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康永,我们已被逼到无聊的极点

　　“等到我厌倦了五光十色的热闹的时候,还给自己留了一个好玩的东西――比方说写东西,或拍一部自娱娱人并且不太浪费别人钱的电影” 　　 　　这不是一次容易的采访。
　　蔡康永气定神闲坐了下来,要了一杯白水,很认真端详着我们的名片,送上招牌式的笑容:“我们开始吧。”
　　从他的脸上,你能读出温和、优雅,还有一丝优越感,简直能瞬间扑灭对他发问的热情。
　　他是华人世界里最能做访问的主持人,“总统”、知名作家、诺贝尔奖得主、演艺红星――说白了吧,有什么风雨不是蔡康永坦然经历过的?
　　他太会接受访问了,他是这行的翘楚,一句话就轻易打发掉有关个人的问题。身为“金钟奖”(中国台湾地区传媒年度奖项)获得者,蔡康永的观点始终是:想从电视里学东西?拜托,赶紧关掉电视。
　　也许是反电视态度、特别的学历和出身、畅销书作家身份、出道时做读书节目的经历,他被视为 “文化人”,搭档小S就经常说他是“读书人”。
　　这种标签一直让蔡康永感觉奇怪,他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个文化人,只不过是在活色生香的娱乐界里愿意做一点引荐的工作。每次看到龙应台、林怀民,他都觉得这些人是在用整个人生的力气做文化,而他自己不过是把他们引荐给不愿意理他们、只愿意看电视的人们。
　　“我只是一个‘媒人’,从来都不是‘新郎’或者‘新娘’。”这是他对自己的定义。
　　
　　与生俱来的距离感
　　
　　他和周边的世界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距离感。
　　祖父经营上海自来水公司,父亲蔡天铎是台湾著名的律师,1949年前曾是中国最大轮船公司――上海中联轮船公司的老板(为蒋介石提供专轮)。父亲将近60岁才有了他,在他的眼中,父母简直把他当成宠物一样疼爱。
　　这是一个上海味道极为浓重的家庭,以至于蔡康永多年后在电影《推手》中听到高金素梅咬牙切齿讲上海话时,感觉毛骨悚然。
　　理解了张爱玲笔下的上海上流社会,就更能理解他的家庭。蔡康永回忆自己的母亲:“我妈每天睡到中午12点,穿着毛毛边的亮片高跟拖鞋、好莱坞电影里女明星穿的丝质晨袍,在家里晃一下。起床后就出门弄头发,弄到两三点回家,等朋友打麻将。打麻将是生活中必要的应酬。”
　　蔡康永一路读的都是贵族小学、中学,完全被上流社会的浮华所包裹,习惯了家不但是家,还是应酬的重要场所。《联合报》和《中国时报》的王惕吾和余纪中是父亲的麻将搭子,蔡家儿子9岁上台唱《四郎探母》,两大报都会给大篇幅报道。
　　读大学时,见到台湾本省同学打麻将,居然拿钞票直接给来给去,洗好牌之后就开始打了。在蔡康永眼中,这简直是魔鬼一样可怕的事情:在他老上海上流社会气氛浓重的家里,洗好牌之后一定要用牌尺摆直,用的都是筹码。
　　点滴细节让蔡康永始终和他出生的土地保持着一种距离感,从美国回来后他觉得又有了新的感悟,他觉得这太有趣了。对周围的疏离感让他有了更另类的视角去做节目。
　　在他成名节目《两代电力公司》里,他愿意找一群十四五岁的“死小孩”去和父母进行观点PK。他也会故意找10个很胖的姑娘,而他们的男朋友又非常帅而且感情很好。他想说的是:凭什么只有条顺盘靓胸大的女生才能找到好男友?
　　在他的世界观里,堂堂正正做人始终是一个奇怪的事情,人生为什么不能有多一种选择?比如男生为什么不能“娘”?
　　在淡然的外表下,蔡康永隐瞒了一颗叛逆的心。
　　读高中时,身为校报主编的他,刊登了有关“二二八事件”真相的文章,还有《共产党宣言》,要不是父亲,他早就被开除几百回了。
　　当然,你知道的,他是同性恋,一个在当今社会注定叛逆的身份。
　　
　　飘然而过的旁观者
　　
　　蔡康永起初是一个电影编剧,《功夫皇帝方世玉》就是他的作品之一(嗯,你还记得那句“以德服人”吧)。
　　本科毕业后,必须再出国读一个好大学。为什么?世家子弟的小孩子怎么能没有一个美国名牌大学的学历呢?
　　胡金铨(也是父亲的好友)专门给他写了介绍信,他就跑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去念电影硕士了。
　　念UCLA让老爸觉得很爽,但又没法和人说宝贝儿子念的是很不正经的“电影”。蔡康永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会坚持自己的叛逆,但也会给人留下面子。
　　读电影硕士这段时间,蔡康永受到的震撼教育是:所有老师都是得过奥斯卡或者艾美奖的,所有课程灌输的理念是“娱乐就是要卖钱”。
　　第一堂课,教授让大家交故事大纲,所有的同学交的都是谋杀、罪犯、吸毒,教授一边翻阅一边称赞:“这个故事太精彩了,一定会卖座的。”蔡同学傻眼了,他试图在电影里呈现文化冲突、社会反思等等宏大选题。
　　交课程作业时,蔡同学拍了一个杯子的镜头,用光柔美地打在杯子上,因为这个杯子是故事里女主角送的分手纪念物,很唯美很艺术。
　　教授喊他过来,直截了当地说:“重拍!杯子关观众什么事?除非杯子里有毒药,观众会在乎男主角会不会喝这杯酒。观众花钱看电影不是要来看什么爱情纪念物,他们是来享受90分钟的一个好故事。”
　　这种杯子变杯具的经历,让蔡康永明白一个道理:娱乐是一件严肃认真的事情。
　　回到台湾做娱乐,对那些不是认真看待娱乐的人,蔡康永都没有什么合作兴趣,人生态度可以很娱乐,但做娱乐就必须认真。
　　让我们翻阅下回台后的蔡康永履历吧:
　　他当过大学老师,台湾世新大学电影语言、风格评论讲师和传播学院制作中心副主任;
　　他是专栏作家,主攻电影评论,《联合报》上有他的专栏;
　　他是电影编剧,谢晋执导的《最后的贵族》编剧是白先勇和蔡康永。他还是许鞍华《客途秋恨》的策划和制片经理,并代表许出席当年的戛纳影展;
　　他当过台北电影节的评审;
　　他是时尚杂志《GQ》台湾版创刊总编辑,也创造过一个纪录――总编辑上封面;
　　他是电视制作人,当过电视纪录片的导演和电视台顾问;
　　他还是广播人,是台北之音的节目部创意总监;
　　他居然还给电脑游戏写过脚本和对白;
　　最后,他进入了电视主持界,因为《康熙来了》被千千万万华人所熟知。
　　如果一个人的人生态度是被他的经历决定的,那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他今天的淡定不是从天而降的。他的平静是娱乐圈一个飘然而过的观察者才会有的,不会因为其中的沸腾而欢呼或沮丧。
　　电视业的一切在他看来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追寻人生的真义,可以靠阅读,而绝不能靠电视。他说:“放弃阅读,就等于自愿走在一条黑暗的隧道里,既错过无数的风景,也错过了无数可以转弯的地方。”
　　2006年,李安凭《断背山》拿到奥斯卡导演奖。有那么一秒钟,蔡康永对自己说:“你这个懒鬼,为什么没有去坚持。”不过是一秒钟。
　　像李安那样等6年,蔡康永做不到;像侯孝贤那样拍一年电影而一周就下线的事情,蔡康永也很难接受。
　　为什么蔡康永没有成为李安?他说了一个故事:“如果有小鸟在森林里面唱了一段生命里面最好听的歌,可是当时没有半个人听见,然后这只小鸟死掉了,那它到底有没有唱过这段歌?这是哲学上的一个问题:没有人见证的情况下,这件事情到底存不存在?”
　　这个问题在娱乐圈是很好解决的。他说:“教授肯定跟你讲,拍了没人看,那等于没拍,你不但没拍,还浪费别人的钱。在哲学里面就很难讲,唱过,就是存在的,只是没人听见而已。”
　　于是,他找到了平衡人生的办法:“这个时代,小鸟的歌声更不容易被听见,因为森林里大象拉一坨屎,犀牛也拉一坨屎,屎味满天,没有人管小鸟在唱什么歌。我不认为费里尼、黑泽明在电影圈还能像当年一样被珍惜。我跟自己说,需要出现在众人面前的前面东西,我在这个年纪把它玩掉。等到我已经厌倦出现在众人面前,厌倦了五光十色的热闹的时候,还留了一个好玩的东西可以玩――比方说写东西,或拍一部自娱娱人并且不太浪费别人钱的电影。这是支撑我活下去的一个力量。”
　　什么时候蔡康永会撤退?
　　他端起杯子,很认真喝了口水,想都没想说:“我希望靠小S把这件事情给结束掉。如果她一年半两年生小孩,这件事就结束了。很幸运地,我可以把责任栽赃在她头上了。”
　　
　　不要用宋朝的礼节来要求小S
　　――对话蔡康永
　　
　　人物周刊:你成年之后,对这辈子要做什么有没有动摇过?
　　蔡康永:一直在动摇,我不相信存在不动摇的人,那样的人脑子有问题。《教父》的导演科波拉说,如果他可以把灵魂卖给魔鬼,他要换整个宇宙的知识。我也想要整个宇宙的知识,可是我一定享受不了,我不相信有人吃得消。
　　我一直认为,得不到整个宇宙的知识,会让我们有兴趣知道更多东西。我在博客上写,我阅读不是很有水准,只是因为我不甘心。我老想多知道一点。每多知道一点就会赞叹,那个人过得比我有意思多了,比如研究黑猩猩的人类学家,或者发现物理学定律的物理学家。
　　比方说,有一个数学家得了全世界最大的数学天才奖,我要采访这个人。我很想看这个数学家是怎么一个人,他怎么活得下去,他做什么事情别人都不懂。我很想在我的人生中花两个钟头跟这样的人相处,然后看看我错过了什么,我一直相信我错过一大堆东西。
　　人物周刊:你觉得得到了什么,又错过了什么?
　　蔡康永:我就想占工作的便宜,跟这个人相处两个钟头。上次博客上放了一张和林志玲亲嘴的照片,我就想看有多少张和林志玲亲嘴的照片,一翻照片簿,大概有10次。我就想,真是浪费别人的配额。“隔壁的草坪比较绿吧”,你永远都觉得错过了什么,会觉得一定有更精彩的人生,这才是活下去的乐趣。
　　人物周刊:面对团体指责,你怎么办?很多时候你的节目都是有争议性的。
　　蔡康永:有两件跟《康熙》有关的事把我惹到,我想讲话。像王刚说《康熙》是低俗,这在我看来是无聊的,无聊到懒得讲话
　　一件是小S常常调戏男明星,这件事小S没有要求我发话,她想讲话她自己会讲。我是很想说,1万个女明星当中,有一个比较自由勇敢地表达对男生的好色,只不过是她觉得这个人长得比较好看,这个男的走过去,她若可以吹口哨,就吹一声口哨。这在我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1万个女明星当中如果有5000个这样的话,比例就差不多。现在只有小S做这个事情,其他9999个还要讲这不行,这就惹到我了。
　　你说内地管制多严,女明星还不是穿得极尽性感?在台面上做这个事,因为你知道这样可以获得版面,大导演会多看你一眼。用这个策略,然后装得三贞九烈,没关系,最多大家都不要讲就算了,可是不要倒打那个敢表达的人一耙。
　　我很佩服李银河、韩寒和龙应台,他们3个人愿意长时间地跟别人讲道理,我就没有这个耐心。他们在中国社会很重要。我偶尔发作一次,真的没兴趣浪费时间在这些人身上。小S这件事情我火大,不珍惜这么一个勇敢、毫不做作地表达自己感觉的女生,还要用宋朝的礼节来要求她。
　　第二件惹到我的是娘娘腔。男生被说娘娘腔和被说同性恋,在我看来都不是骂人。男生当然可以娘娘腔,不准说是异性恋搞出来的鬼。我倒不是在火一般的观众,是在火“同志”观众。《康熙来了》一碰到同性恋话题,一定会有一群自认为社会主流的人士来说不接受,那些人直接否定同性恋的存在,但是“同志”没有反击,只是说不可以讲男生“娘”。
　　如果说讲“娘”就是在嘲笑,那你的脑子就是被异性恋给烧坏了。我火大的是那群“同志”脑子被烧坏了这种地步。
　　我得让人家知道,《康熙来了》里的事情都是有道理的,我们一直都是个性强烈的人,我们信仰某些事,才会这样做。
　　人物周刊:在你多大之后就再也没有想过自杀这件事情?
　　蔡康永:一直都在想这件事,这是我最大的乐趣,一想到可以自杀,就好放松。中国人讲大不了一死,大家以为这是一句很悲壮的话,但在我看来这是一句祝福,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大不了一死。
　　第一次踏入电视圈,是帮一本书跟大家吵架。一个叫鹤见济的日本作家写了《完全自杀手册》,台湾后来就把这本书禁掉了,没有禁掉之前很多学者就出来说要禁。整个台湾找不到一个人愿意出来帮这本书讲话,除了我。
　　我被打动是因为作者说,好的人生包括活着的时候,也包括死亡的那一刻。一个很美好的人生加上一个烂透了的死亡,这不是好人生。死不会很好,可是照你的意思死会比较好。
　　所有攻击我的人都说,如果有人因为这本书而自杀了怎么办?我当时比现在有种,我说那就试试看。
　　我写文章,说有一天这些都是过去的,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这不是开玩笑。现在我还常常在想,我会去哪里自杀。在法国的海里漂浮呢,警察打捞你的时候会很烦,说你一个外国人跑来法国自杀。
　　人物周刊:你是台湾电视文化参与者,你觉得它用了什么机制,在大陆能有这么火爆的传播力?
　　蔡康永:昨天我和朋友在聊,为什么内地有些本来可以慢慢发展的东西会忽然被搞砸,摇滚乐、现代艺术怎么这么容易被搞垮。日本画家画几十年,红了就红了,不红就再画。英国、美国都这样,怎么中国就是3年暴红,3年后垮掉?
　　我有一个臆测之词,不知道正不正确:一个比较平衡的社会,资源虽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可是那个少数人相对不算太少。比方说20%的人掌握资源,管理另外80%的人。
　　内地感觉很像是1%-3%的人掌握资源去管97%的人,为什么人家有20%,而内地只有1%呢?我觉得可能是社会释放权力的通道特别狭窄,所以筹码全部在1%的人口袋里,他要开闸就开闸,要收摊就收摊。
　　针对娱乐输出,上海、北京有很多一步到位的事情,是台北这辈子都追不上的。
　　我参加过很多典礼,李宇春出来的欢呼声盖过了罗大佑。罗大佑李宗盛这些人是流行音乐很明确的坐标,有他们才有下一站。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些明星,不是坐标,是天上压下的一座烽火台,最后会变成废墟。
　　选秀是很明显的一步到位,没有不好,可是当它变成霸王的时候,这一块就会出现问题。台湾幸运的就是,选秀明星再怎么红,跟周杰伦都是不一样的。
　　人物周刊: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全世界的华人很多人都喜欢看你的节目,看台湾的综艺节目,是因为华人的基因里就没有幽默的天性吗?
　　蔡康永:资本主义发达到后来,知道钱不是全部的时候,就会逼着自己去找别的乐子。一开始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很容易把钱当成全部,因为还没拿到。等有一天拿到了,就知道钱没那么有趣。
　　要先拿到,先吃饱,然后才知道吃饱不好受。他还没吃饱,你不能跟他说吃饱不好受。
　　我很爱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台湾最有钱的女人,她搞了满满一盘子的翡翠玛瑙珍珠钻石,献给她在西藏的上师。那个上师做仪式,顺手把钻石玛瑙撒到水里去,富太太抱着钻石哭都来不及。在那个上师心中,这就是供养天地的东西,就是石头。可富太太是要用它来买平安的,买灵魂救赎的,走到那一步可不可悲?
　　台湾人每天累到回家只有对着电视看综艺笑。我们就是治疗人,提供东西让人睡得着。为什么晚上不看一个比较有意义的讲国共战争的史诗片呢?我们已经被逼到无聊的极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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