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国真　人民说你是诗人你就是诗人

　　我的朋友说我总是能很快到达一个境界，比如写诗，写成了一个现象，也写到了课本里；写书法，居然写成了国礼；作曲，作品被收入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材。有人说我的诗不好，我就要证明，我不仅诗写得好，在其他领域我也是可以的。
　　
　　又见汪国真。国字脸，大眼镜。除了岁月略有痕迹，似乎和十几年前正当红的他，并无多大改变。只是他的身份作了大转折，由诗人变成了书画家、作曲家。
　　甫一落座，他就掏出2003年出版的《又见汪国真》、舞曲专辑《幸福的名字叫永远》、古诗词配乐专辑《小学生必修80首古诗词》、发表有他书画作品的报纸及台历，最后是一幅字，4平方尺。“据说你的字是2000元一平方尺？”“那是以前的价钱。”“现在呢？”汪国真不答。
　　1990年春天，某中学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发现，学生们不在听讲，而在传抄着一个叫做汪国真的人写的诗。老师回家后，与在学苑出版社任编辑室主任的爱人孟光聊起，孟光敏锐地感觉这是一次出版商机。
　　辗转周折，学苑出版社找到汪国真，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稿酬、最好的装帧”为承诺，在23天内，出版了汪国真首部诗集《年轻的潮》。汪国真一炮走红。
　　18年后，汪国真在音乐轻柔的咖啡厅给我们讲述了这样的故事。北京的冬天灰蒙蒙一片，狂风乱作。他驾着一辆别克君威，阔谈人生之隐忍和意气。他重复了数次“天上掉馅饼”，相较于苦心经营、出头无望的当代诗人，他惊喜，志得意满，却依然告诉人们必须“从容，淡定”。他对自己颇为自信，也不认为自己已经淡出公众视野。十几年来，他依然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创作部，与同事们关系良好。他大部分时间不坐班，时常在外地游走。他不失时机地对领导的呵护和理解，表达了自己的谢意。
　　
　　“《中国青年报》发你的诗了”
　　
　　汪国真祖籍厦门，父母自厦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劳动部。1956年，汪国真在北京出生。机关大院长大的汪国真，在父母的影响下，八九岁时接触《三国》、《水浒》、古诗词，又通过大院间的互相借书，读了《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
　　1971年，15岁的汪国真初中毕业。“我们班40多个人，四五个能够上高中，主要工农兵子女。一部分去插队，还有一部分进工厂。我的幸运呢，就在这里――我被分到工厂了，开X51立式铣床。”“那不是童工吗？”“就是童工啊！”汪国真说，“才15岁，最怕上晚班，总打瞌睡。”
　　就在北京第三光学仪器厂，汪国真度过了7年“三班倒、开铣床”的工人生活，荒废时间在打扑克与乒乓球上，“要说学习吧，也就偶尔看看小说。我以为自己要一辈子当工人了。”心有不甘。他认为自己的领悟能力还可以，因为曾经获得北京仪表局铣工比赛第一名。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突然传来，他凭直觉感到“要在很短时间，改变命运”。他早知道暨南大学各方面条件比较好，“还有游泳池”。1978年9月，汪国真考入暨南大学中文系，时年22岁。他感到他的好日子来了。
　　“考文科有点违背我的初衷。”他说。他本来是打算考理科的。大学期间汪国真成绩一般，“我做事凭兴趣，对分数历来看得不是很重，特立独行，但并非性格古怪的。”他开始写作，形式是诗歌。从实用角度看，那是所有文学体裁中字数最少的。他自有“谋略”：“我的字差到连毕业论文都是找人誊写，编辑要看我的字会非常费劲。我这个人比较善解人意，我就要替人家考虑。你写得长，编辑没人认真看，即使写得不错，也是白写。诗歌字数少，可以让他在厌烦前看完。”汪国真表示他看过朦胧诗派北岛、顾城、舒婷等人的诗，但是受影响很小。他的同班同学张润森则表示，“他写得很多，但写得很差。”
　　1979年4月13日，汪国真在食堂吃午饭，同学陈建平说，《中国青年报》发你的诗了。他有点半信半疑。饭后他去图书馆，知道《学校的一天》发表了。几天后，他收到了编辑寄来的鼓励信，以及稿费2元。
　　这极大地鼓舞了汪国真。从此，他常去阅览室，记下地市级以上刊物的地址，“把作品像撒网一样撒向全国各地的报刊”。90%是退稿，3个月后换信封再投往另一家。“我当时写和投都很随意，对自己要求不是很高。”也有人认为他有极强的“发表欲”，但他认为自己是“有事业心”的人。1986年，已是而立之年，自觉一事无成，他有紧迫感。
　　《热爱生命》先后寄往北京、四川两家报刊均未采用，第三次投稿后才中，发表后被1988年第10期《读者》收为卷首作品。他开始收到读者来信，询问哪里有他的书。
　　
　　“汪国真年”
　　
　　1990年是汪国真年。
　　《年轻的潮》首印15万册，此后数次再版，达到60多万册。“年轻”系列印数总计超过100万。他收集了40多本他的盗版书，“加上盗版，我的书总数超过一两千万。”
　　《年轻的潮》在北京王府井书店一个月内卖出5000本。在上海，汪国真的诗集曾有一个上午卖掉4000多本的纪录。库存卖光了，还有很多人在排队。
　　“自己当时也没有怎么样，忽然就火起来了。命不错。”
　　他所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为应付每天给汪国真的几百封来信，将收发室人员由1个增至3个。“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内容都有，诉苦的，要求指正的，求爱的。后者一般会很含蓄，夹朵花，叠个什么东西，也有寄照片的。”也有女军官来信告知，她生日时，“收到8本汪国真的诗集”。
　　他受邀去全国40多所院校讲学，其中北京30余所。“这个跟经济收入没有联系。”由于演讲后学生纷纷冲上来要求签名，校方不得不组织人员拉成人墙护送其通过。
　　谈及诗歌的“传承”，汪国真自认为汲取了“李商隐的警策、李清照的清丽、普希金的抒情、狄金森的凝练”，“当然，我尽可能做到汲取百家之长，融会贯通”。虽然当时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议上的讲话仍在中文系有所提及，但汪国真自认“我的诗离政治比较远”，“根据我的创作经验，诗歌就是从生活中来”。都是一些类似于真理的大白话。
　　36岁才结婚。当时写诗的时候，“感情生活还是一片空白”，但他擅长于把一件事情进行概括和总结。比如他与浙江团省委的朋友游西湖，友人自然觉得景色每日看惯，惘然不觉有诗意，而汪国真则“心有所动”，写得出诗来。他依靠“感悟”写诗，讲求“诗眼”，把“感悟”分了行，如格言体，“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印在明信片上，工整的庞中华字体，中学生毕业了赠送同学，励情励志，着实应景。
　　“生命总是美丽的”，不管汪国真是否真的这么认为，但是他依然把自己的人生过得“很美丽”。“要是大家都去审丑，我觉得会很无聊。”对于人生，他是乐观，自信，逍遥，不愁前程的。
　　汪国真的诗大红后，似乎后无来者，前无古人。但是拜互联网之赐，格言体作家层出不穷，后来者有安妮宝贝、郭敬明等。只是现代人的口味与风气大为转向，当时以乐观，积极，促人深省为美，现在多为伤感，孤独，旖旎之作。汪国真表示，他没赶上好时候，虽然书卖了很多，但他那时是稿费制，一般人10行诗无非40元，出版社给他80元，他已经感觉是天上掉馅饼。
　　
　　“河南18个市我只剩下两个没去过了”
　　
　　成名后，应酬众多，不仅是签名，还常被人索要题字。盛情难却，字又拿不出手，1993年，汪国真开始练习书法。练了1年，每天1小时，“后来没时间练，但已有了很大改观了。”他用毛笔写信，时代文艺出版社的章桂征收到，便约他出书法集。“我出什么书都畅销。”他还是觉得能拿得出手的不多，于是将诗、文、书法结集在一起。 　　此后一发不可收。至今，汪国真的墨迹已遍布南北，尤以河南、山西为盛，“河南18个市我只剩下两个没去过了”，并深入各领域。他常举的例子是香格里拉酒店，主管们有人读过他的诗歌，经过商讨，一致认同请他写一种红酒的酒标。
　　汪国真信奉“与人为善”，为人随和，因此人缘不错，朋友众多，“有新闻文化界、书画界、音乐界的，也有很多政界的朋友。很多地方邀请我去给他们写歌、题字，往往是政府出面。为什么很多事情会找到我呢？因为这批人往往是我当年的读者，虽然事过多年，他们现在在商界和政界开始掌权，但这个情结还在。”
　　河南焦作的青天河风景区，已请人题好字，却因汪国真莅临，领导表示，请汪老师重新再题。“领导希望写得更漂亮一点，找一个知名度比较高的人来写。”也常有地方官员出书请他写序，他概不拒绝，前阵子便接受了开封市委组织部长和驻马店检察院检察长的邀请，“他们给我带来很多机会。”他说。
　　大众文化工业链上的汪国真走的是这样一条平稳而显赫的路，与外地官员联系，京城诗人汪国真荣耀且矜持；与商界要人配合，文化名人汪国真平和而清远。他无需炒作，只是不妨推波助澜，因为他坚信大众对他一如既往地支持。前几年，四川某报爆出汪国真做火锅店穷困潦倒，汪大为生气，状告该社，获赔2万元。
　　
　　“我的盗版书是大陆诗人中最多的”
　　
　　近年来，汪国真自学作曲。徐沛东还给汪国真的一首诗《挡不住的青春》谱了曲，作为电视剧《万岁高三(2)》的主题歌，演唱者是蔡国庆。2003年10月，汪国真与山西北武当山风景区合作，舞曲专辑《幸福的名字叫永远》发行1万张。2006年，双方再度合作，《名家歌颂北武当》DVD专辑推出，歌词相当直白。
　　此后，汪国真开始给古诗词配曲，计划完成400首，现已完成300余首。“你看我现在在很多领域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写诗，书法，音乐。可能以后我会花点时间，在画画这块钻研一下。”他已有了他的大众传媒计划。
　　他的大学同学，有人从政，有人经商。有人是新华社广西分社社长，有人是华夏银行深圳分行行长，有人是暨南大学副校长，甚至有人是香港特首的特别助理。“倒是像我这样人文艺术领域里的少。”
　　汪国真仍旧写一点诗，数量不多；天天看报纸，关注国际大事，比如前些年的“9?11”和不久前的贝?布托遇刺；事务繁忙，除了出席各类颁奖活动，还在筹备春季的画展；与地市官员联系密切，“1年12个月有8个月在外面”(汪的朋友张宝瑞语)；接受采访频繁，早已“触电”；利益往来之间，有经纪人为他打点；相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并自认在这方面“虽然我有一点名气，但跟一般普通人没什么太大差别”。
　　
　　他回想不起有过什么重大挫折，也不会像通常人们印象中的诗人那样理想主义到了癫狂之境，他几乎没有做过什么“冒傻气”的事；他的很多同学在政坛上有所为，他也不排除自己从政的可能，“我做事相对来说比较严谨，也比较适应机关那一套”；五十知天命，他注重保养，“顺其自然”这个词被他无数次使用。当然，还有“幸运”。说到这些的时候，他的笑容和十几年前印在诗集上的照片一模一样。
　　人物周刊：你的同学张润森曾说你是个有出版欲、不甘寂寞、不甘人后的人，你对此认可吗？
　　汪国真：我觉得我是一个有追求有理想的人，不甘人后。我要顺其自然，并非一个爱钻营的人。钻营太累，效果也不一定好。你想出书，你诗写得不好，谁给你出啊？
　　人物周刊：你的诗歌曾经受到大众的欢迎，也遭到不少批评，你如何看待？
　　汪国真：对于诗人来讲，人民说你是诗人你就是诗人，不被人民承认你就什么都不是。人民是什么？人民是由一个一个的人组成的，它是一个整体。如果你否定了大众，那你的人民如何谈起？当然，除了人民的看法，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作品经得住时间的检验吗？
　　汪国真：我这么跟你说吧，昨天广东旅游出版社来跟我谈《汪国真诗文集》再版的问题。你也可以去新华书店，我的书还是很容易找到，从来没有断过档。你可以了解一下这将近20年来，中国诗人的诗集摆在书店不断档的，有多少人？我的盗版书是大陆诗人中最多的， 我自己就收集了40多本。我没有听说大陆其他诗人有盗版，而且一直盗版到现在。
　　人物周刊：你这样有名，给一些比较小的地方官员写序，有没有觉得放低了自己的身份？
　　汪国真：一方面，你不能说官员写的诗水平就不高，苏轼是官员，辛弃疾是官员，白居易、元稹也是官员，他们写的诗不一定不好，甚至很多官员写的诗很好；另一方面，我这个人是重感情的，就算不是官员，我也会平等地跟人交往。比如我的一个朋友，他喜欢我的诗，常常给我打电话，当时他还在看仓库，我就请他吃饭，虽然后来他给我介绍了一个编辑，这个编辑又约了我的书稿，但是在我跟他交往的时候，没有任何想法。一个人怎么能那么势利呢？要平等地去对待别人，他是善良的，真诚的，这就够了。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一个男人的成功？
　　汪国真：成功就是在他喜欢的事业中被人们承认。金钱美女？在当前这个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标志。我想一个异性她不太可能欣赏一个不成功的男人。连孩子学费都需要女人去奔波筹措的，这样的男人能有多少女人欣赏呢？完全不考虑经济因素的感情有吗？肯定有，但不是非常多。
　　人物周刊：你已届知天命之年，如何总结？
　　汪国真：总的来说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我的朋友说我总是能很快到达一个境界，比如写诗，写成了一个现象，也写到了课本里；写书法，居然写成了国礼；作曲，作品被收入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材。我相信性格决定命运，顺其自然，从容面对。有人说我的诗不好，我就要证明，我不仅诗写得好，在其他领域我也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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