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这点事儿

　　 　　是否可以像这些节目一样轻松些，更多一点派对的味道，更少一点观念的教化，真的让春晚就是一场联欢？ 　　 　　刚刚过去的一年，注定是难以言说的一年：从年初的暴雪开始，经历圣火传递的受阻、汶川大地震的惨剧，一系列密布的“天灾”以及撕裂着社会共识的“人祸”，冲淡了“奥运年”想象中的喜气祥和。尤其是年底全球仍在扩展的“经济危机”，为新的一年笼罩上阴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主旋律”、“娱乐”为双核的春晚，面临着棘手的难题。
　　今年的春晚，在定位上从“盛世大联欢”调整为“中华大联欢”，淡化了以往乐观高亢的调子。不过，面临危机的年份，节目承担的“主题”往往得到强化，只不过这种方式更为隐蔽。比如主持人的微调，善于处理重大主题的白岩松取代了更倾向于娱乐的李咏；一向似乎与“主旋律”毫无关系的周杰伦，在春晚的舞台上唱的也是《本草纲目》，“如果华佗再世，崇洋都被医治”，“让我来调个偏方专治你媚外的内伤，已扎根千年的汉方有别人不知道的力量”，这近乎是Rap版的《歌唱祖国》。当然，最集中体现“春晚”隐秘的主题的，依然是语言类节目――指涉的“社会现实”越多，越方便执行“文以载道”的任务，这方面相声小品>歌曲>舞蹈>杂技魔术等等。语言类节目主旋律化不算什么新颖的发现，饶有意味的，是如何主旋律化，以及节目内部微妙的“不协调”因素。
　　
　　微妙的“不协调”
　　
　　“重大题材”是语言类节目历年来的重点，今年更是得到了明显的强化，九个节目中有超过半数的五个节目分别涉及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祖国统一”、“奥运”、“金融危机”。第一个语言类节目《我有点晕》，由阔别春晚五年之久的曲艺界“老领导”姜昆出场，承载着政治意味最重的主题“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个相声依然使用这类节目最常见的叙事框架，借助时间的线索，比较三十年来的变化。令笔者有点吃惊的是，作为历史亲历者的姜昆，得出的结论是有点“政治不正确”的“晕”。而且，他举的第一个例子就非常辛辣：当年的春晚是“一个人唱八首歌”，现在的春晚是“八个人唱一首歌”――当然搭档戴志诚要立刻给出“苍白”然而“正确”的解释：“现在人才多。”从这个例子开始，姜昆列举的一系列对比的例子，“现在”都是“负面化”的，不过这种负面化被小心翼翼地控制在“生活琐事”的范围内，关乎的大都是“身体”的解放――比如裸体结婚照与当众亲吻。显然，这个相声需要一次急转弯式的突转，回归到“主题”上来，戴志诚提示姜昆你的“晕”是因为社会“多元化”了，姜昆随即恍然大悟般地“点题”：“中国变大了，世界变小了。”
　　
　　用高中语文老师经常教训学生的一句话来说，这篇“命题作文”的“论点”和“论据”脱节了，“八个人唱一首歌”证明了什么或有争议，但是怎么也无法证明“中国”因此“变大”了。也不算奇怪，毕竟“春晚”是“双核”，“主旋律”需要与“娱乐”相协调，这种“论点”严肃“论据”不伦不类的现象，基本上贯穿春晚所有语言类节目，保持着一种微妙的“不协调”。 且看第二个节目《团团圆圆》，分别来自“台北”与“北京”的相声演员竞聘“团团、圆圆”的饲养员，在心照不宣的“主题”下，两岸的相声演员必须安排些“包袱”，使得这个节目像一个“相声”。可以理解，这些“包袱”非常拙劣，贫乏到甚至于借助往届春晚的笑料，诸如“手机中的战斗机”之类。唯一不含糊的就是结尾处的点题：“北京”的演员用“普通话”翻译了“台北”的“闽南语”：“海峡两岸盼团圆”――双方的障碍似乎仅仅是“语音”这种技术性的，而不是“语意”本身。
　　尽管《团团圆圆》已经显得十分凌乱，但是如果要评选最差的节目，笔者投给第三个关乎“重大题材”的语言类节目一票：黄宏等人的《黄豆黄》。小品的笑料十分低俗，除了拿辈分的混乱（“爸”和“大兄弟”）开玩笑外，就是不断地围绕老年人的“性事”做文章，比如黄宏开场标志性的顺口溜：“年青人，谈情说爱太墨叽；我们老年人，直截了当，‘更高、更快、更强！’”还有“占有”和“战友”之类，笔者委实不知道幽默在什么地方。此外，这个故事的逻辑也是讲不通的，显然“粮油公司”的“尤总”早已经洞悉一切，但是为什么不揭穿黄豆黄的表演？这种情节的突转显得非常别扭（赵本山的小品同样有这个问题，“搜狐”的丫蛋知名度那么高，为什么没有一开始就告诉老毕，软广告做得同样生硬）。
　　除此之外，这个小品的主题更是值得琢磨。在表面上，这是一个将奥运“民族化”并且予以歌颂的主题，结尾处演员们排成一列将“小品”转化成“诗朗诵”这一“高级文类”来凸显主题的伟大。然而，这个小品还包括着另一个潜在的主题。身后的墙壁上挂着“种粮大户、致富模范”的黄宏，身份是小品中非常少见的“豆农”，稍稍了解农业领域现状的读者，都会清楚豆农目前的尴尬处境。另一方的“粮油公司”的尤总，却同时扮演着“赐予者”、“智者”、“善人”多重体面的角色：开幕式门票是他奖给这个准模范员工的；早就发现了黄豆黄的表演却没有说破；体谅地把开幕式的礼包带了回来……总之，“尤总”将他与“豆农”的关系概括为“你种豆、我炼油”的资本与劳动力的“平等合作”（一个细节却暴露了二者的等级关系，村长一再警告黄豆黄不能演砸了，因为这关系到尤总的收购合同）。作为资产者的尤总与豆农的关系如此温馨和谐，现实中“大豆危机”却不断出现，艺术的世界与真实的世界，笔者不知道哪一个更荒诞。
　　《北京欢迎你》同样是关于奥运题材的，值得关注的是这个节目对于“志愿者”的理解：“志愿者都是千挑万拣选出来的，代表的是中国的形象。”这种明显违背志愿精神本意的理解，却似乎是部分国人的共识，这种现象本身足可悲哀。整个节目就是在这种逻辑中展开的，笑料集中在郭达、蔡明这两个冒牌志愿者技能上的“缺陷”：两个人不懂“外语”。经历了拉肚子的韩国人与正常问路的美国人之后（这种国别的“设计”很有意思），这种“缺陷”的弥补，是遇到了“缺陷”更为明显的对象――说不好普通话的广东人。整个节目就是在歧视性的逻辑中不断推衍，在这个意义上，郭达、蔡明确实是不合格的“奥运志愿者”。
　　
　　最后一个触及“重大题材”的语言类节目，是冯巩等的相声剧《暖冬》。和前面的节目相比，冯巩的长处是“笑料”与“主题”结合得相对圆融，然而，这个节目的主题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以女性的归属象征国别的竞争，指认美国的“寒冬”为中国的“暖冬”。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小品其实触及两次“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与美国金融危机，冯巩的女友十一年前离开了他，正好是亚洲金融危机恶果浮现的年份。仿若一次报复，十一年后危机在彼岸发作，冯巩重新赢得美人归，而且近乎梦呓地表示，“现如今，多少彼岸的金发碧眼眉清目秀的贵族千金，哭着喊着要拿中国的绿卡”。且不论这个节目将女性“物化”的内在歧视（这种逻辑与冯巩２０06年的作品《跟着媳妇当保姆》完全一致），这种对全球化的“金融危机”的肤浅理解以及幸灾乐祸的民族主义情绪，暴露着相关人员的狭隘――可笑的不是归国的女人，而是这种意淫、自大的小市民心态。
　　
　　平民喜剧
　　
　　今年“重大题材”节目的庞大，压缩了其他题材的数量。勉强归为以往“市民喜剧”的，只有《吉祥三宝》与《五官新说》。且容笔者刻薄点说，《五官新说》让人印象最深的是董卿的口误。如果一定要挑出优点，这是春晚唯一的一个“讽刺性”节目，批评的却还是“闯红灯”这类“不伤大雅”的“违规”。
　　《吉祥三宝》的糟糕程度，倒是和《黄豆黄》有得一比：一样是笔者厌恶的为“底层”假惺惺代言的伪饰之作。小品里有三套话语：第一种是“我骄傲”的自夸，刘涛扮演的保安不断为自己的身份感到骄傲，“咱们在祖国的心脏――北京做保安，就是胸脯肉啊”；第二种是“好日子”的悲情，小保姆声泪俱下地表示对哥哥的理解，“俺知道你是想让俺过上好日子啊”；第三种是“保安”与“公安”都一样的和谐，“两个保安一个保姆，咱家就是吉祥三宝”，“我们三个就是快乐吉祥的一家”。第一套话语是劝慰刘公安的假话，第二套话语是叮嘱妹妹的真话，整个节目的逻辑，反而是“假话”轻易地战胜了“真话”，在那个据说“都是社会的精英”的小区门前，三个操着明显河南话（注意这种语音的设计）的打工仔，以“快乐吉祥”的方式给出大团圆的结局。体制化的“公安”与容纳大量打工人员的“保安”两种不同的身份，乃至于“北京”与“河南”的不同文化想象，真的就此抹消了差异了么？
　　军旅题材作为一种必要的平衡，和往年的《军嫂上岛》一样，再次出现在春晚的舞台上。就《水下除夕夜》而言，依然是常见的军旅题材的“范式”：表现性格单纯的军人生活条件的艰苦（在小品中分为三组：住、吃、感情），然而对“祖国”的热爱将战胜一切困难，节目往往在悲情的誓言中结束。今年唯一的变化，是军人的身份发生微妙的转移：这是一群“潜艇兵”。了解当下军事格局的朋友自是清楚，在没有航母制衡的情况下，号称“水下幽灵”的潜艇是我国关键的海战利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潜艇兵们饶有意味的拜年：“请放心!”
　　
　　疲惫的赵本山
　　
　　赵本山的小品是无法归类的，作为语言类节目众所周知的核心与保证，赵本山享受着一定的“特权”。不仅仅是《不差钱》达到了惊人的24分钟时长，创下了历届语言类节目的纪录；更关键的是他的小品是唯一的基本摆脱“主题”限制的，各个方面对他所期待的，就是提供最好的“娱乐”。
　　可惜，赵本山确实老了，不仅仅是一声又一声的咳嗽，更是明显的重复。前几年《昨天?今天?明天》、《卖拐》两个系列分别接二连三推出续集，已经有江郎才尽的嫌疑。今年的《不差钱》貌似新作，但是和去年的《火炬手》何其相似，同样是面对选拔机制的农民的“洋相”，同样是不断联系去世的亲戚（“妈”和“姥爷”），同样是在麦克前的语无伦次（“我是水货”和“我感谢你八辈祖宗”）。而且，赵本山连这些“包袱”也懒得自己抛出来了，推出“接班人”的意味非常明显。如果说有所新意，就“新”在小沈阳和毛毛“东北二人转”的搞笑方式：性别错位、异装打扮、扮怪脸、发怪音、模仿流行歌曲等等。这些尽管是东北各个剧场二人转表演的“规范动作”，但是出现在春晚的舞台上依然显得“新颖”。然而，不必比较魏三、孙小宝在２０06年的《明日之星》中真的只能以“明日之星”自我安慰的例子，对于将“主旋律”始终摆在第一位的春晚，除了跟着赵本山在《小崔说事》、《不差钱》中偶尔以“歌舞”、“娱乐”的方式露个脸外，“二人转”是不可能正面登场的。今年在疲惫中敷衍过去，明年呢？
　　某种程度上，整台春晚其实也处在这种尴尬的处境里。笔者注意到在网络上，不是什么《黄豆黄》或是《吉祥三宝》，反而是被边缘化处理的魔术与纵贯线组合大受欢迎，看着唱起“当车声隆隆，梦开始阵痛”的罗大佑们，笔者也由衷地为老家伙们喝彩。是否可以像这些节目一样轻松些，更多一点派对的味道，更少一点观念的教化，真的让春晚就是一场联欢？每年这个问题都会被问起，每年的答案却又总是遗憾地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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