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泥：追怀李慎之先生

　　慎之先生逝世两周年，国内发不出来的旧文一篇。

　　愚公家的门前有大山，阻塞交通，不便与外联系，他动了念头，要发动子子孙孙，来把挡路的山搬掉，于是就有了名垂千古的 “ 愚公移山 ” 。

　　但我们称赞这人的傻子精神，无非是知道，这个“榜样”不能模仿，不可学习。万一能仿可学了，谁还歌之颂之，让它千秋万岁呢？

　　因此，所谓“愚公”精神，就是不顾常识的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却不一定是真能奋斗到底的精神，可以落实、操作的精神。李慎之是“现代版”的愚公，他继承了愚公精神，却又推陈出新，一切从常识出发，把愚公精神从悬空不实的虚界请下来，坐实在大地上，变成可模仿，能学习了。可像他这么敢从常识出发的人，毕竟很少很少，其“傻子”精神才零零稀稀，让我们觉得距自己特别的遥远，知其可而不为。

　　如我，本是想不到要来写一篇纪念先生的文章、追怀先生之精神的，因我拢总打过三两次交道，而且都是为别人去打扰，预先安排好了，我去见，对他谈不上了解，只是他长我近 50 岁，就格外有所训戒，对我聊得多，印象就特别深，把他敬为我的前辈乡党。

　　好在我还读过他十来篇的东西，约略了解他的想法、态度，就可以说说他了。

　　一

　　第一次，我登门扰他，是为一本书。

　　1999 年 7 月底，我读研究生满一年，朋友准备为我出书，邀我去内蒙开笔会，同时接受约请的还有北京大学钱理群、三联书店许医农以及清华大学秦晖、上海大学朱学勤等先生，朋友也准备为后两位出文选。但他肯出人家的东西，却没有合适的编辑运作。回京以后，见我恰好休了暑假，忙叫我去他大兴的家里住两天，把自己的书稿编出来。然后又让我顺便将《问题与主义 —— 秦晖文选》、《书斋里的革命 —— 朱学勤文选》、《自由的言说 —— 徐友渔文选》一道编了。

　　盛情难却，我为他义务劳动，一住十几天，饱受蚊子和酷暑折磨，直到新学年快开始，才返校，把没有处理好的秦晖的稿件也带了回来。

　　8 月 28 日，朋友来电话，问我秦晖的稿子怎样，我说看完了，写得不错，很有现实意义。他一听极高兴，问比朱学勤如何。我说各有千秋。文采上不及，但深度上超过了。

　　他哈哈大笑，这才说，秦晖请了李慎之做序，你和李先生联系一下，明天把秦晖的稿件送过去。

　　我对此没有准备，要推辞，朋友说他来不及亲自送，手头无稿子，路途太远，就麻烦我了。

　　我不好再拒绝，就要了慎之先生的电话，怕他白天不在，晚十点打过去。那边上口就批评：我早睡下了，每天我准时九点休息，你怎么这时来电话？

　　我的心咯噔一下，很愧疚，也有点委屈，忙说对不起，这才说了做序的事。他说知道这件事，秦晖在电话里说过，明天他任何时候都在。

　　我听出来，老先生不太愿意多说话，就道了晚安，连怎么走、他住几号楼都没问。只好又去电话问秦先生，他却也记不太清，说了大体的路线和楼号，大概住 6 单元的 602 。

　　我照他说的方位，在日坛路下车来，摸过去，穿了一个工地，七弯八拐，好不容易打听到楼号，一见傻了眼，正过来倒过来反复数，却怎么都数不出 6 单元。楼也才四五层，何以 “6” 字当头？

　　莫不是 “206” 吧？

　　我按着新的发现去敲门，门开了，却不是。人家也不知道这楼上有没有 “602” 。于是我就怀疑是楼号不对了。

　　走出来，我四处转，想找个六层以上的。转了好久，都没有找见。没办法，才又一次去电话询问。慎之先生这次的语气很和缓，告诉我，就是那栋楼，不过单元和楼号秦晖都说差了。

　　我往回走，按了门铃，好长时间无动静。

　　要不是刚通过话，我都以为里面没有人了，心里同时在怀疑是否摸错了单元。好在下了决心等下去。

　　隔了足足有一两分钟，我才听见响动，淅淅而来；
正诧异，那声音移到近前，门被拧开，慎之先生亲自开的。

　　他容色停匀，头发没有一根白的，戴一副无边眼镜，清清秀秀的样子，精神挺好，也就 60 来岁。

　　那怎会这么慢条斯理呢？

　　我疑惑着，微微欠身，叫一声 “ 李老师 ” 。他招呼我进去。我这才注意到他的脚，极不便利，走路颠着，一步一步往前挪，那样艰难。

　　关上门，我随他一起往里去。注意到仅仅是个三室一厅，很简陋，几乎未装修。我就想，他退休前已到 “ 部级 ” ，按理不该住得这么小，后来才知道，他退休早，没有人为他调换房子。现在只有一个小女陪他，其他全出国定居了。自 1997 年 6 月中风后，他脑里主管腿脚的那块组织死了，左手和左脚这半片身子，都不听话，出不了远门。

　　到客厅落了座，我就把秦晖的书稿送上，信口道出自己的感受，说：这是讨论当今中国现实问题，最见深度的一部书稿。

　　慎之先生批评道：年轻人，不能这么说，你看过多少书？

　　我的脸红胀起来。他接着自己的批评：这样的断论我都不敢下。我看过了，如果写序，倒可以说。

　　我辩道：我的看法只代表自己一个人的嘛。

　　那意思是可以说得，不这样写就是了。

　　慎之先生却不依不饶，教导我说话要谨慎。

　　我腹诽道：真是个 “ 慎之 ” 啊！说话都有这许多禁止讲究，还叫人开不开口啊！

　　他已捧起稿子来翻看，当即又埋怨，说字儿太小，改动也多，他看着吃力。

　　我见他几乎要伏在书稿上了，就想，让老人家这么着聚着眼珠子，看这种涂涂改改的文字，确是难了些。

　　他移开目光，告诉我，和秦晖不熟，他愿意给他写序，是因为秦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秦晖可能不知他的性格，他为人做序只看干净整齐的打印稿。现在这样子他不想看。

　　我为难起来，忙说：时间很急，他们叫我赶快送来，请你做序，再换可能就来不及了。

　　他说：那不行，书稿我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做笔记，看完了，如果有想法，我才愿意写。我准备用一个月时间来做这件事。

　　我一听，觉得那边肯定等不了，就告诉他：那就来不及。

　　他不慌不忙，说他就得这样，否则就不做。并说，自己一年只写三五篇文章，学陈寅恪，不求多。

　　天啦，这又是一个 “ 慎 ” 嘛！

　　可是陈寅恪晚年写了不少大部头，恐怕并非一年就三五篇文章吧？但我再不敢乱说，只道自己看过他不少文章。

　　他问在哪里看的。我说好多书上都有他的序文，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寒哲编写的《艺术人文七小时》、刘军宁主编的《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悼念钱钟书先生逝世的专集等。《徐友渔文选》里还收了一篇呢。

　　他说不知道徐友渔会收他的文章，是什么内容。我说是谈哈维尔的那篇。他笑了，告诉我寒哲是某某的女婿，他才写了序。悼念钱先生的那本书编得不好，他的放在第一个，却又是删，又是改的，还是重要地方的变改，就不是那个意思了。而谈哈维尔的那篇，一直发不出来。

　　我默然。后来就问他和钱钟书的关系，告诉他，钱先生可算得精神、学问上影响我最大的人，我记得你好像与钱先生同乡，无锡人，我也是江苏泰兴的。大家都是老乡了吧？

　　他兴致高起来，只承认我是梅兰芳先生的同乡。问起我的年龄，说他有四个女儿，最小的都比我长 20 岁，他今年 77 了。这才说他和钱先生世交， 30 年代就认识，两个人父辈上就是朋友，从小他父亲就叫他 “ 应学钟书 ” 。钟书的堂弟和他还是中学同学。问我看过钱的什么。我说已出的基本全看了。问我看过《管锥编》、《谈艺录》没有，我说看过。

　　注释你也能看吗？

　　我说：能懂。

　　我只说能懂，而不说能看，是因上面的中文我都能看个八九不离十， “ 洋文 ” 却很少认识，但跳过去对正文的理解没有影响，每个洋文也多有中文注解。但我不想说太多解释说明的话。

　　后来才明白，他这样问我，是由于他曾对钱先生发表过这样一段意见：

　　抗战胜利以后五十多年的知识分子，论数量是几十成百倍地增加了，但是，他们的教育总是缺了一点什么，因此，从总的知识结构与思想水平而论，似乎总不如 30 年代和那时以前的几代。也许是世运如此，但是我只能相信后人总有赶上来的一天。

　　就这一点而论，钱先生的信心比我还强。我有一次同他谈到现在的后生很难读懂他的书了。他倒说：
“ 十步以内，必有芳草。

” 还说从现在青年人寄给他的信看， “ 焉知后来者之不如今也！ ”

　　他追问我的目的，就是想了解后生们的情况，是否果如自己断言，或如钱先生那么预见的。就他接触的人士来说，像我这样 20 多岁，可供面对面进行调查的，怕是再无第二个了。

　　他告诉我， 1978 年他就读了《管锥编》，特意去祝贺，钦佩钱先生自说自话，无一趋时语，也没有理睬 30 年来统治全中国的意识形态。钱先生只淡淡一笑，摇手说， “ 天机不可泄露 ” 。

　　我就关心起钱先生，问：钱老师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是不是中庸的？

　　他问何种意义上的中庸。我说就是吴宓定义过的，那种至高的、难以达到的境界。

　　他点点头，告诉我吴宓是他老师。钱先生是那种 “ 天不能死，地不能埋 ” 的人，但他认为钱还不够 “ 中庸 ” 。

　　我又问：钱老师为什么不站来说说话？

　　他有点急了，说：那是要打成 “ 右派 ” 的啊！我就是 “ 右派 ” ，知道吗？我从燕京大学毕业，就去了延安，是 “ 老革命 ” 、 “ 老干部 ” ，于光远、胡乔木也都是我的老朋友，都成 “ 右派 ” 了！钱先生他怕惹祸，才闭口不再说话的。

　　他后来能够说话了，为什么依然不说？我又问。

　　习惯了。人不站出来说话，成为一种习惯以后，也就自动免开尊口。

　　慎之老这样答，我当时虽还不能完全接受，但也算一种解释，就转问他对钱先生长篇小说《围城》的看法。

　　他说 40 年代看的，没留下印象。他每去看钱，什么都谈，惟独不谈《围城》。他只看一个人的小说，鲁迅的，别人的全不看。

　　难怪我临走前，他问我们学校的头儿是谁，我告诉他几个名字，包括写了《高山下的花环》的李存葆，他都没听说。

　　我就发表起个人看法，说：从艺术性看，《围城》可以排在 20 世纪小说的前五位，起码我是这样排的。

　　他不肯同意。我便问钱先生自己对它如何看，他说比较自负。

　　我就请慎之先生送我几本著作，他却说自己无学问，一生还没出过书，全是零散文章。

　　我万没想到，堂堂一个中国社科院的副院长，没出过书。而当他得知我正在出书时，说：你这样年轻就出书啊？我要到 80 岁时，才想出集子。

　　他这样说，使我想起钱理群老师在《书屋》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感叹孔庆东和摩罗等人，都 30 好几、快 40 岁的人了，还有说他们出书太早的，而鲁迅、胡适、郭沫若那一代，都是 20 挂头就出过好多部著作的，由此见得年轻人出道何其难，在现在这样的环境下，扶持青年一代成长有多迫切。所以我觉得，慎之先生在这方面怕又是过于 “ 慎之 ” 了。

　　况且，并不是每个人都高寿，能活到 80 岁不简单。非等 80 岁才出书，在他也许可以，绝大多数人，包括陈寅恪，真要这样，就不定出得来。起码读者多半不认帐。

　　我只能这样想，却不能说。加之聊得很多了，就想把话题拉回自己所来的目的上，担心他真要花一个月时间做序，灵机一动，说：李老师啊，那部书稿的序可能要得比较急，你就挑几篇看看，别的翻一翻，赶紧做篇序出来嘛。

　　他不禁又怪我，拍拍稿子，说：你啊，千万别学现在你们那些老师教的，要学我。钱先生读书也是一个字一个字过的。钱先生和陈先生做学问都很严谨，随便的事，于做学问上，不能谈。

　　老先生一段话，说得我有点无地自容，脸上烘烘然，好在我读书从未投机取巧过，也是很踏实的，现在不过权宜之计，也没想先生较真，想来老辈子人的治学与为人全是这样一致的，我在人民大学的一位老师单少杰就曾感叹，今天的人太灵活，灵活得丢了做人的起码底线。这该算得做学问的 “ 底线 ” 吧？我是否就是那种 “ 灵活 ” 得过头了的人呢？

　　我只好说，原稿先放这儿吧，请你慢慢看着，回去后我和他们说说，再让他们重新出一份样子送来。

　　当然，能不能出，何时送，我都做不了主，也无法过问、不必过问。

　　辞别下楼后，我上了长安街口，找到一个磁卡电话亭，把拜见慎之先生的情形简要对朋友说了，问他等得等不得，并说李老师要再出一份新样子。朋友果然说，来不及，你还是回去把稿子拿回来吧，要是有空，再送新的请他做序。

　　看来他不想请先生做序了。

　　我只得再回去。仍是慎之先生开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这次，他告诉我，有两个空军艺术学院的作家，写了一部书，鼓吹弱小国家，可以通过黑社会、暗杀、卖鸦片、贩毒品、自杀性爆炸、化学武器等非常、越规的恐怖手段，来抗击美国等超强国家，香港和海外反响极大。

　　我说空军没有艺术学院啊。

　　他说有的，就颠颠的进另一个房去，取了书。我一看，原来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空政创作室作家乔良等人所写的《超限战》。

　　书我没有看过，也从未听说。

　　慎之老就在一旁介绍，说《民报月刊》等海外主要媒体，都很关注，已连篇累牍作了报道，称中国军人在鼓吹暗杀 ……

　　我很好奇，问他怎么看。他说，如果是民族主义狂热分子，可能会赞成。如果是自由主义者，则应该反对。

　　2001 年 “9·11” 事件后，有一次我和乔良长谈，恰也谈到这部书，乔良说，他没有鼓吹自杀性炸弹袭击等等的意思，只是说这是弱小国家，报复强敌的一种可能的、行之有效的战争手段或策略，他是由历史、现实里提炼，上升为理论的。古代兵书上叫人 “ 兵不厌诈 ”“ 虚则实之，实则虚之 ” ，那也是一种理论。很严肃、很认真的研究，有什么不对？让他自得的是，《超限战》一书，已被美国西点军校列为必修教材。

　　临出门，慎之老才记得问我徐友渔从英国回来没有，我说不知道，自己和徐先生从未打过交道。

　　二

　　第三次登门已是整整三个月后， 10 月 28 日，与上两次不同，我不再一个人，而和秦晖等先生一道去的。另约了徐友渔，他自己从家里出发，直接过去。

　　路上，秦先生说，李慎之在海外影响很大，要是他来不及做序，也没关系，写出来了，可以拿出去发表。

　　车出长安街，上了小道，原先我走过的地方现都圈住，正大面积施工，弄得尘土飞扬，面目全非，我们的车也进不去，一行人只得下来步行。

　　按着隐隐约约的印象，我走在前面，引他们一路摸去，好在没费太多周折，就到了。

　　这次，慎之先生家里，早有了客人，再不用他亲自劳步。

　　过来开门的，是一位长者， 50 来岁，我原以为就是徐友渔，后来才知道不是，徐先生来不了，交换名片后，方知他是泰山产业研究院秘书长华怡芳先生。

　　他把我们往里面让，我最后进去，随前面的一道去客厅。

　　慎之先生正在窗口下的单沙发上坐着，对进来的客人微笑。

　　他上身穿绒衣，黑底子，间以橙色的圆点。脚上套了平底的毛料拖鞋。一见我出现在门前，就立即喊道：蒋泥也来了！

　　我笑着叫了他，然后就没怎么说话。

　　这次我抱定要当一个好的听众，听他们高谈阔论。

　　他们很快进入情况，神侃起来。

　　慎之先生说着，就把话题又引到《超限战》上，说：《亚洲周刊》称，这是本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书，教唆如何以常规形式作恶，让人防不胜防。自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后，我有几个朋友，就治好了这个病，从极端民族主义，拉回到相对民族主义了。

　　他说完，爬起来，去了房里，取出一张剪报，叫我们传看。原来是王蒙先生 10 月 25 日在《新民晚报》上发表的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像是 “ 主席形象永城头 ” ，赞美 50 年国庆。我们看着，都笑了。

　　慎之说，王蒙虽是他朋友，但他们也有想法不一样的地方，他就反对王的 “ 躲避崇高 ” ，为王朔辩护。他评价王蒙，说他是一个改造好了的 “ 左派 ” 。

　　然后他说，暴力革命那是再不能要的了，他是经历过的人，真是杀人不眨眼，成批成批的杀，不得了。

　　他称，现在自己所说、所做的一切，都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应该说、应该做的，这就是希望活在真实中，活在真话中，做一个说真话的人，过说真话的日子。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永有活力，和平过度。

　　而人人说真话，人人做实事，是每一个都可以做到，或说可以争取做到的。它看似简单，其实不然。那还得看是在一个怎样的社会里。假如一个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活在真实中，便是对它最大的威胁。

　　倘使还能从头再活一次，那么他现在最想干的，就是编一套适合中小学学生学习的公民课教程，亲自执教，告诉他们， “ 四个现代化 ” 的前提和目标是 “ 人的现代化 ” 。中国人最缺公民意识。从秦始皇以来，我们所行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一直是专制主义的。公民课只在 20 世纪 30 年代开过一段时期，从不随地吐痰、乱抛纸屑、礼让老弱妇幼讲起，一直到简明扼要地介绍什么是国家的权力与义务，什么是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什么是司法独立，什么是政党制度，什么是文官制度，什么是权力制衡，什么是法治（ rule of law ），什么是法制（ rule by law ），什么是市场经济，什么是宪政国家，什么是公民，它与通常意义上的 “ 老百姓 ” 有什么区别，等等。了解这些，人们才能知道，宪法的职能主要是管政府的。公民不仅有行政诉讼权，民能告官，而且，公民也有根据宪法，向宪法法院控告国家的权利。这在先进国家已是常事，更是每个现代公民不能不明白的常识。但在我们这里，却很少有人清楚。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这样的现代性公民，又何能培养什么自尊、自律、自胜、自强的个人，来伸张权利，担当责任呢？那样的现代化，只能是 “ 九死一生 ” 的。

　　慎之先生一边说，不时还夹带几句洋文出来，认为 “ 意识形态 ” 应该翻译成 “ 理统 ” 。

“ 学统 ” 和 “ 道统 ” 也可以。中西方在对 “ 知识分子 ” 内涵的理解上，也不一样。

　　在中国人的定义里，知识分子是教化别人的，西方则是批判社会的。从西方人角度看，我们这边几乎没有知识分子。

　　最近，上海倒是 “ 选出 ” 了四个大知识分子，巴金、王元化、贺绿汀、谢晋。谢晋拍电影不错，有知名度，但他怎么能算 “ 大知识分子 ” 呢？上海原是自由知识分子的大本营，现在却没有多少自由气息了，怎么一下子就 “ 左 ” 了呢？

　　现在传统里一些好东西，真正精微的东西，也全丢了。

　　荣毅仁父亲那代资本家，做生意讲规范、讲信用，就比现在的人强得多。而像蒋泥这代人，根本就不清楚我们的传统为之何物了。

　　我外孙给我写信，说 “ 爷爷，您好 ” ，我就说那是不能这样写的啊，写 “ 敬爱的 ” 、 “ 亲爱的 ” 却行。

　　信的末后也不是光光的仅用名字，而应用 “ 儿男慎之 ” 等。

　　说话中间，来了一个电话，众人都停了声，去看，就见二响中间，慎之先生才去提，抓话筒的动作很缓很慢，起来后才迅速一拉，等不及话筒近前，就高声喊一声 “ 喂 ——” 。

　　听话过程中，慎之先生不住说 “ 好的 ”“ 好的 ” 。快讲完时，他才去看电话座，而后搁上了，笑着对我们解释，是许医农来的。

　　时间不觉就到了六点多，秦晖晚上还有课，忙说得走了，不然就要迟到。我们就都起身，慎之先生也到门前相送。

　　我留在后面，朝他挥手作别。

　　直等我的新书出来，虽是 “ 幼作 ” ，我还是题了字，专为慎之老寄去，扉页上写了几行字：慎之老师，不成熟，见笑了！评价钟书老师的文章，也很稚嫩，请多包涵 ……

　　元旦、春节时，我又去了电话，向他问身体好，知道他还是老样子，就很放心。但那以后，我却未再和他联系过，有时候很想把电话拨过去，却有这样那样的顾虑，终于失去勇气。

　　2003 年 4 月初，单少杰先生来电话，说周三要看望李慎之，却没有说明看他的原因，我孤陋寡闻，以为先生像原先那样风采，就说到时候你通知我一下，我也去。可他竟没有，我终于和慎之老错失了最后的见面机会。

　　如今，他悄然走了，在一个 “ 非典 ” 肆虐的北京夏日，我们都不能出门，去为他送行。老人的言吐诲教，就永远堆在我心上，如一座火山，活活跃动。

　　2003 年 4 月 27-28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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