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飞熊：小政府、大服务、先裁员、后选举

　　免除了千年“皇粮国税”后，中国乡镇行政体系正酝酿着巨大变动。据传媒报道，位于中部地区的湖北率先前行，今年将在全省大刀阔斧地推进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其中展示的“小政府、大服务、先裁员、后选举”动向值得关注。

　　湖北人杰地灵，但发展缓慢，政府部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是根源之一。全国平均69个农民供养1一个官员，而湖北竟42个农民供养1个官员，高于周边省份；
“不少地方80％～90％的财政收入都花在人员工资及日常行政开支上，是典型的‘吃饭财政’”。现在国家免征农业税，如釜底抽薪，断了乡镇的主要财源，乃给机构改革提供了“天机”。湖北此次精兵简政的幅度颇大，乡镇党委和政府联合办公，实为合二为一，不再设政协机构，党委书记原则上兼任乡镇长，另设二名副镇长，包括人大主席、纪委书记、武装部部长、组织宣传委员在内，共七名主官。行政编制按照乡镇大小不超过45名、40名、35名；
除中小学、卫生院、财政所外，其他事业单位逐步转为企业或中介服务机构；
总裁员率估计达到2/3以上，展示了强劲的改革魄力。

　　乡镇机构改革将对几十年形成的行政条块设置产生有力的冲击。过去为贯彻意图而实施的对口设置这次大都被取消，法院、公安、司法、国土资源管理、交通等机构延伸派驻到乡镇，原则上实行区域性设置，一些必须完成的重大事务在乡镇政府中派专人负责，而不必设专门机构，公务员（包括主官在内）忙时可一身多任，这样闲暇时才不会出现冗员。这一经验未来推广到县级机构改革中时，将造成真正的革命性震荡。

　　调整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是乡镇机构改革的核心内容。乡镇政府是中央集权制的最小单位，负责完成所有的上峰指令，对农村社会实施管理、控制。在过去的农村基层选举中，已显露出民选权威和中央集权权威之间发生了结构性冲突。现今湖北和各省正在推行的乡镇改革，主旨便是对此矛盾加以根本解决，使政府从统治型走向服务型。乡镇政府将逐渐放弃介入农村私人事务的权力，成为法治下的有限政府，主要致力于合作医疗、公共道路、社会治安、水利工程、公共娱乐建筑等管理和服务。过去农村义务教育支出大约占去了乡镇财政的50％～70％，在机构改革中，这一开支上交到县级财政承担，所造成的巨大财政缺口由中央和省府通过转移支付来解决。这样下来，广大农民和乡镇政府将被彻底减负，随着中央对农村转移支付的逐次扩大，那些建立服务型政府的设计乃有了现实操作的可能。

　　过去历次机构改革都不幸遭遇了膨胀——裁减——再膨胀的反复。如何防止重蹈覆辙？湖北的办法是实行编制总量控制，并将事业编制——这一过渡性、也是极可能导致政府“扩容”的隐形地带——逐渐取消。这一改制思路可谓大手笔，但如欲真正落实，还需“一刀切”地取消定额后的乡镇进人权，在分流到企业或中介服务机构的人员经营失败、面临窘境时，宁愿追加创业资助或支付大笔失业救济金，也不能任其回流，否则政府信用大损，后患无穷！除此而外，还需将乡镇机构存在的其他乱收费的权力迅速加以取消，断了非分的财源，也就断了人员回流的可能空间。所以，除了裁减冗员，更需裁减权力、裁减事务，实现改革的配套和均衡。

　　湖北的乡镇改革先例，很有可能为中国基层政治改革创立一全新起点。自90年代末期四川步云直选过后，中国的乡镇选举迟迟未见后续动作，未免有些步履缓慢。原因自然复杂，但个中也的确存在着巨大困扰难以解决。一个关键问题是，在乡镇机构臃肿的情势下，民主选举能否提高乡镇行政效率？新当选的乡镇长是否有实行大规模裁员的权力、实力和资源？如果由一任势单力薄的民选乡镇长承担几十年机构膨胀之责，强力裁员，稍有不慎，便可能在当地引发巨大冲突和乱局。对于这一难题，湖北省采取的是，由中央和省府充当基层裁员的责任人和成本的承担者，中央和省府各自拿出10亿，用以支付人员安置费用，综合取消农业税等压力，形成狂飙进取、不得不为的态势。客观评判，这远比让民选乡镇长操刀裁员要可行得多！在实施机构改革的同时，湖北已在乡镇党委和政府中实行竞选试点，传来的消息是执行切实，动了真格。过去四川的经验也证明了，现存的行政体系是有能力领导一场公正的乡镇直选的。从湖北所推进的乡镇综合配套改革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先裁员、后选举”的政治文明建设路径正在形成和扩展之中，它颇具操作性，也因此值得人们期待。

相关热词搜索：裁员 选举 政府 服务 郭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