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村的不幸与救赎

　　从5月12日至此，死亡的 废墟占据着众多幸存者的视线 与心灵，并存在继续占据的可能。 　　时间也许还太短，伤痛的 到来如此迅速与猛烈，愈合则 需要漫长的治疗与等待。但在 悲伤与怀念中，我们同时也看 到：幸福村残破楼房里的时钟， 还在不停地转动；那些倒塌村 舍旁的玉米，在风中摇摆着绿 色的枝叶；出生在5月13日的 北川女，在医院的新生儿室 里呼吸着5月的空气……生活 不歇，生命在5月12日14时 28分之后的世界里继续成长。
　　这是对于生命的理解与自 省――生命如此不易和神圣。5 月12日之后，其实已没有旁观 者，我们都是幸存者。生命是 个体，也是整体，他人之痛就 是自身之痛，而你的坚韧也是 他人的坚韧。
　　
　　一切还停留在六天前那一刻。惟有五楼，一个时钟依然在走，生活也在继续
　　
　　幸福村的中山路立着一栋房子，前半部分已经被震塌了，剩下的一小半里，一辆小单车悬挂在三楼，不知道小主人还在不在这个世界上；二楼的阳台还挂着衣服，它们见证了主人们逃走时的匆忙与慌张；四楼一台风扇安静地伫立着，可能永远不会再转起来了；三台电视机安然无恙，在楼上居高临下，一脸黑屏注视着楼下或悲伤或惶惑的人们走来走去。
　　一切还停留在六天前那一刻。惟有五楼，一个时钟依然在走。
　　路的尽头，一片废墟。一条狗的尸体僵硬在废墟边。消毒水的味道很浓烈，依然掩盖不了扑面而来的一股腐臭的味道。
　　几个防疫人员正在喷洒消毒水。有一个人在瓦砾之中，隐约看到有一具尸体――这堆废墟已经挖出了十几具尸体―― 立刻喊来救援队。
　　半个小时后，几个崇义来的志愿者带着两辆推土机过来。机器轰鸣起来，灰尘渐渐弥散，摇摇欲坠的一座小楼终于完全塌下，加入了路边废墟的行列中。
　　志愿者们坐在路边，戴着口罩，神色黯然。废墟瓦砾中，时有出现的床垫、衣服、书和各种日用品的残骸，才残酷地证明，这里曾经是如其村名所说的，多么的充满生机。
　　地如其名，幸福村的名字记录着这里的人们曾经有过的幸福。
　　幸福村隶属幸福镇，其前身为新城乡，原为都江堰市的郊区。1958年3月21日，毛泽东曾视察该乡的莲花村，最高领袖的到临让人们为之激动，当年9月与聚源、胥家合并，建立幸福人民公社总社。1983年12月，改幸福人民公社为幸福乡。6年后，撤销幸福乡，设立幸福镇。幸福镇包括4个村、10个社区，幸福村是其中的一个村，全镇有12万人，幸福村有一万多人。
　　今年，幸福镇正值迎接50周年镇庆的幸福时刻。
　　
　　身份与金钱的丢失
　　
　　午后的太阳暴晒在幸福村的中山路上，残缺不全的楼房上，半空悬吊的一些摇摇欲坠的玻璃窗闪闪发亮。
　　汗水从26岁的王科光溜溜的额头流下来。他纹丝不动，站在幸福综合市场的大门前，看着废墟后面那栋已经千疮百孔裂缝四处开的楼。那是他住了5年的家。
　　5年前，他东拼西凑了一笔钱在幸福村的中山路上买了一套房子。然后结婚。所在的水泥厂效益不错，一个月也已经能拿到两千多元，虽然买房时借的钱还没还清，但生活已经平稳地驶在光明大道上。今年一月，妻子怀孕了，小两口正憧憬着孩子的到来。
　　5月12日，王科正在家里休息。厂里实行工作六天休息两天的轮休制度，这一天他正好轮休，没出去，就在家里陪着5个月身孕的妻子。
　　突然，房子剧烈摇晃起来，夫妻俩只能站在原地不动。他们抱在一起，听天由命，眼睁睁看着前面的一栋住宅楼轰然塌下。
　　摇晃停下来后，两个人狂奔下楼，到处都是灰尘，烟灰弥散开来，看不到人。等到灰尘稍稍落定，惊慌失措的人们看着家园成为废墟，面面相觑；从塌楼里逃出来的人们脸上还来不及挂上悲伤的表情，气喘吁吁。
　　就这样在废墟里站了一天，看着官兵和自家房子塌了的人在扒废墟救人，房子没事的人在一边围观，一个打着雨伞过来的村干部在街上喊着：“不要恐慌，政府会帮助你们的。”
　　第一天，王科确实没有任何恐慌，因为没想到这次地震有这么严重，第二天，他看完新闻，“很害怕，怕瘟疫。”
　　
　　没地方住了，只有回到柳街镇的丈母娘家。虽然那边的房子也成了危房，但还有政府搭的帐篷可以住。18日凌晨的余震，他们躺在帐篷里，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太疲了，全都睡着了，一直到第二天帐篷漏水。
　　住在帐篷里，他们最大的恐惧不是余震的消息，而是来自于抢劫的传闻。“晚上有人拿刀抢劫，是那些吸毒的人，现在没钱也没毒吸了，就出来趁火打劫。”就在他们住的附近，有人晚上被抢劫者砍伤了。
　　这些日子，吃的是发的方便面，很少。喝的是自己挖的七米深的地下水，挺干净的。妻子依然没缓过神来，王科不断安慰她：“人没事就好。”同是孕妇，住在对面楼的另一个被埋进废墟。
　　王科的所有证件和存折都在屋里。身份与金钱的丢失让他不安。他想上去把这些东西拿下来，但一走近，看着墙壁上巨大的裂缝，又放弃了。
　　所以，只能再骑上摩托车，驶向自己工作的一家水泥厂。这是王科震后第一次回来这里。厂子震后就停业了，厂里的一片空地上搭起了很多帐篷，无家可归的员工就住在这里和去年才建好的车库中。同事一个个互相打招呼，“你没事吧？”“ 没事。”
　　并不是所有人都没事，和王科同班的一个同事也是在那天轮休，正在家里睡觉，再也醒不过来了。
　　有专家正在厂里对设备进行评估检测，还没有结果出来。王科和各个认识的同事聊过之后，骑上摩托车，挥挥手，“ 保重，要开工记得通知我。”
　　他还得回老家去帮忙收割小麦。地里的小麦已经熟了，到了收割的时候，而房子的问题，“以后就靠政府了”。
　　摩托车经过天府大道的时候，王科停下来，看着路边长长一排帐篷，一言不发，几分钟后，发动机又轰鸣起来，回老家去了。
　　
　　不能让他死后没个着落
　　
　　天府大道路边绵延5公里长的帐篷区，是幸福村村民最集中的临时安置点。
　　男人们很多在埋头看发的报纸，收音机里不断地播报各种受灾救援和安置的新闻，一个老人仔细地听着。
　　更多的人眼里没什么神采，他们或坐或躺，或三五个在一起聊天，或打牌下棋。女人在张罗着一家人的晚饭，有的是附近买来的菜和肉，有的是煮开水泡方便面，空气中飘过阵阵烧煤的味道、辣椒油的味道。小孩子在玩耍中不时传来的尖叫声和嘻笑声，和两个女孩子“如果你想飞，伤痛我背”的歌声，是这个地方为数不多的显示生机的片断。
　　间或有记者过来采访和拍照，这些本来一辈子都不需要和记者打交道的人们就一次次地重复着当时的经历和感受，采访结束，记者离去，好像也带走了他们的精力，他们只有木然而立，等待回忆时出窍的灵魂重新附体。
　　19日午后，一群小孩在帐篷上到处贴着标语，“向遇难同胞默哀”、“为遇难同胞好好活着”。钟桂兰就半躺在草地上的一张?席上，目光呆滞地看着孩子们忙碌的脚步。
　　钟桂兰还在等，已经等了七天，还没等到老伴周开成的消息。
　　她也是从幸福村转到这里安置的灾民。她和丈夫周开成皆为汶川人。1996年，周开成从汶川县养路局的岗位上退休了。因为觉得都江堰这座城市环境好，交通便利，教育资源也比老家好，2000年9月15日，夫妻俩来到都江堰，在幸福村花11万买了房子，女儿考上四川教育学院，毕业后到了阿坝州黑水县苦瓜村的一个乡村小学教书。这对夫妻开始安享晚年。
　　
　　地震当天，丈夫和朋友出去钓鱼。钟桂兰则在麻将馆打牌。这是他们日常的消遣。
　　开始震动时，麻将馆的老板向大家喊着“没事没事，大家别慌”，但钟桂兰已经跑出来了，一直往家里跑。跑到中山路，发现住的楼房已经成为一摊废墟，自家的房子已经分不清在哪里。
　　丈夫还没回来。钟桂兰不敢走开，就在废墟前一直站着，等着丈夫的消息。一直到晚上十点，四个去钓鱼的人里只有两个回来，周开成不在其中。
　　就这样在他们的房子旁等了五天，还是没有等到64岁的丈夫回来，只能随着政府的安排，来到这个安置点。
　　她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腿上有一片血红的擦伤，也没有去处理，就任由苍蝇在腿上叮着。有人送吃的过来，周围的人都劝她吃点东西，她只是无力地摇摇头。要么不说话，要么一开口就念叨，“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啊。”
　　她只想着把丈夫的尸体找回来，“给他烧点纸，过两年再买一块好的地。我去过医院找，没找到，心里没法踏实，不能让他死后没个着落啊。”
　　说完，已到下午2点28分，这天是很多地震遇难者的“头七”，也是全国哀悼日的第一天，一个小男孩边跑边喊： “都站起来啦，要默哀啦。”钟桂兰摇摇晃晃地摸索着站起来，走到路边低着头。所有人神色黯然，积压在心里的哀伤随着汽笛声蔓延开来，无处逃匿。
　　
　　叹一口气，当作打招呼
　　
　　19日，幸福村的中山路和石油街，废墟中有几个人在走来走去，他们是这里的村民，房子已经没了，现在是自己过来在残垣中收钢筋的，“至少可以卖点钱，接济一下。”拣钢筋的人们仔细地寻找每一块连着钢筋的石头，敲敲打打，神情专注，像是在修缮自家的屋顶。
　　更多的人趁家里房子已经成为危房，但还没有倒塌的时候回来收东西。尹群祥一家人也在从自己开的旅馆的35个房间里抢救所有能拿走的东西，床垫、床柜、电视、被单、枕头、纸巾甚至还有一袋地震前刚买的至今还没有烂掉的苹果，能抢一点就是一点。半途休息时，一家人坐在搬出来的沙发上，啃着没有洗过也没有削皮的苹果，不停喘着粗气。
　　1996年，资阳人尹群祥变卖了家乡的土地和房子，举家背井离乡来到都江堰，加入了都江堰的外乡人的群体。因为老家的发展不好，自己又看中了都江堰的旅游资源，便向当地人刘建军租了一栋六层的小楼，开了这家鸿鹄旅馆，成为幸福村石油街这条旅店一条街中的一员。
　　
　　两个儿子读完书后也开始帮忙经营旅馆。十多年的积累，让尹群祥一家过上小康的生活。去年6月，一家人在迎宾花园按揭买了一套154平米的大房子，花了50多万。旅馆也重新进行了装修。
　　“全都没了，整个家破了，老家也没地种了，我们都回不去了。”尹群祥的妻子霍祥春说。地震的时候，她正在隔壁同样是开旅馆的邻居家聊天，“幸好跑得快，再慢一秒就没了。”而前一秒钟还在和她聊天的邻居一家全被埋在塌下的房子里，被埋的还有旅馆里的所有旅客。
　　所幸，尹家人全部生还，而且都没受伤。不过，六层楼的旅馆已经成为危房，去年买的房子也已经开裂。现在一家人就住在旅馆的一个伙计家里，自己搭的帐篷――房子塌的人和其他本地人都有政府统一的安置，但像他们这种房子没塌又是没登记的外来人口，就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本地人都安排不过来，不知道怎么安排我们。”所以，只能回来搬点还能用的东西，通过变卖出去来还点钱，包括买房时留下的20多万的房贷和开旅馆的贷款。一辈子的积累一毁而光，他们现在只有盘算着，全家人都去成都打工。
　　但是，心里的委屈到底难平，“这是天灾，怨不了，但是我们也是受灾群众，也应该享受资助啊。”
　　鉴定房子的专家从路边走过。石油街一排排的旅馆，没有成为废墟的，也大多成了危房，但是，回到危房里收拾东西的人越来越多。霍祥春看到路过一个相识的人，相互摇摇头叹了一口气，当作打招呼。
　　
　　日子还是得过下去
　　
　　5月19日，沿着天府大道再往下走，路边已经有了卖烟的小摊，“之前就是卖烟的，后来回去搬了一些货过来卖，但生意不好，大家都没钱了。”还有卖鞋的小摊，边上小木板上写着“灾后太(大)甩卖”。
　　就在前一天晚上，停电了七天的都江堰市陆陆续续亮起了灯。虽然在晚上八点，天并没有完全暗下来，但帐篷里的大多数人还是因为来电而精神一振。他们站在路边，仰着头，贪婪地让昏黄的灯光照着自己的脸。
　　都江堰市临江医院32岁的内科医生张桃的气色看上去已经恢复过来了。三年半前，张桃和王勇结婚了。一年后，女儿的如期而至让这个小家庭充满温馨。在甘孜州林业局负责计划造林工作的丈夫是个标准的好男人：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平时回家后就喜欢待在家里上网，吃完饭后会带着两岁半的女儿出去散步。
　　地动山摇的那天，张桃正在医院里开处方，当时听到有响声，问护士长：“水开了还不关？”护士长回了一句：“水开了？地震啦！”所有人立刻往楼下跑，她几乎是滚着下了楼梯，一直冲到外面，躺在草地上。身边的同事看到她脸色苍白，一探，已经没呼吸了，赶紧给她做人工呼吸，十几分钟后，“哎哟”一声，恢复过来了。
　　随即，第一辆车过来了，送来十几个受伤的孩子。几分钟后，就有四个孩子死去了。然后，伤者就源源不断地被送到这里，医院的花园成了急救中心，所有医生护士都忙碌起来，但不断有人死去。医疗物资缺乏，红领巾成了止血带，有的要动手术，却没条件，只能让家人在旁边不断地呼唤他，让他坚持到救援队到来，别睡着了。还有小孩拉着张桃的裤子，“阿姨，求求你救救我吧。”
　　一直忙到下午五点，张桃才骑着自行车回家，平时半个小时的路，骑了一个小时才到。“与其说是人骑着自行车，不如说是自行车骑着人。”
　　到了家里，发现房子已经塌了，丈夫和母亲都不见人影，只有女儿还在，由舅舅抱着。女儿对母亲喊：“妈妈，爸爸在下面，婆婆也在下面。”然后不断叫推土机，把她爸爸掏出来。
　　直到14日，张桃的母亲才被掏出来。哥哥不让她看，只有双腿是好的，看衣服才能辨认出来。母亲的一只脚已经踏到房子外面了，只差一步。
　　15日，救援队的生命探测仪在废墟上发现还有生命迹象。张桃说，自己的心跳到每分钟120下，希望活着的是自己的丈夫，她跪着求救援人员：你们帮我挖。
　　预制板太重，连换了几台起重机，最后用了一台65吨级别的起重机终于把预制板吊起来。看到一只脚，所有人都用手掏，掏到晚上十点，丈夫王勇的尸体被倒着提上来。
　　张桃的哥哥看着尸体说：“不像他，不像他。”但是，从尸体的裤袋里掏出来了一个钱包，里面有这一家三口的照片。
　　张桃有朋友在都江堰市中医院工作，地震后，中医院的住院大楼整体坍塌。她过去找朋友，见到一个医生问朋友在哪里，对方回答两个字“好的”，再问一句：“回家了？”回答是：“尸体是好的。”
　　地震后，两岁半的女儿一下子就懂事了很多，大人都在忙着救人，她饿了就自己吃，还不断地帮母亲擦眼泪，跟母亲说“妈妈别哭”。
　　“几天前，她还过着公主一样的生活。以前我们经常吓唬她，不听话就送给叫化子当女儿，现在不用送，也是个叫化子了。”
　　说起女儿，张桃脸上终于有了笑容。这是她坚持下去的最大信念，“为了女儿也要坚持下去，她还那么小。现在活的人应该活得更好，还有那么多人关心我们，以后就应该活得更精彩。”
　　她已经决定了，第二天就回医院上班，“劫后余生，日子还是得过下去。”
　　帐篷后面的公路上，泥头车来往穿梭，把建筑材料运往附近的一块空地。那里，成都建工的工人们正在日夜加班，他们要在七天的时间里建好大量的临时安置房，已经建好的小屋整齐地排列着，如一个个的鸟笼。那些住在帐篷里的人们，将在之后搬进这里，面对或没有丈夫或没有妻子或没有父母或没有儿女的新生活。
　　
　　(本刊记者王年华、蒯乐昊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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