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博士印象

　　（两万多字的座谈纪录整理出来，不宜公开发表，只能用一篇小文代替）

　　下午三点，于先生准时来到，他敦实的个头，戴一副眼镜，镜片后面的目光很柔和。那个大鼻子像一个标签，——很多湖南人有这样的鼻子。刚过不惑之年的他，两鬓竟然有些斑白，大概是常年于田间奔波，风餐露宿的缘故。

　　如果没有那副眼镜，对于博士的第一个印象会是什么呢？乡村干部？小镇上开杂货店的？或者是某个工厂的带班工长？反正不像书斋里的书生。事实上他就不是坐在书斋里玩各种形形色色概念的书生，他是一个生长在田野里的学者。

　　无论是他介绍自己的观点，还是听网友们发言，他自始至终面带微笑。那口带有浓浓湘音的普通话让我感到亲切，还好，乡音虽重，但吐字清楚，语速较慢，大家基本上能听懂，我这个“翻译官”也就不用了。

　　也许和他做过律师的经历有关，他所有的观点都有扎实的证据做支撑。比如说他讲到农村基层政权的退化、软化时。说如果知道有这么朋友来，我应该带一些录像放给大家看，大家的观感就更强了。他对于这种判断讲了三方面的理由。一是乡镇一级的政府利用黑恶势力完成各项任务已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得到普遍认同；
二是他跟踪分析了40个村，村里的支书、主任大多是有黑背景的，是“烂仔”；
三是80%的乡镇负债，濒临破产。

　　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讲到农村基层政府已成了“掠夺性政府”，即不是人民的政府，也不是中央的政府，而是有了自己独立的利益时，非常痛心地说：“作为一个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内心非常痛苦。我多么希望自己的判断是错了。”他谈到他做了许多演讲，特别希望别人能拿出证据来，来证明他这一看法完全错了，可是没有人能这样。

　　我能理解这种痛苦，这种从屈原开始，一直到鲁迅、老舍、储安平，中国真正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千百年承袭的痛苦。屈原何尝不希望楚国强大，可是清醒的他不能学子兰那样，唱虚假的赞歌来掩盖将被虎狼秦军吞并的忧患，只有被放逐在蛮荒之中。

　　现在要做一个曲学阿世的所谓学者太容易了，有了博士的头衔，然后先照着官方高兴的观点出发。如一切伟大，一切光明，我们农民的生存状况是历史上最好的时候，民主法制空前进步等等。然后去找许多“论据”，如各地、各行业像注水肉那样的统计报表，照官员们自己的叙述，找某些类似华西村那样的样板农村。从而证明自己的学术观点。如此下来，不出几年，名利皆有。

　　可是于建嵘他真的很傻，他选择了这种卖力不讨好的做学问方式。长年累月走在乡间小道上，走进矿区，劳累不说，还要担很多风险。乡镇干部不高兴，比乡镇干部更大的干部也不高兴。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总是在重复华佗的悲剧，把齐王的病如实地报告了他。于先生那篇文章出来后，他承担了许多压力，如果说那些因为嫉妒，惯唱赞歌的“学者”批评他，我可以理解，可是那些不愿意听到真实病情的人也给他压力，这是最可悲哀的事情。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中国的皇帝患病后很难根治，因为没有一个太医敢告诉他真实的病情，也没有人敢用霹雳手段来治他的病，只能用保守疗法，最后病入膏肓。当年同治皇帝恨母后慈禧安排他的婚事，出入八大胡同冉染上了花柳病，所有的太医都不敢将真实病情告诉慈禧，只好当成一般的皮肤病治疗，最后这位咸丰和慈禧唯一的骨血，刚18岁就死了。——如果照着正常的治病方法，集全国国医高手，小小的梅毒何至致命？

　　表面温和的于建嵘有湘人的执著，他不盲从，而是从占有大量的材料出发，得出结论，——尽管这结论他自己也不喜欢。但真正的学者和真正的勇士是一样的，敢于直面，敢于正视。我猜想着，微笑的于博士心中那种痛楚。

　　如果不讲真话呢？我想于博士也会痛苦的，他没法说服自己，就像《孤独者》中间的魏连殳那样，放弃独立与清醒，得到了地位与金钱，可是内心却常常在煎熬。

　　中国的学界被污染已非三日之寒，做学问的人总是观点先行，你必须相信这个，否定那个，然后采取收集资料。这和法院有罪推定的判案形式没什么两样。这样能出真正的大学者吗？

　　于建嵘也很佩服同是湘人的袁隆平，这位长得像农民的科学家之所以发现杂交水稻，解决了世界无数人吃饭的问题，就是他没有观点先行。因为那时生物界权威的观点是水稻不可能杂交，这几乎成了定论。袁隆平用实实在在的试验否定了这一“定论”，最后得罪了某些权威，让没有文凭的袁隆平多少年都评不上院士，最后据说朱镕基过问才终于成为工程院院士。

　　如果我们固守某个观点来观察三农问题，我们永远只会在“粮食问题”、“增收问题”、“工业化问题”上打圈圈，因为我们不敢想象这是个政治问题，是基层政权和农民矛盾难以调和的问题，因为常年的政治训练告诉我们，基层政权是党中央放心、人民信任的，大多数基层干部是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的公仆，腐败分子总是极少数的。——这个结论即使被颠覆了，我们也不能说出来，因为需要稳定。至于能掩盖多久，则不是大多数的官员们考虑之列。地动山摇和他们没关系，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得失。

　　真正的爱现政权，爱这个国家的正是于建嵘这样的学者，他们无非是为了这个政权能更健康、更稳定，所以说出了真实的病情。

　　以前读鲁迅的文章，他讲了一个故事。乡里一家儿子出生，大家来祝贺，客人们预测这个孩子的将来。一个客人说这个孩子将来会死。——这绝对是预测最准的答案，没人能长生不老，可这个客人挨了顿打；
一人说这孩子将来会当大官，——这太说不准，也许他会成强盗呢？可这个客人得了红包。

　　我常在拷问，在说真话受惩罚和讲假话得奖赏之间，我选择什么呢？也许如鲁迅说的那样，最聪明的办法就是说：“这孩子吗，将来哈哈哈哈。”

　　于建嵘没有选择说假话甚至是打哈哈，这是我敬重他的原因。

　　（2003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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