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由孙大午案件看中国民企的“非法生存”

　　张曙光在业内向来以敢说而闻名，对于孙大午事件，他引申到对目前民众已经习惯了的一种生存状态“非法生存”的质疑，并以独特而深刻的见解获得众人的赞同和支持。

　　他提出，“非法生存”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我们很多是个人的权力，但国家把这个权拿走了，现在有很多审批的东西，没有批准下来你就是违法。以孙大午案件为例，集资是国家和集体的，要改变用途必须要得到国家机构的批准。金融是垄断的，是国家管制的。民间台汇等等都是非法的，因此，民间私人借贷肯定是不合法的。孙大午的罪名由此而生。

　　农民只能生活在农村，想到城市生活就是非法的。农村子女在城市上学是非法的，农民建学校是非法的。在城市里，很多小商小贩可以看到警察驱赶的状态，他们也是非法的。城市里面人非法生存也不少见，北京车管条例，出租汽车是不能私有的，现在实际上道路上很多私有出租车都是非法的。就在最近，南京40万摩的（摩托出租车），是由下岗职工、劳教释放人员等组成，南京为了市容对“摩的”就取缔，为了市容，40万人的生活之道成为非法，想再生存就是“非法生存”。普通人可以在民间办一个报刊，但是新闻出版署不批准刊号，你要做就是“非法宣传”。

　　那么为什么非法生存这么普遍？张曙光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你把合法的活动当成非法，那么非法也就成合法的了。”政府的官员有可能违法，但违法的行为是合法的，所以你——老百姓合法的行为就变成违法了。具体到原因，张曙光解释说，一法制非常不健全，很多法律、法规只有原则性的规定，没有实施细则。法律就成了可以任人解释的东西了，失去了严肃性，因而成了各个政府部门甚至政府官员自我授权、任意裁量的工具。二是法律程序不健全。一些具体的法可以违背根本法，这是非常大的问题，行政机构可以解释立法机构的法律，甚至有些可以解释刑法，这是非常荒唐的。这就是很多合法行为作为非法加以治罪的原因。第三，我国的审批制给官员留下很多的空间，任何东西都来审批，审批就成了政府基本治理的一个方式，而官员掌握生杀大权，因此就成为他们贪污腐败、相互勾结、以权谋私的工具了。官员的非法行为造成了合法行为的非法生存状态。

　　张曙光还十分尖锐地指出，现在国家和政府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失衡的。一方面是从上到下，无所不在控制着巨大资源的政府机构；
另一方面就是个人的依赖和感恩戴德。由此，部分官员的违法、跟老百姓“非法生存”状态就不难理解了。所以，孙大午的案例就十分典型，他所生存的状态，就是目前大多数民营企业、民间企业生存的典型状态，不改变这样的状态，民间企业的发展会受到非常大的限制，同时其发展也没有足够的保障，这对于中国的民族企业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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