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法》二次修改还需实践检验】 刑诉法修改

　　《刑诉法》要在保护犯罪嫌疑人和受害人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历经15年后，《刑事诉讼法》迎来了它的第二次大修。此次修订内容达到四分之一之多，其涉及到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亲属可拒绝作证”、“可采取监听手段”等内容被法律界认为是坚持以人为本的体现，是立法上的进步。但是，《刑诉法》二次修改后的内容是否会增加案件审判的难度？监听手段的运用是否会侵犯人们的合法权益？此次修改能否成功遏制刑讯逼供？为此，我们采访了京鼎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星水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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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隔15年，刑诉法再次修改。此次修改体现了什么理念？
　　张星水：体现了全新的法制观念和人权保障理念。长期以来，《刑诉法》的立法思想偏重于打击、惩罚犯罪，对公民的人权考虑较少。这一次的修改，是立法上的重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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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修改的内容和最近频发的律师伪证案有关吗？
　　张星水：从表面上看，两者似乎没有直接关联性，毕竟《刑诉法》的修改经历了较长时间。但在其修改过程中，参与修改的立法者或多或少受到了律师伪证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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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案中，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身份、会见不受监听等权利得到落实。可不可以说，这次修改提高了律师的地位，捍卫了律师的权利？
　　张星水：可以这么说。它清晰地界定了律师的权利，明确了律师在刑事诉讼的第一个阶段即侦查阶段的辩护人身份。拥有这个身份后，律师对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就名正言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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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亲属可拒绝作证”被认为是《刑诉法》修改的一大进步。您怎么看待？
　　张星水：《刑诉法》回归了传统。中国受儒家思想影响，其传统法治理念是亲属之间要有恻隐之情，也就是“亲亲相隐”，它不主张大义灭亲，而是认为亲属可以帮忙隐瞒。“近亲属可拒绝作证”回归了中国古代的法制传统，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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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会不会增加案件真相的判断难度？
　　张星水：整体上不会。在大多数的刑事案件中，侦查员会通过各种侦查手段进行调查取证，其可获取的证据类型有7种，证人证言只是其中之一。不过，在具体的个案中可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但其影响微乎其微，不必过于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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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次修改中，跟踪、卧底等秘密侦查手段有望入法。但是，也有一种担心是它会侵犯人们的合法权益？
　　张星水：这种担心并不多余。侦查手段的运用是一个度的问题，需要确保的是，这种手段不被滥用。从主观上讲，使用这个技术手段是为了提高破案率，但不能否认它会对无辜的人造成隐形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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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这些手段能够成功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吗？
　　张星水：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一方面通过不能强迫被告自证其罪，降低刑讯逼供的可能；另一方面扩大侦查机关的侦查权利，通过窃听、卧底等手段从多处获得犯罪证据，改善只重视口供的庭审现状。这两者一同作用，将会大大降低刑讯逼供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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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有人觉得，此次修正案被害人的权利明显被忽略，或至少被轻视了，是这样的吗？
　　张星水：长期以来，中国的法律都严重忽视被害人的权利，如果我们修改法律只强化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而忽视被害人，这是不全面的。《刑诉法》的修改需要在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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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庭审过程主要是提供书面证言，很少有证人出庭作证，《刑诉法》的修改会涉及到这一点吗？
　　张星水：需要时间。从中国的司法现状来看，为了节约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大量的案件是由检察官直接宣读证据，这样做有其必然性。但从法律的角度看，证人必须出庭作证。这种实践上的改变需要时间，不能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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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人们对《刑诉法》的修改抱有较高期望。您怎么看待？
　　张星水：我持有谨慎的乐观态度。虽然此次修改存在很多亮点，但其实施效果如何还需要实践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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