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亦兵　狂热普及古典音乐 中国古典音乐十大名曲

　　归国之前，他在欧洲一流乐团担任首席大提琴，16年生活在瑞士。归国之后，他开始普通教师的生活，从此只拿在欧洲时1/20的薪水 　　 　　 　　深圳音乐厅后台，中国爱乐大提琴八重奏第一次南方五城巡演走完了最后一程，年龄参差不齐的学生和活蹦乱跳的老师朱亦兵一边收拾行李一边哼歌。5个城市走下来犹如一阵旋风，每场演出都受到观众近乎疯狂的喜爱，从没进过音乐厅的人也被感动了。
　　“把灯再调亮一点！我要跟观众眼神交流！”每演奏完一曲，朱亦兵便拿起地上的麦克风，面对观众，介绍下一首曲子的背景，阐述他的理念。“中国现在的音乐厅盖得是越来越辉煌，腕儿请得是越来越大，灯光却越来越暗。一场演出主角有两个，一个是演奏者，一个是观众，而这两者，要充分地交流！”
　　他把他们的演出称作“上菜”。最后一道“菜”是改编的大提琴《红楼梦组曲》。曲毕，观众疯成了一片，上紧了发条似的玩命鼓掌。4次返场，乐队不亦乐乎地从后台出来加演。乐队成员都是他的学生，最小的只有15岁。
　　归国之前，他在欧洲一流乐团担任首席大提琴，16年生活在瑞士，却在3个月内放下一切回到中国。归国之后，在中央音乐学院开始了普通音乐教师的生活，从此只拿在欧洲时1/20的薪水。此外做得最多的就是普及古典乐。他痛恨中国人的两个“传统美德”――一个是谦虚，一个是勤奋。“一个人只有表达自己才是活着的，你学的一切都是为了表达你的感觉。我常告诉学生，台上没有老师和学生之分，只有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乐队才能放出最大光彩。”
　　在深圳的酒店里，采访结束时朱亦兵疲惫不堪，仰着头，脚搭在床沿上。据说前一天在香港演出后，他在酒店房间里打蚊子打到了凌晨5点。巡演全靠他一个人，没有任何经纪策划，没有任何资金赞助。
　　“我要躺10分钟，平时都靠精神撑着。人往往冲过了一个目标就会累，可是如果你把这个冲刺线再往前摆50米、100米，他还会接着跑，而理想就是一场永远没有终点的马拉松。不过我现在需要躺躺。”
　　
　　冒着生命危险练琴
　　
　　朱亦兵的外婆是瑞士人，父母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师。他8岁开始学琴，父亲的严厉让生性好动的他吃尽苦头。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第二天邻居们都住进了抗震棚，没人敢回家。但近乎偏执的父亲还是逼他练琴。朱亦兵只好冒着生命危险回到5楼的家里拿出凳子和琴。那会儿所有孩子都不用上学，像出笼的鸟儿一样，惟有他在树阴下孤独地拉着大提琴。
　　10岁，他以大提琴独奏参加全国少年儿童五一文艺汇演，与此同时，开始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舞台有了近百场演出。13岁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随父学琴，当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灌制第一张独奏唱片，这是中国唱片社“文革”后在全国发行的第一张含有西洋乐曲的唱片。1983年，17岁的他考入了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随法国当代四大演奏家之一莫里斯•商德隆(Maurice Gendron)学艺。
　　这里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插曲”。
　　13岁那年，他和妈妈在家里合作练琴的一段录音，鬼使神差地辗转传到国外，竟被法国大提琴大师皮埃尔•福尼埃听到，这位已经70多岁的老人通过外交途径回信说他非常感动和惊奇，要这个孩子到欧洲学习，一切费用由他负责。
　　这样情真意切的信来了好几封。直到今天，朱亦兵还能一字一句清楚背出父亲给福尼埃的回信：“谢谢您的关照和赞赏，我们拉大提琴的后辈们一辈子敬仰您、崇拜您。但是我的孩子现在还太小，他得在中国高中毕业，他首先得具备最起码的中国的文化修养和语言水平。以后他要去哪里我都不会拦着。”
　　
　　初到欧洲，离开了父母和祖国，以往的监督荡然无存，再加上西方教育的宽松，爱玩的天性开始强烈反弹。在巴黎求学的5年半时光，他没去看卢浮宫和埃菲尔铁塔。虽然住在巴黎圣心教堂附近，从家中就能看到整个城市的美景，但最吸引他的是不远处的电子游戏厅。每天早上一开厅他就一头扎进去，在几个主要的游戏机上创纪录。放学回家，他会进去看看他那些纪录有没有被破掉，如果被人破了，他就全神贯注地刷新得分。
　　同时他还迷上了美食。巴黎历来是欧洲美食之都，这里的移民多而杂，能寻觅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可口菜肴。他白天黑夜地走街串巷，吃遍了风味各异的餐馆。
　　
　　6张单程票和239个箱子
　　
　　1987年，朱亦兵以大提琴一等奖成绩从巴黎高等音乐学院毕业， 成为继马思聪、冼星海之后第3位获此学位的中国音乐家。两年之后，23岁的他进入瑞士巴塞尔交响乐团担任首席大提琴，是当时欧洲交响乐团中最年轻的首席大提琴。
　　他选择瑞士定居，“拿着欧洲交响乐团的第二高薪”，玩起了汽车。最高峰时车库里有4辆车，他最喜欢的是一辆12缸的老款敞篷捷豹，不时开着它在地中海海岸线上兜风，还在德国不限速的公路上超过时速240公里的保时捷和奥迪。
　　他的中国护照有常人的3倍厚，密密麻麻盖满了各国的签证印章。因为频繁往返各个国家，他只得一次又一次奔波于各国领事馆之间。古典音乐演出经常有演奏人员或指挥临时缺席，需要人顶替的情况，这往往能成为一些人事业再上台阶的机会。由于没有外国护照，无法随时过境，朱亦兵只得一次次拒绝。
　　2003年9月，他回国探亲，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讲学深深触动了他，他发现，大学的教学理念和年轻人的追求之间存在极大反差。
　　父亲去世前曾给他写过一封信，说可能我要离开人世了，你会继续在音乐舞台上施展自己的才华，但要记住无论走到哪里，你永远是一个中国人。
　　这会儿，朱亦兵对自己说，瑞士的生活过于安逸，“我总不能就这么再活30年等退休吧！”
　　在国外的根扎得太深：一个家庭、两个儿女、一处湖边小屋、半生的事业和朋友，所以，必须当机立断。2003年12月初决定回国，2004年2月21日踏上行程。过了21年悠闲的生活之后，他买了6张单程机票给4个人和两个大提琴，把一半的家具处理掉，其他的生活记忆放进一个40英尺长、装有239个大箱子的集装箱。7周之后，集装箱从鹿特丹运到了天津。现在除了灯和窗帘，北京家里的一切都是从瑞士带来的。
　　
　　我在培养能养活艺术家的人
　　
　　人物周刊：你对巡演的效果满意吗？
　　朱亦兵：我觉得意义非凡，并不是我想把自己说得多么重要，个人无所谓，我在跟观众的交流当中发现中国人在精神交流方面的需求太大了，真的是一种饥渴状态。问题恰恰在于连我们搞音乐的、推销梦想的人都缺乏表达能力。
　　
　　这是普及型音乐会，免费的，拖家带口就往里涌，可开演之后我只看见两个出去上厕所的。所以，说中国人素质低，可能是片面的。素质难道就是老老实实，睁大眼睛、竖起耳朵接受什么？我要跟观众沟通。我们中国人跟西方人饮食生活方式不太一样，人家吃一大菜，我们要吃一圈菜，还要转盘。所以我每首曲子就5分钟，5分钟还受不了吗？我不是骗你，这部歌剧的精华就这5分钟。
　　我是把西方欣赏方式中国化了，我们在每个盘里尝尝鲜，难说观众听下来哪天就想听听完整的呢。我在培养观众啊，我在培养将来能养活我们艺术家的人啊。
　　人物周刊：目前主要就是在普及古典乐？
　　朱亦兵：每天都在干这事。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又成了一个爱好者。别人奇怪，说你是个专业的，怎么成了个爱好者，这不是业余的意思吗？“爱好者”的拉丁文amateur，被中国人翻成“业余”的意思，但它是爱好者的意思，爱是多美好的词，比专业神圣多了。
　　人物周刊：出国那么多年，回来有不适应感吗？
　　朱亦兵：什么叫适应？人家剧场灯黑黑的你就黑黑的？不！我就叫师傅把灯打亮一点，我一定要看着大家的脸和眼睛。
　　人物周刊：那离开欧洲是因为厌倦了过于专业的演出？
　　朱亦兵：我说我前半辈子是在做我能做的，后半辈子是在做我想做的。
　　人物周刊：在西方乐团时竞争很激烈吧？
　　朱亦兵：所以要不断挑战自己啊，等别人来挑战你不就晚了吗？我缓解压力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要给自己施加更大的压力。
　　
　　把太阳画成绿的招谁惹谁了
　　
　　人物周刊：你很看重个人表达，可人总要面临妥协。
　　朱亦兵：那要妥协的东西多啦！明天天冷我多穿一点衣服，这就是一种妥协。妥协有时候也挺美好。但只要我们都多关注一下自己，这个社会就会幸福很多。我经常跟学生说，希望你们成为光明正大、抬头挺胸自私的人。
　　人物周刊：自私的人？
　　朱亦兵：当然！自私有那么难听吗？这跟社会不冲突。如果我们自己真的足够好，这个社会就需要我们，就像一个大钟表需要零件一样。不是说小零件为了大齿轮的利益就要牺牲，不必这么想，再小的零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必不可少的。
　　人物周刊：你认为艺术上的成就是不能靠勤奋得来的？
　　朱亦兵：我们中国人讲熟能生巧，我硬碰硬地说，音乐就永远不能熟，永远得是活生生的。我们演出前排练有很多东西就是有出入的。我不相信手头上的熟练。所有艺术都是传播理念和情感的方式，如果里面没有理念、没有情感，就是模式。艺术一定得是生的、鲜活的、即兴的，而不是熟练地模仿。
　　很多中国人觉得熟到一定程度他就不用动脑子了，而不动脑子，这玩意不可能是艺术，就成流水线了。
　　人物周刊：国内的人会觉得你狂妄吧？
　　朱亦兵：什么叫狂妄啊？树林里有个长得高点的，那叫狂妄吗？如果说不一样就是狂妄，那我们民族的意识落后了。我觉得每个人都挺狂妄的，每一个新生儿从娘肚子里出来都是天下最狂妄的人，饿了就哭、难受就闹、冷了就折腾。这是狂妄？那狂妄好了。你说我的狂妄损害谁了？我把太阳画成绿的，我招谁惹谁了？“狂妄”这两个字本身就很无聊，其实就是敢讲敢想啊，没有别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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