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玉：双规本身是否属依法治国方略的范畴？

　　张镇强先生所撰《“双规”探究》（载2002年3月26日《杂文报》）一文，针对“双规””本身所存在的“许多可疑之处”，发表了很有见地的意见，并在文章的结尾提出了“‘双规’本身是否属‘依法治国’方略的范畴”的问题。笔者读后，受益匪浅，颇受启发。但在学习中，感到“双规”这个话题意犹未尽，特别是张先生提出的有关“‘双规’本身是否属‘依法治国’方略的范畴”的问题，是颇值得人们进行研究和探讨的。

　　在研究和探讨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弄清楚什么叫“双规”。那么究竟什么叫“双规”呢？张先生在文章开头解释说：“原是党的纪委和政府监察部门发觉某些党政官员有贪污受贿之嫌，就通知涉嫌人到规定的地点、在规定的时间内交待自己的问题，名曰‘双规’。”（当然也有人说“双规” 这是目前执政党自立的“家法”。“双规”中所说的 “规定地点”大概系指纪监部门，或借用宾馆、招待所；
或借用人防、军用设施等场所，将被审查的对象“软禁”起来（安排专人看管），令其书写交代材料，必要时予以审讯，其实被“双规”者与囚犯蹲监狱并不无二致。所不同的是，可能有报纸电视看，食宿条件比囚犯要好些；
而“双规”中所说的“规定时间”就难以确定多少了。少则数日，多则一年有余，通常主要是根据审查对象所交代的情况或党的权力机关“家长们”的意志而定。）其实，张先生这种解释恰恰漏掉了“双规”内涵中最关键的部分，即拍板令“有贪污受贿之嫌”的“某些党政官员”去“到规定的地点、在规定的时间内交待自己的问题”的，并不是“党的纪委和政府监察部门”，而是有关党组织（即相应的党委或党组）的权力机关的“家长们”。而“党的纪委和政府监察部门”下达“通知”，让“涉嫌人到规定的地点、在规定的时间内交待自己的问题”只是奉“家长们”的旨意行事罢了。由此可见，所谓“双规”首先是党的权力机关的“家长们”，由于“发觉某些党政官员有贪污受贿之嫌”，便开会讨论做出予以立案审查的决定。然后责成纪委等部门组成调查组，对其展开司法调查活动的称谓。那么，“‘双规’本身是否属‘依法治国’方略的范畴”呢？在笔者看来，当然不是。

　　首先，“双规”有悖于《宪法》中有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后文还有阐述）。一个普通公民要有违法犯罪嫌疑，毫无疑问，司法机关会很快立案侦察，且一经查实，便绳之以法。相反，当一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涉嫌犯罪，和普通公民就不一样了。而是先经过一段时间的“双规”，再决定其是否移交司法机关进行处理。诚如张先生所言：实施“‘双规’之后，凡问题严重者” 就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而“问题不太严重，认错态度好的，就放行回归。”当然，评判被“双规”者的问题严不严重，认错态度好不好，移不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也是由党的权力机关的“家长们”说了算的。一旦“建议”移送司法部门查处，检察院则没有敢不起诉的，自然法院也没有敢不判刑的。反之，认定被审查对象“问题不太严重，认错态度好的，就放行回归。”，司法部门则不敢再立案、侦察、起诉、审判定罪了。很显然，这在程序上就是个颠倒。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涉嫌犯罪，触犯的是国家的刑法，理所当然，介入立案侦察的应该是国家司法机关，怎么能是党的领导机关的“家长们”发号司令，委派其他什么组织来搞什么“双规”呢？“双规”成为处理“有贪污受贿之嫌”的“某些党政高官”的一种“特殊程序”，说明普通公民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打了折扣。这种程序性的不公正，不仅影响了实体性的不公正，而且也大大地削弱了构建法治社会体系的基础。

　　其次，“双规”有悖于党的“正确领导原则”。众所周知，党组织的权力，同其他组织的权力一样，应该有严格的范围限制。它源于党组织，又服务于党组织，并且必须在党组织系统内行使，这是党的“正确领导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否则，像以“双规”的名义包办司法系统内的工作这种做法，就违背了党的权力严格限制在党的系统之内的“正确领导原则”。由于长期在理论上没有弄清楚这个问题，反把这种“超权”做法看成是坚持党的领导，并奉之为马克思主义经典。其实，“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一切要决定于共产党”，这 哪里是什么坚持党的领导 ？“实在是最大的愚蠢！”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１页）其实，党的“正确领导原则”原“是指导与监督政策。”所以，坚持党的领导首先必须从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的“指导与监督政策”去进行，“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同上书，第12页）以此标准来衡量“双规”，其有悖于党的“正确领导原则”是显而易见的，与“依法治国”的理念也是格格不入的。

　　再次，前文已经谈到，“双规”有悖于《宪法》的有关规定，这里再说几句。我国现行《宪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按照这条规定，党的领导干部涉嫌犯罪，人民检察院就应该立案侦察。而现在却由党的权力机关做出决定，以“双规”的特殊程序取而代之，使“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受到冷落和剥夺，这在宪法上能够说得通吗？《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以及“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然而，《宪法》中这些明文规定，对“双规”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双规” 则依据《中共纪检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和《行政监察法》有关规定另搞一套，将本来属于司法部门专属的司法权牢牢抓在了自己的手里，而且还不受任何监督和时间限制，调查处理案件，实际上已经成为执法“特区”，使《宪法》在实施过程中陷于十分尬尴和无奈的境地，凸现出党的“家法”凌加于国家的 《宪法》之上 。这不仅与“‘依法治国’方略”显得格格不入，而且也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威信和形象。

　　由此可见，“双规”的实质说明“党权”高于《宪法》。在这种背景下，司法机关必然成为党的权力机关“家长们”意志的附庸；
执法者也就必然成为党的权力机关“家长们”意志的执法者。无疑，这是人治的体现，说明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人治”的社会之中，而与“‘依法治国’方略的范畴”无缘。

　　2002年4月10日一稿

　　2004年12月4日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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