术，他对实力基础和统治基础的理解，可能只是总统、议会、军队、传媒、西方舆论。他连俄罗斯联邦属下的自治共和国都想分割出来，让他们享有主权地位，实在是昏得可以。

　　戈尔巴乔夫在错误地承认共和国主权的同时，还是做过争取守住“联邦制底线”的努力的。但他没有绝对地持守之，没有将全部力量集中起来，用以防卫“联邦制底线”，并绝不放弃之。原因大致有：对改革缺乏深谋远虑，不懂控制局面的重要性，个人性格的软弱，一揽子解决问题的整体主义思维的误导，对邦联所蕴藏的危险认识不足，等等。而叶利钦的“捣乱”，使戈尔巴乔夫后院起火，也是导致他阵脚大乱的重要因素。

　　在1990年1月前，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在党内还能进行有限的合作。但是，从戈尔巴乔夫在1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设置总统职位开始，叶利钦便走向了与戈尔巴乔夫公开对立。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期间，叶利钦领导的激进民主派在莫斯科举行游行示威，组织者发表了一份声明，谴责戈尔巴乔夫关于设置总统职位的提议是想搞独裁统治。总统制方案中的授予总统以“一切必要的权力”的条文引起了激进民主派的恐惧，担心由此导向镇压和专制。在这一问题上，激进民主派暴露了其所持守的激进理性的巨大缺陷，苏联总统拥有“一切必要的权力”，以作为取消宪法第6条的替代品，充当过渡时期控制局势的立法依据，对于稳健地迈向有秩序的民主政治而言，是十分必要的。激进民主派将心目中的民主政治看得过于纯洁，企望一步到位，事实上是行不通的。象他们这样以理想模式来要求本来便充满复杂性的现实，强制主导改革的戈尔巴乔夫适应之，事实上带来了极大的负面效应。

　　叶利钦当时认识不到这一点（几年后他用武力对付议会、继而用武力对付车臣时已认识到了）。此前不久，他在郊外一座桥梁上被四条大汉挟持住，从桥上丢进水中，差点丧了命[17]，使他对克格勃的阴谋充满了愤怒，也对主张拥有“一切必要的权力”的戈尔巴乔夫深怀疑惧。叶利钦确有成就大业的性格，出事之后一直不作声张，潜伏爪牙忍耐，一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便与波罗的海三国分离运动联手，形成戈尔巴乔夫所称的“平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联盟”，以阻止联盟中央走向独裁统治。这便是叶利钦推动俄罗斯联邦宣布主权独立的深层原因，而戈尔巴乔夫先承认立陶宛拥有主权地位和退盟权，仅仅是一个导火索。

　　叶利钦推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发表主权宣言，并非完全出于一己意志，而是迎合了流行的狭隘民族情绪。当时有许多俄罗斯议员认为，过去俄罗斯对其它共和国支持过多，象头挤奶送给别人的奶牛，如果获得经济主权，可以“甩掉原落后的加盟共和国这些包袱”。苏联69%的工业设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如果据为己有，俄罗斯可以得到更快的发展。叶利钦也希望借此获得足够的经济主导权，抛开其它慢吞吞的加盟共和国，不受羁绊地大力推行他一再许诺的狂飙似的激进经济改革，使俄罗斯率先步入发达国家之林。

　　有学者因此而认为，叶利钦的主权宣示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反映，想恢复昔日的俄罗斯帝国。

　　这一判断是有欠准确的。叶利钦的主权宣示不是一种进攻性的民族主义或沙文主义，而是一种防守性的民族主义。它的立意不是恢复帝国，而是放弃帝国，不仅放弃对东欧卫星国的控制，而且放弃对老俄罗斯属下辽阔边疆的控制，仅仅守住1922年后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地盘。

　　叶利钦在他过去工作过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对激动的人群发表演讲说，俄罗斯不仅受到剥削，而且还要忍受其他共和国遭受破坏的罪名。最终俄罗斯可以退出苏联。

　　叶利钦的想法代表了刚刚成立的俄罗斯议会中众多人士的思路。在俄罗斯苏维埃代表会议上，作家拉斯普金第一个站出来说，如果必须让我们对所有的事情承担责任，其中包括镇压其他民族一事，那么就退出苏联吧，你们自己生活。当时全场的人都站立起来，以热烈的掌声送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18]

　　此时俄罗斯联邦议会代表和议员们的思维是颇为奇特的。他们真诚地希望抛弃本民族过往不义的生活，因此在受到各民族舆论攻击时，心中充满了委屈，作出了赌气和顾家姿态，宁愿为本民族去追求经济利益，而放弃本民族数百年以来积攒起来的政治和战略利益——对全苏版图的控制。至于借机抢占联盟资产，不过是一种按照某种流行的游戏规则、实现民族私利的表现，算不上是对其它民族利益的侵犯。这种赌气性的退缩性的民族主义，具有严重损及本民族的政治和战略利益、破坏民族生活的地理空间的现实危险。他们自以为不需要再去统治别的民族，但问题是，多年来俄罗斯和各少数民族共同生活在一个统一空间内，内部已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作为最大的民族、苏联的缔造者，俄罗斯民族有责任维系全苏的统一空间和法律秩序。过去的罪恶彻底忏悔便是了，过去的特权彻底放弃便是了，从今用完全的平等、真正的人权来处理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继续在统一的地理空间下携手发展，一道利用结成大国所创生的各种机会，又有何不可？那种赌气性的退缩性的民族主义的流行，反映了一代人心灵的扭曲和狭隘。长期在封闭社会生活的人们，一旦获得了自由，面对祖先功罪参半的遗产陷入了迷惘，他们没有足够的思想力，将道义和保守结合起来，将帝国秩序和民族生活共同空间区分开来，将悔罪与维权区分开来，因而无法使民族在精神上获得新生，竟使得自鸣清高的赌气、退缩和逃跑思维成为流行意见。由此可见，不仅某一个人可能思维一时短路，有时一代人都可能思维一时短路。

　　这种小家子气十足的短路性的思维，不仅见于自由知识分子，而且见于俄罗斯左派共产党人。当时俄罗斯议会里共产党人占绝对多数比例，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时，他们大都投了赞成票。1990年6月8日通过《主权宣言》时的票数是544：271，共产党人又大都投了赞成票。次年春天（1991年），当一批共产党人在俄罗斯议会里提出罢免叶利钦时，鲁茨科伊带着一支俄罗斯共产党“大军”投向叶利钦，而新成立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书记波罗茨科夫直接走到主席台前，撤回了罢免叶利钦的建议。1991年12月，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就分解苏联、建立独联体的别洛韦日协议进行投票表决，后来的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在议长哈斯布拉托夫的建议下，动员共产党员代表们投了赞成票，当时整个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投反对票的只有6个人。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里，有86%的议员是共产党人，是他们投票批准了苏联的解体。

　　这一切，都说明了叶利钦的激进行动代表了当时俄罗斯民族中左右各派的共同意见。陷入了偏执思维中的，对民族的前景看不清楚的，稀里糊涂地抛弃了祖先积攒下来的政治—战略利益和统一的生活空间的，不是少数人。

　　1990年6月叶利钦推动的俄罗斯主权宣示，犹如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放出了乌克兰这个闹独立的“恶魔”。这是叶利钦对苏联解体的主要“贡献”之一。

　　戈尔巴乔夫的总统办公室主任博尔金回忆，1990年底，乌克兰有几位老友对他说，“对外高加索、摩尔多瓦和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的激进情绪不必担忧，但乌克兰民族主义情绪一旦抬头麻烦就大了，那将意味着苏联的末日。”[19]

　　苏联境内有三个主要斯拉夫国家：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白俄罗斯国家比较小，所以习惯于跟在俄罗斯后面跑。

　　但乌克兰就不同了，它的身材在苏联体系内是重量级的，一是它属于斯拉夫族，二是它地处中心地段，三是它的工业规模大且人口多，四是它的文化影响力大。乌克兰对俄罗斯饱含着老二对老大的不服。作为老二，它没有降一级分到次一等的特权，反而饱受残酷的打压，甚至可以说，它是受斯大林的暴政伤害最重、受后来的大俄罗斯主义打压最力的国度。它心底的怨气十分深重。乌克兰经济比较发达，而且产业齐全，不怕离开俄罗斯后不能生存。乌克兰又与俄罗斯同种，如果闹独立，俄罗斯人将不忍心动手。

　　果然，到了1991年间，当戈尔巴乔夫在谈判中被迫退到邦联方案后，乌克兰仍拒不接受，反而实行全民投票，赞成独立，令叶利钦感到无可奈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不禁暗生分解苏联之意。“8·19”政变失败后，正是乌克兰的拒绝，迫使叶利钦另寻出路。在别洛韦日森林里，三个斯拉夫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使用了最后一次“特权”，签约使苏联解体。

　　三个斯拉夫国家的“分家”行为，使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彻底地合法化，一切都成为定局。

　　在大致概述了由波罗的海三国闹独立而引发的民族分离运动史后，可以简单地归纳一下苏共中央、联盟中央、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民选时代处理民族问题时出现的一系列战略失误和操作失误：

　　1，选举时代，人口就是选票，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里实行民主政治，民族问题必定成为大问题，民族主义势力必定成为重要的政治博弈者。俄罗斯人口仅占全苏人口的一半，其自然控制力相当不足，非得对各民族作出让步不可。是主动让步还是被动让步，是有控制的让步还是失控的让步，将决定民族问题是否会危及国家秩序和生存。

　　2，波罗的海三国分离运动是建立在强大的民意基础上的。斯大林的镇压和并吞、以及大俄罗斯主义长期施加的歧视，造成了民族积怨，在发条松弛后，引发了强劲反弹。联盟中央对这一反弹回应的连续失策，使民族问题成为不仅导致三国本身走向分离、而且导致俄罗斯民族内部分化、更导致乌克兰跟进的破坏性极大的因素。

　　3，面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历史遗留问题，戈尔巴乔夫未能及时平反道歉，寻求谅解，争取民众，分化对手，是导致联盟中央丧失波罗的海三国民心的主要原因。及时平反道歉，便可将包袱还给历史；
拒绝承认、拖延迟钝，便将历史包袱背到自己身上。它使联盟中央道义形象十分负面，而为波罗的海三国民众所抛弃。戈尔巴乔夫的拖延，乃是最有利于分裂运动的方式。历史问题久拖无解，成了激进民族主义不断升级、进行全民动员的最佳借口。

　　4，地方经济自主权的匮乏，以及中央在推进经济分权改革上的官僚僵化，严重阻碍了三国的改革要求，成为滋生激进民族主义的土壤。过去“未经请示莫斯科连一根钉子也不能敲……”，现在要你改革，你仍在拖延，能不让人愤怒、走极端！既然你一点都不肯给，那就干脆谋求独立，不需要向你索要了。

　　5，共产党人充当了民族主义运动的旗手，使民族分离运动迅即获得对波罗的海三国政治权力的掌控，是分离运动闹大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民族主义运动会由共产党牵头？因为在大俄罗斯主义压制下，波罗的海三国共产党人乃是直接的受压迫者。在过去那种歧视性人事体制里，他们永无出头之日。所以，反抗联盟中央，对于他们来说，既是民族大义所系，又攸关他们的个人利益。

　　6，在积怨尚未化解、人事公正性尚未建立、经济分权尚未实施、老百姓尚未尝到改革甜头的情势下，冒然从上层正式进行大改，就等于一步便将独立的行政权交到激进民族主义势力手中，也使联盟中央后来失去了通过行政手段挽回危局的机会。

　　7，宪法规定的双重主权和退盟权，成了波罗的海三国谋求独立的合法依据和可操作程序。

　　戈尔巴乔夫没有搁置宪法条文的勇气，更不用说修改了。他之推崇列宁的民主作风，反成了民族分离主义借以羁绊联盟中央的口实。戈尔巴乔夫想表面承认主权，骨子里行联邦之实，但在名实一致、法权神圣的时代，这一套行不通，承认共和国的主权地位必然导向邦联甚至分离。戈尔巴乔夫承认共和国的主权地位和拥有退盟权的做法，是将苏联推向不稳定的邦联直至崩溃的关键性一步。

　　8，戈尔巴乔夫在进行政治改革的理论准备时，不愿在思想上一步到位，直达终极真理；
而追求与现实的妥协和思想渐变的稳当，结果显得象“思想小贩”，面临压力便一日数变。在整体纲领上被激进民族主义领导着，步步跟在几个小共和国后面跑，绝对不该放弃的，冒然放弃了；
不该早期放弃的，过早放弃了。思想上的混乱导致政治放开程序的混乱，导致失去实力基础和统治基础。

　　在根本改革时代，政治行动不可激变，但政治思想不可不激变。以终极真理为标杆，以思想激变+合理保守+有控制的操作为中介，足以产生秩序所需要的妥协和稳当。

　　9，失去实力基础和统治基础，是戈尔巴乔夫无力控制局面的主要原因。

　　对于苏共各级党组织，戈尔巴乔夫错误地实行党政分开，使党失去了对新政治的参与；
在反特权方面的麻木，导致党失去了民心；
对苏共的事实抛弃，使戈尔巴乔夫无法在各共和国内部组织起反制破坏国家统一势力的政治联盟。

　　因为实行“苏共联邦化”，苏共中央自动放弃了与各加盟共和国政权和议会里的共产党人的组织联系。后来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挑战中央政权时，即便想让俄罗斯议会里的共产党人起而制衡叶利钦，人家反而都不干了。有86%的代表是共产党人的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在几个重大历史时刻（包括投票决定苏联解体）都站在了叶利钦一边。由此可见戈尔巴乔夫过早实行“苏共联邦化”、放弃对党的控制之荒谬。

　　戈尔巴乔夫压根便未意识到，过去虚化的俄罗斯在实体化后，将使联盟中央失去对俄罗斯民族的决定性影响力。他可能应该直接和叶利钦竞选俄罗斯最高领导人席位，至少也应谋求控制住俄罗斯议会——这是联盟中央完全有能力办到的。

　　戈尔巴乔夫曾伤痛地描述1990年至1991年苏联崩溃前夕他的被动处境：“激进主义犹如巨大的磨盘不顾一切地旋转着，什么也阻挡不住它，在它面前，人实际上是可随意摆布的小小物件，而且简直就是风中的飞尘。”其实道理明摆着——既然你一开始便自动放弃了行政系统和党务系统的中央集权，你便失去了行政控制力，失去了实力基础和统治基础，你的政治身躯自然就会便得轻盈，经不起风吹雨打。

　　10，对波罗的海三国，应在早期便制止民族主义对国家统一的挑战；
后来既然业已失控，就应及时搁置。对方既然已全民动员，使用武力威慑已没有意义。整个国家在此时应分为两块，对波罗的海三国这一小块应“搁置+制裁”，而致力于实现对另一大块的控制，先在另一大块内建立起联邦制再说。

　　戈尔巴乔夫做了左派的精神俘虏，一直把波罗的海三国放在了过重的位置，陷入“波罗的海三国”综合症中不能自拔。他总想寻求一个可以一揽子解决的方案，这迫使他采取“以退让求合作”的套路，不断让步，甚至让到了超越底线使得合作即使得到也了无意义的地步，导致其他各个加盟共和国近乎“自动”地分享到波罗的海三国造反的果实。

　　在叶利钦的搅动下，两个不同的政治板块同时联合起来，共同推进独立和分离，于是全局大乱，无法确定谁才是第一敌人。

　　11，在放开政治自由时，不设边线和底线，导致无法无天。

　　戈尔巴乔夫不经立法，即放行民间政治组织，在中央拒绝道义认错和实质放权的情势下，轻度的防守性的民族主义无阻碍地向着重度的民族分离主义迅速推进。

　　国家的强制力，应运用于维系永恒合理的边线上，如规定民间政治组织不能破坏国家统一。这样的立法可以赢得大众自动认同，在用强力守护边线时，不会激起众人的反感。

　　一旦出现对边线的挑战，必须采取强力制止，否则以后无人会相信你的权威，那些“阿拉伯的骆驼”，会得寸进尺，将主人踢出帐篷。

　　在对各民族作出妥协时，让步不应超出“联邦制底线”，应在此处建立战壕，将所有的手段，现实的强力——军队，残存的政权，无形的实力，左派群众基础，右派盟友阵营，苏联民意，全部地动员起来，用以防守这一战壕。个人地位可以放弃，但战壕不能放弃——战壕守住了，通过选举，个人地位仍可恢复。

　　戈尔巴乔夫弃守“联邦制底线”这一战壕，是使业已潜在地走向崩溃的形势变得不可逆转的原因。

　　12，在走向民主政治的高风险时代，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其主体民族内部的不同政治派别之间，应将相互的权力争夺控制在一定限度内，这是共同的民族利益的需要，也是个人利益实现的最好方式。

　　象叶利钦那样，为了反抗联盟中央和强硬派的暴政倾向，便与本民族的挑战者进行政治联合，搞出一个平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无形联盟，致使本民族的大船倾覆，后来大家全都落入了水中，实在不可取。

　　然而，同时应受到谴责的还有一批隐形政治家，他们背后站着迷信专制的僵化势力。这些人并非大奸大恶，但他们的凶险心态和镇压习惯，迫使戈尔巴乔夫陷入了“波罗的海三国”综合症；
他们拙劣的动武方式和残忍的杀戮记录，使得武力这一在结构上不可或缺的政治因素，成为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自由派人士、俄罗斯共产党人主流、俄罗斯民族主流都感到恐惧、厌恶、弃绝的东西。

　　在苏联崩溃的整个历程中，充满了对武力和实力政策的错误理解，充满了左的武力激进主义或右的绝对和平主义，当时没有一股当权的主流政治势力，能够建立一套将人道、文明、法治和强有力地维护国家统一结合起来的操作策略。既然如此，苏联的崩溃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部分注释（顺序照搬原书的顺序）

　　[10]《前车之鉴》，李兴耕等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0页。

　　[11]《苏联解体原因探析》第四章第四节（网络版），许新、陈联璧、潘德礼、姜毅，中国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网。

　　[12]《苏联解体原因探析》第五章第五节（网络版），许新、陈联璧、潘德礼、姜毅，中国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网。

　　[13]《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美）威廉·奥多姆著，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03页。

　　[14]《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美）威廉·奥多姆著，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页。

　　[15]《苏联解体原因探析》第十章第三节（网络版），许新、陈联璧、潘德礼、姜毅，中国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网。

　　[16]《前车之鉴》，李兴耕等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9页。

　　[17]《叶利钦自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18]《尚未结束的历史》，（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64页。

　　[19]《震撼世界的十年》，（俄）瓦列里·博尔金著，昆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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