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文章千古事

　　曾彦修先生在《立此存照》（2001年2月10 日《文汇读书周报》）一文中详述了1955年以三联书店之名出版厚厚八辑《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的经过，使人了解不少内情。惟曾先生说“我相信大陆上大概是没有一个人看完过那八大本《胡适批判选辑》（应为《胡适思想批判》，笔者注）的，这恐怕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则过于绝对。笔者不才，却在1990年认认真真读完了那八大本、200 余万字的《批判》。

　　当时有杂志约写一篇大陆“新时期”以来胡适研究述评，我觉得要了解新时期胡适研究的意义、给新时期胡适研究一个客观的历史定位，必须从当年的胡适批判运动说起，于是借来这八本“批判”。没想到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不仅完全否定了胡适的政治观点、学术思想和成就，甚至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也被完全抹煞，书中还充满了极其粗暴的谩骂：“看，照妖镜里是什么东西？”“一只狗，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第一辑，第46页）“胡适今天虽然逃亡到他主子的巢穴里，但仍然如一支恶犬一样发出丧尽廉耻的狂吠。”（第二辑，第320 页）“从他的文章和演讲中，不难看出他那‘一吓、二诈、三丢手’的流氓本事。”“胡适在文化上是骗子兼恶棍，在政治上是流氓兼奴才。”（第二辑，第335页）予生也晚，原以为只有在自己经历过的“文革”中才有这种“大批判”体，此时方才明白，“文革”确非“一日之寒”，而是早有渊源。

　　读了这些文章，深感有必要对建国前共产党人对胡适的看法也有所了解。在检读文献中，胡绳先生1937年3 月在《新学识》杂志上发表的《胡适论》给人印象尤深。他在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评胡适时又写道：“正如我们不应当过分夸大他的思想中的进步处，我们也不应当过分夸大他的缺点……我们还是应该承认，在他的错误的思想方法中也有着合理的成分。”“我们也得注意：在胡适的书里的实用主义是用来打击封建的宗法社会的传统的”，“而且比较起有些买空卖空的‘学者’‘政客’来，倒还是胡适的遇事不苟且，尊重事实，注重具体问题这种态度是值得在战斗中间学习的。”

　　两相对照，不同时代不同文风的反差格外强烈。因此，我在《破后之立》（《读书》，1990年第6期）一文中写道：“值得回味的是，一些共产党人在30 年代严肃批判胡适思想的同时，仍持一种比较公允、客观的态度。”然而，“这种严肃却又不失客观公允的态度，似乎被人们忘记了……”文章发表后，据说此点颇得胡绳先生重视，直到非常晚近的时候，他还提及此点。

　　说实话，细读这八大本《批判》，不仅使人惊讶，更使人心情格外沉重。之所以沉重，因为有几位作者的文章墨迹未干，自己反被打成“胡风分子”而长期身陷囹圄！在1955年6月出版的第四辑的扉页上，出版者写道：“本书印就之后，临时抽去一篇，因此书中缺第二一──二八页。”不是万不得已，决不会自己“开天窗”。被抽去的是什么文章？作者是谁？为什么要抽去？倘曾彦修先生或其他知情人能回忆起来，当给这一运动增加一个细小而生动的注脚。在随后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中，其中绝大部分作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打击甚至迫害。不知当他们受到不公正的粗暴对待时，是否想到，自己也曾不公正地粗暴对待过别人；
是否想到，后来的一切其实都与这次“第一”有关；
是否想到，当“大家”可以不公正地粗暴对待某一个人（即便这个人“完全错误”）时，也就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可能被“大家”不公正地粗暴对待。

　　之所以沉重，因为现在看来“这一场大批判，真是一场劳民伤财、彻底打破了自由研究任何人文学科的幻梦的灾难。”（曾彦修：《立此存照》）但这百余位作者，都是著名的理论家和学者，其中许多人为笔者深深崇敬，那时却都不能不为时潮所裹挟。当然，有的是迫于外在压力，无力抗拒；
有的是发自内心，坚信自己紧跟时代步伐。但无论怎样，这些文字都将永远“立此存照”，无法抹去。

　　“文章千古事”，要写出几十年后自己不后悔的文字，要写出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经得起检验的文字，的确不容易，既要有“胆”，也要有“识”，二者缺一不可。（学术批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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