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年华有什么不好？

　　当代艺术最大的人文价值是艺术的自由境界给艺术创新提供了更大的可能。上海双年展历史很短，却是中国当代美术史的绚丽一页。作为当下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艺术活动，直接的作用就是填平了民众与当代艺术的沟堑，让他们感知了多元的感情表达形式和想象空间。
　　
　　艺术是属于大众的
　　
　　本届上海双年展期间，有一种声音比较“潮”，有人指责双年展的观众太多了，“有点像嘉年华”。
　　“嘉年华有什么不好？”上海美术馆馆长李磊对记者说，“嘉年华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娱乐形式，但双年展不是娱乐，它是当代艺术的展示活动。当代艺术应该允许有多种呈现方式，卡塞尔文献展是一种，艺术家个展是一种，私人聚会性质的艺术家沙龙也算一种吧。上海双年展走到今天，我们认为一定要贴近群众，这是我们的文化责任和文化关怀。我们要消除当代艺术的神秘感，因为这种神秘感可能造成大家对它的误读。艺术家难道希望自己的作品被误解吗？”
　　
　　也许发出这种声音的人认为，双年展的学术性可能会被潮水般涌来的观众冲淡。也许他们还认为，双年展就应该是艺术家呷着咖啡，在作品前三三两两窃窃私语的那种优雅形式。记者还听到一种声音：“艺术是属于小众的，大众可以在家里看电视连续剧。”
　　李磊说：“这里不仅涉及到艺术观念，还有文化立场和责任。嘉年华论调的持有者，我估计他们根本没有进入现场，至少没有与观众有过沟通。艺术是艺术家情感的承载，但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它当然要打动观众，引起共鸣，承载民众的情感。”
　　从第一届上海双年展开始，记者就开始关注并深入报道。虽然只有七届，上海双年展很年轻，生机勃勃，但国际上任何一个双年展所没有的优势，它天然地拥有了丰富的观众资源。而且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宏大背景下，上海双年展召集精英艺术家，以当代艺术为载体，抒发了人们对现实的关注和对未来的想象。
　　
　　上海双年展的产生背景
　　
　　在上海双年展之前，中国还没有引进双年展的形式，而威尼斯双年展已经走过了一百年。这个时空差距对中国艺术家而言，是历史的、文化的刺痛。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美术馆的两位馆长方增先、李向阳开始思考双年展在上海的可能性。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较晚，但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喷薄而出，生机盎然，欣欣向荣。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艺术家们在观念及技术层面，从惊愕到模仿，再从探索到创新，使作品呈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这里面当然也有诸多的幼稚与困惑。面对这种格局，国家美术馆处于失语的状态，艺术家们在躁动中万般苦闷。“作为上海最高端的公共美术机构，我们要明确文化责任和历史责任，两位馆长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探索，还聘请了外国专家一起来策划，最终决定上海要喝这口头啖例汤。”李磊说。
　　
　　双年展是国际上当代视觉艺术最高级别的展示活动，是推出世界各国新艺术成就的重要窗口，其重要性相当于体育界的奥林匹克，或电影界的奥斯卡、戛纳。双年展的操作方法是：邀请各国参展，并以国家馆为单位推出各国最活跃、最有发展潜力的当代中青年艺术家作品。
　　除“最老的”威尼斯双年展之外，世界各地的重要双年展还有巴西圣保罗双年展、美国惠特尼双年展、澳大利亚悉尼双年展、法国里昂双年展、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双年展、韩国光州双年展、南非约翰内斯堡双年展、中国台北双年展等等，全球迄今已经有200多个双年展，大多以城市、艺术品种或美术馆命名。双年展是人们以视觉形式思考当下生存环境、发展空间、自我生存、生命意义等系列问题的平台。
　　李磊认为，上海举办双年展还是历史的必然，与上海这座城市的成长史和文化坐标，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成就有关，是几代艺术家努力的结果。双年展应该与这座城市的发展以及愿景相匹配，能借助展会的机会引领国际艺术思潮，也是上海的荣耀。
　　
　　艰难的历程
　　
　　上海双年展是一个文化制高点，抢占它并且守住，其实并不容易。主办上海双年展不光要有勇气，更需要经验和资金。上海美术馆没有经验，馆长参加国际双年展的经历几乎是空白。从主题到展品征集都比较生疏，前两届的主题分别是“开放的空间”和“融合与拓展”，作品主要是油画和水墨画，作者以本土艺术家和海外华人艺术家为主，探索性和当代性很难令人信服。至于经费，第一届向社会筹集了15万元，到开展时还没有到位，把人急得头发也快白了。第二届是香港梁洁华基金会赞助的50万元，后来随着双年展的知名度越来越大，筹措起来就好多了。
　　真正成为具有国际性的展事，是从第三届开始。那一届组委会聘请了著名的华裔国际策展人侯瀚如，还有日本的清水敏男等，定下了“海上――上海”这样一个比较虚但包容性较大的主题，展品也比较体现了当代性和多样性，参展的外国艺术家明显增加。第四届请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来策划，确立的主题是“都市营造”，针对性鲜明，展品的丰富性也大大加强。第五届的主题是“影像生存”，请中国美术学院的院长许江来做总策划。第六届的主题就是“超设计”，观念与展品均令人耳目一新。同时，双年展的机制也进一步完善了，在一个总策展人下面有一个国际性的团队，一起来策展。而在这之上，是艺术委员会和组委会。
　　一般而言，在一年前，艺委会成员坐到一起分析世界艺术动态和本土文化诉求，对多份策展报告经过数轮讨论、评估――其间少不了面红耳赤的争吵，最终确定一个主题。然后由组成策展人团队，向世界各国的艺术家征集作品，再进行多轮评审――又要争吵一番――确定参展艺术家和作品。
　　艺委会主任许江一再强调：在策展过程中，主题及核心人物都是极为关键的。我们一定会对全球当代艺术的建构，提出特殊的路径和方式，也必然会引起世界的关注。
　　现在，外国艺术参展的比例大约在三分之二，而且这些艺术家具有国际声誉。参展的中外艺术家创作态度认真，作品内涵深刻，经得起挑剔，对得起“腕儿”的称号。“通过十多年的努力，现在我可以说，上海双年展已经成为世界重要的当代艺术大展，也是代表亚洲当代艺术的大展。上海双年展体现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包容性、原创性和发展态势，呈现了中国艺术家的实验和观察。”李磊说。
　　
　　社会责任与来自艺术本身的挑战
　　
　　双年展从威尼斯的滥觞至今，风云百年倏然而过，双年展的思想资源在枯竭，最明显的颓势就是同质化和轻质化，就那么几个著名艺术家在玩，作品也就这么几件，在世界各国转来转去。还有人戏称国际著名策展人是“艺术界的黑手党”，从主题到参展艺术家，他们说了算。世界上的双年展还有一个通病，就是附加了很多艺术之外的思考，越界到了社会学、政治学、道德学、心理学甚至环境学、医学的领域。对艺术价值标准的把握出现混乱。功利化、实用化、世俗化也在销蚀双年展。于是反思也开始了：网络时代，信息传播与接收在瞬间完成，还有必要举办人流物流大量流转的双年展吗？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挑战。”李磊说，“上海双年展是以弘扬当代艺术作为旗帜的，同时我们必须思考的是，如何让双年展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也就是更好地展示上海改革开放的形象，优化城市气质，并引领中国当代艺术的健康发展。”
　　当代艺术很大的特点是对现行体制和传统观念的质疑与挑战，而李磊认为中国当代艺术不是简单的解构和批判。他说：“错误的解构对社会没有益处，我们要以建设性的姿态来讨论文化问题――有时还不得不妥协，以此来推动社会进步。同时，当代艺术的价值也在于创新，给民众更多启迪。”
　　基于这样的评判，李磊觉得应该从几个层面来考察上海双年展。一是对大众的普及。以最直观的艺术形象让民众感受文化的多样性和创新性。让大家知道，思想与感情可以用如此丰富的形式来表达。在双年展中，大家会发现技术并不是唯一，重要的是思想。它还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以精英阶层的艺术表达来传递民众的心声，让观众通过互动等形式积极参与，认同一种文化立场，而并非贵族的、小众的、冷漠的。二是文化研究。通过主题和作品反映当下的社会现状和民众情感。在2008年的这届双年展中，有一件作品极大地触动了观众的感情，那是一间以四比一比例缩小了的农民工工棚，杂乱、肮脏、拥挤，但绝对是真实的。这促使观众设身处地地思考为城市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兄弟的生存现状，并给予同情和关怀。三是精神和社会层面的。通过这样一个规模的展会，吸引成千上万的观众参与双年展，感知当代艺术中的创新精神和想象力。这种文化的影响力是长久的，深入人心的，使大家认识到，解决社会问题，并非只有一条路，利益诉求与感情传递是多样的，同时，艺术家也没有缺席。这样的艺术活动对年轻一代而言，足以影响他们的成长。
　　双年展的成功，不仅丰富了城市的文化内涵，也大大提升了它在国际艺术界的地位。从2006年开始，上海双年展与新加坡双年展、光州双年展实现了“亚洲之旅”的互动，同时与英国利物浦双年展互换展览。2008年双年展，互动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为“亚洲当代艺术罗盘”，与光州、新加坡、悉尼、横滨（三年展）互动，并与广州、台北等城市的美术馆展事达成次第开幕，使艺术家和观众可以在一个时间内完成“艺术之旅”。
　　在上海双年展期间，驻沪领事馆外交使节、国际重要艺术基金会和国内外各大美术馆负责人几乎都来观看，上一届的观众人数是23万人次，这一届达到27万人次，如果不是受场地制约的话，这个数字肯定会被突破。在闭幕前一天，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来告别的观众络绎不绝，大家在那辆生锈的火车头前争相留念，各自解读，感情复杂。以“快城――快客”为主题的这一届双年展留给观众的不仅是怀旧的愁绪，还有前瞻的勇气。
　　双年展利用公共空间与社会气候，营造了一个强大的气场，最直接地表达了民众情怀，这是网络未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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