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关于“国学”：超越“1840”以来的“集体无意识”

　　近日，关于“国学”的话题，在《新京报》上接连刊发了王晓渔、林扶叠、刘永华、郑茜的有关争论。这种热闹我本来不想掺合，但在阅读中发觉某些地方象往常一样，还是令人遗憾地不是很对劲，遂忍耐不住。

　　现在看来， 5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南方周末》发表的《重估国学的价值》一文和5月30日《新京报》所报道的纪宝成正式宣布组建国学院的事件，想不引起争论都很难。一是其乃是学术界、文化界的一件“大事”；
二是基于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历程，就像“五四”时一样，“儒学”、“传统文化”、“国学”等字眼总会比别的字眼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心理反应――或嘲讽否定，或美化辩护。

　　前一种争论诱因且不去管它。后一种诱因才是问题所在。许多争论如果剔除语言表达的局限与误会，除去学术、理论观点的歧异，恐怕更多就是价值观的分野。而如果争论的对象可以通过某种隐秘或明显的联系涉及到争论者心理上的生存，那么争论就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心理较量。这种“异化”现象可以说大量出现在学术探讨与思想争鸣中。

　　从这个角度上考察，无论是王晓渔、林扶叠，还是刘永华、郑茜，参与争论的诸位大抵上都是在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轨迹上对此进行评论和争论。百年来，“国学”的确是一个让人亢奋的东西，不是宝贝似乎就是垃圾。随着1840年后的巨变，饱受屈辱的中国人从文化自信的高处一下跌入谷底，从极度自信（甚至自傲）到极度自卑的心理断裂催生出普遍性的焦虑，使一种功利主义的变种放大并渗入人的精神结构，导致文化由此被赋予极强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以这种严重扭曲文化本真含义的方式来对儒学等的“存在合理性”进行判定。由此，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必须为中国的失败承担责任，或必须为它的“有用”提供说明。

　　这就是1840以来的“集体无意识”：将账最终算到了文化头上，那么“儒学”、“国学”，甚至“传统文化”等字眼便容易让人将它们与专制的罪恶和黑暗联系在一起，对此保持一种“刺激－反应”似的警惕；
而维护者则往往为了凸显这些字眼背后的东西的意义，在现当代语境下也仍然固守一种脱离文化本位的泛政治化的立场，并落入与反对者那样的实用主义的陷阱。这两者表面上看似对立，但在心理逻辑上却具有同构性。这种“集体无意识”使人们不是以文化看文化，而是要使文化承担它本不能承担的功能。它使理性思考的背后不可思议地出现一种人们无法意识到的心理过程，并受其支配。就像弗洛伊德在他的“对人类自尊心的第三次打击”中所说的，无意识使人们在自我的家里都不能“自为主宰”。

　　如果说是“救亡”激起文化焦虑，是中国的积贫积弱激起捍卫传统文化的焦虑，那么在中国已经强大的今天，应该是知识分子告别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了。如果我们意识到一个民族文化上的自我认同对于它的主体性的确立和心理生存的意义，同时它又必须舍弃一些东西、接受一些东西、改造一些东西，并且不能越位，那么这种暗中支配判断的心理过程就不会再发生，这次关于“国学”的争论想必会更有建设性。无论如何，受“集体无意识”影响的人，总难在判断中贯彻“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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