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功权,不当大哥好多年

　　时间拉回到19年前,6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凑足了3万块钱,在海南,开始了一场冒险的旅行。那个年代,和他们一起冒险的有10万人,多年之后,这6个人却幸运地被记住了。 　　王功权之前做过生意,被推举为法人代表,总经理。他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3万块钱在两年后就产出了3000万的纯利。伴随万通迅速做大,分歧在所难免。1995年,6兄弟和平分手。
　　从世俗的资产、社会关注度看,潘石屹和冯仑早已被公众所熟悉,而当年的大哥王功权,似乎只停留在冯仑和潘石屹的诉说中。当我们再去寻找王功权的时候,关于万通那段历史,他已不想再谈,甚至幽默地开了个玩笑,“我是北方人,故不便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
　　调侃归调侃,但最终出现在记者面前的王功权,穿着衬衫、头戴一顶有CDH(鼎晖投资)字样的帽子,还带着超大号的电脑包。他如果走在人群中,绝对不会有回头率。这不是一个气场强大的人。
　　27岁,新开启的门
　　1988年春天,从那一年开始,27岁的王功权从吉林省委机关宣传部“退休”。一个体制内的小公务员按部就班的人生故事宣告结束,他是吉林省改革开放以来正式辞去职务的第一人。此后,在那个象征着权力、年轻人光鲜仕途的大院里,再也看不到王的身影。
　　当时的社会环境已在酝酿大的变化,一种新的经济力量正在跃跃欲试。“企业承包第一人”的马胜利和因东方魔水一夜成名的李经纬,成为当时企业界的明星。在王功权决定正式南下前的几个月,任正非的华为刚刚创办,那时候的华为还是一家民间科技公司。
　　那时候的王功权,读了很多的书,包括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以及影响了一代青年的《走向未来》、《走向世界》丛书。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吸纳和思考的人,性格直率,但这一点并不适合他在仕途上发展。
　　有着非常强的分析和思考能力的王功权,26岁那年就动笔写出了他自己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提出中国的权力阶层将分化成官僚权力阶层和富民阶层。但在那个年代,在他的职场,他写的东西被视为不合适的东西。
　　1987年,深圳到长春来招聘工作人员,那时的王功权都不知道深圳在哪儿,但他还是偷偷去应试了,结果被一家开发区的服务公司录取为团总支书记。当对方录取的调令(那家公司当时有人事编制)到了单位,领导开始找他谈话,劝他别走。
　　小学校长的父亲坚决反对他离开,从深圳回来的朋友也说深圳不好,王功权放弃了去深圳。接下来日复一日平淡的生活,让王功权后悔了。当海南建省的消息传来时,王功权再也坐不住了,他借小孩出生、需要护理爱人为由,请了一个月的假。
　　1987年4月,兜里揣着没有座号的硬座火车票,王功权躺在座位下面一路南下。几番周折之后,王功权找到了工作:一家电视机分厂的办公室主任。请假出来的王功权回到长春,等待正式上班的通知。
　　等王功权再度南下海南时,已是10万人上岛,满街都是找工作的人。一夜之间,全中国希望依靠个人奋斗改变生活的青年都聚集在岛上。王功权刚刚找好的工作,转眼就被一个清华研究生给抢走了,他急了,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坐失机会。
　　几经周转,他去了海南省开发建设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最初的崭露头角,就从一场谈判开始。
　　当时正值公司征地,海南那时还没有国土局,开发公司要直接和农民谈判,结果他们看中的那块地一夜之间冒出了300多个坟头。王功权半夜敲开了村里最有威望的长者的门,他用自己的诚意打动了长者,长者带着他去辨认坟头是真是假。公司4个征地工作组,王功权带领的这组突破最快。与此同时,和买方的协议也签下来了:300亩地,一亩能赚1万元。
　　在海南最初的这段从商经历,为王功权日后成为万通的老大写了注脚。
　　大哥的时代
　　在岛上的岁月,他结识了后来一起创业的冯仑和王启富、易小迪、刘军、潘石屹,这伙人合称“万通六君子”,后来均成为中国商界的风云人物。冯仑定义王功权:“可堪长交,可做大用。”
　　那是一个充满了财富、机遇、野心、欲望和梦想的年代。
　　冯仑如此叙述那段岁月:“几乎是游侠般的生活,江湖的日子,江湖和游侠在中国实际是脱离机制的自由状态。都是生人,谁也不欠谁,不管你过去怎么样的,海南不相信眼泪,不承认过去,大家都是这样,然后该求人就求人,没钱了就去蒙,这吃一口,那吃一口,人都没身份感了。”
　　在万通最初起家的那段历史中,王功权是极其重要的,这种重要性是在一次谈判中显现的。故事的讲述者还是冯仑。
　　1991年,万通六君子刚成立的新公司账面上只有3万块钱,冯仑在对一家信托投资公司老总谈海南房地产的机会。冯仑告诉对方:“这一单,我出1300万,你出500万。我们一起做,你干不干?”
　　对方点头同意,冯仑立即骑着自行车跑出去写文件,在最短时间内将手续做完后,王功权负责把钱拿回来。谈判高手王功权在最短的时间拿到了500万。万通拿着这500万,立即从银行贷了1300万。
　　这是一个典型的空手套白狼的故事。也是1991年创立万通后的第一笔资金运作。万通六君子之一、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讲述自己的起家史,那8栋卖出高价的别墅就是拿这个钱买的。
　　万通成立之初的王功权,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
　　1994至1996年,万通公司在海南卖出了一块地,赚了5000多万,后来买方出事了,不认账。对方最后在夜总会包厢里,用枪指着这边人的脑袋,逼迫撕毁合同,退钱不说,还要给26%的利息。王功权判断这个事很危险,有可能会出人命,于是掐了电话,答应人家签一个城下之盟。
　　为这个项目,万通公司损失了1个亿。其他人对这个处理方式表示不满,但王功权认为他这样做是挽救了大家。有次开会,又提这事,王功权很痛苦,一个人跑到山上去哭,众人不得不散会,四处去找。
　　厚道、直率、沉稳,有危机处理能力,王功权对万通的稳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冯仑说,“一个组织里要是没有这样一个角色就死了。”
　　在万通最初的时候,6个人股份均等,没哪个人有决定权,即使身为老大的王功权也不例外。6个人不同的性格和价值观,分歧不可避免,分手也不可避免。
　　在中国的商业社会里,能和平分手的例子不多。关于万通的那段历史,每个人看到的只是六棱镜中的一面或两面,永远不是事实的全部。诉说者有他的意图,闭口不提的人也并不代表他们就是出局者。
　　现如今,关于万通的那段历史,能听到的只有两个声音:冯仑的《野蛮生长》,怎么看都是在佐证其大智慧,他出生于大知识分子家庭;而潘石屹讲述的万通故事,其商人的狡黠一面一再被佐证。
　　但毫无疑问,在那段炽热的岁月中,他们之间除了“利”字,还有“情”字。
　　2006年11月,王功权的博客上写了这样一段文字。冯仑发来短信:“横穿胶州,过临沂,下莒县,忆起万通举事之初,铭刻‘毋忘在莒’,庄敬以求自强,不禁胸中再点兵,万里江山一日收……”
　　王功权回复:“你的短信,令我感慨万分。我们已年近半百,请多保重!”“ 除此,我不知说什么好。万通,对于我来说,已成如烟往事。随之飘逝的,是我火热的青春。我记得:毋忘在莒。”
　　在万通六君子15年再聚首的会议上,王功权即兴写词一首――《临江仙•万通六合伙人重聚步罗公韵》。
　　携手扬浪商海里,风流几度争雄?华光艳朝染长空。纶巾飞卷处,猎猎万旗红。十五春秋似弹指,戏笑雨雪霜风。东方君悦庆重逢,中年情正好,苦乐一杯中。
　　同样是此番江湖重聚,潘石屹在博客上写道:“谈到很晚,大家也吵得精疲力竭了,就各自回家,洗洗睡了。”
　　再见,大哥
　　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20年间,海南由一个边陲省份,变成冒险家的乐园。而在北京,潘石屹赖以起家的SOHO现代城――当年弥漫着酒味的红星二锅头厂,白领进进出出,这个区域已经变成北京最堵车地段。
　　如今,坐在记者面前的王功权,尽管在风投界的名气不可小觑,先后投资过亚信、易趣、3721、金融街、万网、框架媒体和俏江南等,却有意无意地和过去拉开了距离。他不想再谈那段历史,“六君子”也各奔前程。
　　1995年,“六君子”分家。王功权创建万通国际,投身于风险投资。冯仑留守万通集团,后来终于成功借壳先锋股份。易小迪接管广西万通,并由此开创他的阳光100集团。王启富先是在大连做国际贸易,后转做木地板,现为海帝木业(天津)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军去了四川,据传从事农业高科技。
　　现在王功权每天与投资界人士和创业的年轻人呆在一起,从前的朋友偶尔才聚一聚,一是由于大家都忙,二是大家感兴趣的话题也不一样了。
　　除了投资人的身份,他还是中华诗词学会的副会长。2008年,北京中华诗词(青年)峰会召开,“整个会议花费约80万,潘石屹、易小迪、冯仑3位企业家承诺以个人身份资助本会共50万,中华诗词学会承担30万左右”。
　　虽早已不做大哥,但王功权身上还有很浓厚的理想主义情结。王功权笑谈,如果自己有空,会写一部商侠小说,这部小说不写怎么赚钱,因为赚钱是个辛苦的事。男主人公要英俊,也很容易赚到大钱,同时,又把钱看得很淡,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他曾在飞机上看报道,说一些中年农村妇女因为贫穷出去卖淫,看到这些文字,王功权痛哭流涕;他曾经在人迹罕至的任长霞墓前长跪;在最烦闷时,他就会去妈妈的坟头,点上一颗烟,坐上小半天。
　　王功权在房地产圈和风投圈已够有影响力了,但有时还是会感受到无奈,比如,在天涯、新浪上,当他的文字被删除时,他同样破口大骂,这个时候的王功权,只是一个话语权被剥夺的网民。
　　王功权在博客上的4年文字,除了自己的诗词外,大部分都是关注弱势群体和三农问题;帮助一些朋友在农村进行调查,如为非北京户籍家庭的孩子争取在北京高考的权利;他毫不掩饰自己对韩寒的欣赏。
　　王功权关注的事情,使得他在企业家圈子里面是个异类。一些朋友劝他移民,也有人觉得他危险,甚至有朋友劝他,“有时间做点什么都可以,唱歌、打高尔夫球,都可以。”但在王功权看来,自己只是做了点公益,实在没必要“这么大惊小怪”。
　　访谈 没有英雄梦
　　投身“只对事不对人”的风险投资行业,几乎像是王功权溺水时抓住的稻草。他先去IDG,后进了鼎晖,作为最早的从“土鳖”到投资业的跨界者,王功权却并没摆脱他的文人式烦恼。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成功?
　　王功权:我不觉得自己成功,这样说你会觉得矫情,因为很难定义,是大家都说你做得不错算成功?还是你自己感觉很满意算成功?还是赚多少钱是成功?
　　我都到这样一把年龄了,还在天天出差、投资,这叫打工吧,能叫成功吗?我们给不缺钱的人挣钱,我更希望能给穷人挣钱。但问题是:我们恰恰就给一些不缺钱的人挣钱,所以有时我不觉得自己这个职业是一个很满意的安排。
　　人物周刊:你理想的状态是什么?
　　王功权:我是B型血,我内心深处是蛮浪漫的一个人,喜欢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假如说完全不考虑社会职责,就考虑自己怎么快乐的话,我想可能是有三四个朋友,坐一辆越野车,想到哪就玩到哪,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一直行走。
　　最好是同时能有一个媒体,我们沿途的感触、随笔、散文,每天都可以定期发表,这是我觉得最好的。
　　而我现在一年只有15天的带薪休假期,就这么一点时间,有时还要处理自己的事。我觉得冯仑他们挺好,把企业交给经理去管,自己满天下跑,可以有很多的见识,形成自己的思想。我们不一样,我们管资金的,相当于场上篮球队长,要在场地上打球,不能退场。退场,投资人就不干了。所以有点辛苦。
　　
　　用王功权自己的话说,经商多年,时常会感到知识分子的感性和商业人的理性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让他很痛苦。于是,他皈依了宗教。
　　“你信佛,还说有上帝,太迷信了,你把他叫来,我看看。”王功权年过80的老父亲用斥责口气质问。
　　面对这位曾做过一校之长的老父亲,王功权并不想过多解释,但也不想就此妥协,他想了想说:“您过去常说‘老天爷啊!’那您把老天爷叫来,让我看看。”那以后,王老先生再没过问此事。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你皈依的宗教?
　　王功权:任何宗教都是入世,而不是出世的,一个出世的宗教是不可能在世俗社会中传播下去的。那么所谓的入世,就是说面对的红尘诸事,你以一种什么样心态和智慧来面对?汉地的佛教所传达的是,红尘令人烦恼,所以希望能摆脱红尘,甚至把出家作为修行方式,等等。我觉得这种观点不正确。
　　怎么能知晓事情的本质,又抱着随缘的态度去做事情?这非常重要。而不是说知道了事情的本质,然后认为四大皆空,就脱离这些事情,这不符合佛法。
　　人物周刊:你如何保持内心的平静?
　　王功权:我自己的做法是,读读书,打打坐,多一点时间独处,有时会找一些谈得来的朋友,聊一些话题。即便是这样,还是觉得让心静下来是很难的事。
　　
　　采访中我们谈到了李敖。两人都是东北人,在很年轻时都经历过牢狱之灾,都对公民社会、对自由有强烈的追求。
　　
　　王功权:我挺奇怪,你会把李敖这样的知名人物跟我联系起来。我谈不上什么牢狱之灾,当年曾经因为政治问题被关押审查过,但我并没把这事想太多。
　　在一个社会艰难前进的过程中,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是阳光的,也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是正确的,甚至有很多方面都会不尽如人意,或令人失望。对一个有些热情、又关心社会的青年来说,在这个过程中,被误解,被牵连,或是被风潮卷进去,承受一些压力,蒙受一些屈辱,这对他个人来说,可能是灾难,但对整个民族社会来说,这太正常了。
　　确切讲,社会向前迈进的过程中,总需要人类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甚至是精英人物付出值得和不值得的代价,这是必然的事,所以我没有想太多。
　　人物周刊:你有英雄梦吗?
　　王功权:英雄梦这个说法我不接受。中华民族成长的历史中,太多的英雄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灾难,我觉得最好能少一点英雄,多一点平常心。特别是在中国当今,大家连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合格的公民都没有做成,还谈英雄,我觉得有点不合适。
　　我不觉得自己是英雄。我没有什么英雄梦。我内心渴望的社会,是一个公民的社会,没有英雄、没有伟大人物,但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得自由,同时也有自己的尊严,尊重自己的权利,也尊重别人的权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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