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玉：妨碍道德建设的“三论”

　　在当下中国，道德建设状况不能令人满意已是不争的事实。造成这种事实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在笔者看来，主要原因恐怕与存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三论”长期没有得到澄清有直接关系。下面笔者不揣浅陋，拟对“三论”作些许分析和评论，以期抛砖引玉之效，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其一，道德滑坡“一指论”

　　诚然，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素以礼仪之邦、文明古国而著称于世。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诸如麻木不仁、见死不救、弄虚作假、漠视人性以至对人凶残的道德沦丧现象却屡见不鲜，其严重程度用“怵目惊心”一词来形容也不为过！但有人对此却不以为然，觉得并没有什么可怕的，说什么“我们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与道德沦丧相比，乃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云云。那么道德沦丧真的就不可怕吗？看看以下事实，不辩自明。

　　2003年“5月9日中午，一名男子爬上湖南湘潭市河东大道一栋大楼，从6楼纵身跳下。令人震惊的是，当时竟有数百名群众驻足观望，部分群众不时发出‘快跳啊’、‘我都等不及了’等等的欢呼和鼓掌声。”于是，该男子就纵身跳了下去，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永远地消失了！而“围观人群中一阵悸动，竟随之爆发出热烈的鼓掌声与欢呼声。” （5月12日的《潇湘晨报》）

　　无独有偶，2003年7月31 日，陕西省城固县一名中学生在位于县城的北方乐园游泳时不慎滑入了深水区，当时有人要1000元才肯救人，而老板娘坚持只出200元，最终因为达不成协议而放弃了救人。那名处于花季年龄的中学生也就在双方拉锯式的“谈判”中永远离开了“美好”的人间（2003年8月8日《中国青年报》）！

　　古人云：“人命关天”。上述事实显示，如今在一些国人的灵魂深处，“人命”别说“关天”，连“千”（元）也“关”不上了！而有经济“牛皮癣”之称的传销，更是中国历史上自古未见的道德和信用的大劫难，连用来维系道德和信用的乡情、友情、亲情等，都被席卷大江南北的传销狂潮作为“牺牲”被送上了祭坛！难怪有人说：“过去人们崇拜‘大救星’，如今心想‘钱救星’”，而一位中学生则唱道：“世上只有金钱好，有钱的孩子像块宝。”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举不胜举，已经给社会肌体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和发炎感染，

　　纵观人类历史，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像我们今天这样不择手段来争夺金钱和堂而皇之赞美金钱。这对于我们来说，难道还不可怕吗？这即使是“一个指头”，也不能心安理得，聊以自慰，听其自然，任其发展，不加抵制。否则，我们失去的不只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将是几代人健康的灵魂，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当年白求恩大夫不就是因为没有在意“一个指头”发炎感染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吗？

　　其二，道德进步“自然论”

　　此论认为，只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了，人民生活富裕了，道德进步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古人不是说过“仓廪实，知荣辱”嘛。如亚洲的日本、新加坡，人民的生活水平很高，而道德水平也相当不错，就是证明。其实，这是有悖于事实的。

　　众所周知，现在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可以说比改革开放初期好多了，国民生产总值已由1978年的0.35万亿元增加到1997年的7.47万亿元（1998年9月25日《工人日报》）；
而据世界银行在其网站（http：//www.worldbank.org）上公布的2004年《全球发展指标》披露，2003年则已经超过了11万亿元。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可以说，如今社会主义中国从经济层面来看，委实日新月异，欣欣向荣。按照“自然论”的说法，我国人民的道德水准和社会风气自然也应该是“日新月异，欣欣向荣”，进入历史的最好时期。

　　然而，事实却正相反，自改革开放以来，有好多人，“仓瘭”的确是“实”了，然而，他们却并没有因此而“知荣辱”。道德的现状每况愈下，不尽人意，不就证明了这一点吗？以造假为例，“文革”时期的“假大空”固然令人深恶痛绝。而今日之假在某些方面比“文革”时期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货有假的，假奶粉、假洗衣粉、假烟、假酒、假药……可谓无假不有。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区域战略研究所冯杰研究员透露，从2001年4月到2004年10月底，国家质检总局查获的假冒伪劣产品货值111亿元，而保守估计，市场上假冒伪劣产品总量超过1370亿元。”（《黑龙江晨报，2004年12月20日》）至于说假话更是国人的强项。“明明对死者恨得咬牙切齿，却偏偏要在花圈上端端正正地写上‘沉痛悼念’、‘永垂不朽’”。（1998年10月20日《杂文报》）；
更令人哭笑不得是，国人说假话竟然闹出连克林顿、叶利钦、秦始皇、刘邦等洋人和中国古人都成为中国安徽蒙城地区的纳税人的超级笑话。（1998年11月5日晚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吹牛“上”了税》）

　　上述事实说明，经济建设虽然搞上去了，但道德建设并没有水涨船高。诚然，日本、新加坡经济发达，人们的道德水准相对来说也高，但这与这些国家用力气去抓所分不开的，并不只是由于经济好而自然形成的。以日本为例，自古以来，日本皇室与将军都过着无可指责的俭朴生活，自公元604年颁布“17条宪法”后，日本人一直对官僚的腐败奢侈大加挞伐，直到今天，日本舆论界仍是最喜欢把偶尔发生的官僚腐败事件等来向全世界张扬。如1976年当时首相田中角荣的洛克希德贪污案件；
1989年当时首相竹下登的贪污案件以及1993年日本政界大亨金丸信偷税案件，均被舆论界闹得满城风雨，便是例证。

　　至于说新加坡，更是不断推出新举措，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在新加坡连电梯都安上监视设备，如果有谁想独自乘电梯随意吐痰，也是逃脱不了惩罚的。其实，一个国家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了，人民的“仓瘭实”了，只是为“知荣辱”打下了物质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它本身并不能直接推动道德进步。良好道德的形成还要靠自身的建设来完成。新中国刚成立时，百废待举，国民经济处于恢复时期，由于各级领导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人民的“仓瘭”虽然还未“实”，但“知荣辱”却做得相当不错。这用“自然论”是很难解释得通的。

　　其三，道德危机“难免论”

　　这种思想观念与上述道德滑坡“一指论”正好相反，认为中国当前的道德水准和精神品格如果不说已经崩溃的话，只少也是滑到了崩溃的边缘，处于危机之中。但却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说什么“发展市场经济，诸如投机倒把，坑蒙拐骗等环现象，在所难免。又要讲道德，又要想发财，难！”还说什么“道德危机是发展市场经济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世界上有不少国家也都经历了这样的历史时期。”云云。应该看到，发展市场经济想要想完全避免反道德现象当然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不能据此就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我们刚刚搞市场经济，在这方面还缺乏经验，一些不道德现象确实是存在的。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下大力气来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状，引导人们通过正当手段，遵守一定的市场规则和道德规范去发财，做到如古人所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况且，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应注重文明经商，惜情重诺。这种道德要求，不仅与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而且更是推动市场经济真正得以健康发展的精神力量。

　　当然，以怎样的方式来唤醒人们文明经商，惜情重诺的道德意识还有待于探索和创造。然而，“难免论”却与此背道而驰，它不仅扼杀了人们研究探索和创造改变这种危机的主动性，而且还主动向道德危机投降和妥协，为忽视道德建设的行为寻找借口，制造挡箭牌。如果这样下去，只能严重的妨碍道德建设，更不用说阻碍社会进步和发展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国人特别是教育人者，要加强道德建设，首先得从思想观念上分清是非，不能再让“三论”主宰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了。否则，对“三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视而不见，任其泛滥，道德建设是很难起步的。即使经济一时搞上去了，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诚如邓小平所言：“如果风气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个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4页）对当下中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状况， 国人无不哀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深恶痛绝。难怪一位小老百姓说道：“这年头，官员小手常伸，得拿就拿，得搂就搂，越看越像小偷；
小偷衣冠楚楚，风度翩翩，教养十足，越看越像官员。你能分得清，谁是官员，谁是小偷吗？　 ”难道这离邓小平当年所论断的还有多远吗？

　　2004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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