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奕华：站在边缘看世界】 林奕华

　　“其实，每个人都是包法利夫人。”林奕华如此刻画现代“名媛”。 　　当《色•戒》的热映再次将张爱玲推向人声鼎沸时，素有“香港鬼才导演”之称的林奕华重新看了一遍自己担任编剧的电影《红玫瑰与白玫瑰》，他自认为这是一次回顾与反省，所获得的感悟或许对今天仍然有所启发。林奕华曾八次改编张爱玲的作品，从话剧处女作《心经》到与关锦鹏合作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乃至后来在内地公演的话剧《半生缘》……被香港媒体称为“改编张爱玲次数最多的人”。
　　在香港长大的林奕华有着天生的文艺创作敏感，他早先创立“进念•二十面体”前卫剧团，后来离开香港去英国、德国继续学习舞台剧，回国后成立了“非常林奕华”工作室，风风火火地经营他的实验话剧，他坚持认为自己边缘化的作品是“反映社会本质”，他所寻求的那种戏剧表达手法的大颠覆，是为了更原汁原味地展示事物本身在复杂社会中的多元化状态与最终本质。
　　2007年12月，林奕华即将带着他的新剧《包法利夫人们――名媛的美丽与哀愁》来到上海。从剔除传统意义上的舞台设计，到刻意安排男女反串表演，这部改编自福楼拜名著的话剧除了名字之外，与原著相比可谓脱胎换骨。
　　
　　一切都是敏感源
　　
　　新民周刊：你过往的舞台作品，大多是关注香港本土的现实题材，此次为什么会选择改编《包法利夫人》？
　　林奕华：有一次，我走在路上看到一些设计精美花哨的购物广告?令我忽然想起《包法利夫人》这本书，感觉福楼拜书中所描写的人物性格与眼前热切张扬的景象是多么相似！于是，出于当时的直觉与灵感，我决定以此为题材创作舞台剧。其实，我的创作灵感很多都是源自这种对外界事物的强烈敏感，像当初做《男装帝女花》是因为我身边时时刻刻离不开的广东话，喜欢《梁祝》的故事是因为被祝英台的痴情所感动……现在，我对《长生殿》的故事很感兴趣，或许我的下一部作品就会与此有关。
　　至于《包法利夫人们》，我想是因为现在年轻女孩子的择偶条件可以用“万千宠爱集一身”来形容――现代女性对得到宠爱十分渴望，并常常希望及早寻到这种归宿。但实际上，如果她们得到了宠爱，她们又会对此表示怀疑，甚至要重新寻找自己的价值，这种矛盾的心理正是现代无数的“包法利夫人们”的状态。
　　福楼拜在创作这部小说时，灵感来源于当时巴黎小报的一则报道。但小报的兴趣是在于挖掘小道消息，对主人公道德的批判也具有草根性。联想到今天，人生的复杂性完全被简化为成功或失败了，这就引发了现代人对名利的幻想，乃至对权力的不断渴望。“城中名媛”在香港是很流行的概念，它实际上是大众欲望的投射对象。现在，这样的风潮逐渐波及内地，八卦新闻史无前例地变得十分普遍。通过草根性的批判式语言，大众对道德、审美以及对名媛观念的表达，已经变得十分符号化了。创作这部作品的意义恰在于揭露这一主题。
　　新民周刊：你如何在舞台创作中体现这一主题?
　　林奕华：我会希望做得有挑战一些。我不会用传统的方式将故事搬上舞台，那仅仅是一场演出，我希望观众能够在我的剧中看到自己，我学着如何跟大众对话。《包法利夫人们》没有很多戏剧冲突，历史、政治、性别的隐喻也不突出。因此我希望多做点尝试，我让演员去做三件事：一是让她们说出她们希望自己成为哪位名人的形象；二是再回到原著文本，大家各自看完小说再聚到一起围读，在听完集体的阅读之后考虑是自己读时想象到的多还是听故事时联想到的更多？三就是给他们放台湾的一些综艺节目，《康熙来了》、《小燕有约》等，这些节目事实上都有共同点，就是通过主持人的表演来达到贩卖欲望的目的。
　　在这部剧里，我会让演员模仿这些综艺节目的内容，让他们选择书中的一段文字作为剧中的念白，这样就不光是对小说的了解，也是对自己的认识。我的工作就是先录音，然后誊写下来，编剧整理，最终将其搬上舞台表演。
　　新民周刊：《包法利夫人们》中有不少对现代娱乐节目的讽刺，作为曾经涉足娱乐圈的“过来人”，您怎么看待当今的娱乐圈？
　　林奕华：娱乐可以是中性的。之所以出现目前如此癫狂的状态，是因为很多外部因素把它低俗化了：节目内容的同质化、收视率、票房的终极目的……这些从某种角度看是受好莱坞的影响，但问题是好莱坞能推动世界娱乐业的发展，而我们往往只能是跟风、模仿。这一现象在内地还好些，香港就很糟糕，似乎都是那种愚蠢的快乐。所以我今年特别排演了一部《万千师奶贺台庆》的节目，以此探讨香港人的“师奶化”。所谓“师奶”，是那些不会对事情作出超本位的要求的人，好像自己到了这个年纪，有家庭有事业，就这么永远维持下去，斤斤计较，小心翼翼，实际上是很没有安全感的。由于没有更大的世界观和胸襟，我们就会跟进步绝缘。出现这样的局面，媒体在其中是有影响的。我们今天重新来看所谓的“港剧”，情节、内容、演员往往都是一样的，8岁到80岁谁都可以看，目标是什么？反省在哪里？都不清楚。我们表面是提供娱乐，实际上却在反娱乐。
　　
　　创作是一种修行
　　
　　新民周刊：你现在既做导演、编剧，又做电台节目，还要担任大学讲师，这些身份中您更看重哪一个？
　　林奕华：其实这些工作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要与人对话沟通，但其中又有着各自不同的满足感：写作可以被人阅读，但是你却听不到读者的声音；做舞台剧能看到观众的反应，教书也是很好的经历。就拿教学来说，我注重的是对学生思维模式的培养，课堂是互动而非灌输式的，因为艺术创作是没有什么法则可循的。有一次，我给香港大学的学生们布置了一个作业：让男生女生幻想角色互换，然后谈谈自己是异性的话会怎么样。最后我发现女生幻想自己是男生时，叙述往往很长，常常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设想，但男生的幻想通常很短就结束。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都在做权力的展示，男生被赋权更多，而女生则不能成为强势。这是一种好玩的尝试，但不能称之为方法，是让他们自己思考，而不是对着教科书死学。当我要去启发别人时通常先启发自己，我看重的正是这个。所以说，做不同的职业只是为了获得不同的满足感，并没有高下。
　　新民周刊：为什么你的创作总是十分关注对同性恋，还有女性意识的表达？
　　林奕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自己属于这个群体。一个社会有中心，也有边缘，而我就是站在边缘上看与中心的关系。我的创作灵感很多来自香港的环境本身，男性在某种程度上弱化，而女性受教育越来越高，对权力的渴求就越来越强烈，但是这个社会对男性有优待，就好像父母对男孩要更宠爱，因为这份宠爱让男性的承担感越来越少。
　　女性社会很奇怪，她们既是强者又是弱者，现在的女性还是希望自己什么都不要做，做个上流名媛，但有时又会想为什么要这样。男人的位置是分配的，女人是要自己争取的，但到最后争取到了又不用，不是她想要的，这些都是几十年的累积促成的。同性恋也是同样的问题，他们又想这样，又想那样，其实根本不知道如何认识自己的主体性。所以说，同性恋与女性有着很相似的现状，他们需要争取更多的社会认可。这也就是我关注着两个题材的根本原因。
　　新民周刊：在你看来，现代女性应该如何寻找自己的价值?
　　林奕华：我很欣赏北欧女性的价值观，她们不在乎跟谁结婚，所嫁的丈夫有没有社会地位等等，她们往往更重视对社会的贡献，这就是不同文化环境造成的差异。所以我鼓励学生出去走一走，寻找更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们要学会独立思考，就像孤独、疾病、死亡、失恋、受伤这些不被欲求的经验，你都是要自己面对的，如果到了不幸发生的那一刻再想着面对，那是很可怕的。人，必须要学会面对孤独。但现在的人们都是那么忙碌，又太追求生活的娱乐化，总是很难去想到这些。我就是想通过自己作品中的一些思想，让大家了解自己的处境。从这一点上来说，创作其实是一种“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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