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和它的李泽厚】 李泽厚

　　据说,鲁迅曾经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描摹包括自己这代人在内的4代知识分子,可惜最后没有实现。而李泽厚曾经想写一部思想史论,记录中国近现代6代知识分子,研究这每一代人的时代使命、道德责任、现实功能和其间的传承、冲突等。在他的构想中,康有为(第一代)、鲁迅(第二代)、毛泽东(第三代),可能是最为重要的3位。我们不得而知,他把自己归为第几代,对自己这代人的时代使命、道德责任、现实功能,又如何认识和践行,因为这部思想史论最后并没有按预想的面目问世。
　　今天,李泽厚“过时”、“落伍”了没有?他一度“盛极”,如今“而衰”了?这位曾独领风骚的“青年导师”,是否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默然退场了?如果是这样,他过的是什么“时”、落的是什么“伍”?如果并不是,他又仍在言说着什么、传递着什么?
　　先来看看他的“盛”:上世纪50年代,在“美学论争”中,李泽厚尚未“而立”,已成一家之言;70、80年代,蛰伏了20年的他一气拿出《批判哲学的批判》(1979)、《中国思想史论》(近代1979、古代1985、现代1987)、《美的历程》(1981)、《华夏美学》(1988)、《美学四讲》(1989),一时洛阳纸贵,成为了一代青年的偶像。有人这样概括:在80年代,邓丽君是爱情的启蒙老师,李泽厚是思想的启蒙老师。虽然他也同时受到老年学者、青年学者的两面夹击,一责之以自由,一责之以保守。
　　彼时的“文化热”名副其实。“从北京到上海,从官方到民间,从研究生、大学生到老学者、老教授,统统出场。各种讲习班、研讨会此起彼落。九十余高龄已被人完全遗忘了的梁漱溟先生重登学术讲坛,再次宣讲他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仍然强调儒家孔孟将是整个世界文明的走向。”更热的其实是改革时局之心――然而,“热情有余,理性不足”,欲速不达。
　　断点出现在了20年前。1992年,李泽厚离开大陆,游走美国。偶然的政治局势,联手必然的经济潮流,结果到90年代,“大陆学术时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被抬上天,陈独秀、胡适、鲁迅则‘退居二线’。”李泽厚曾总结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社会有过四热:美学热、文化热、国学热、西学热。如果我们作一粗疏划分,前两热可以归属思想,关心现实;后两者大致偏重学问,旁观时局。而以他那种哲学性视角、提纲式写作,自然是将“被淡出”的思想家。更为重要的则是,无论思想、学术,大众根本已是冷眼相看的,现在,经济收入、物质生活才是主流了。文化英雄,于此绝迹。
　　身在异域,异常寂寞。不说别的,每天的饮食也让人生出思乡之情。到比较大的超级市场买菜时,李泽厚总喜欢去看看有没有“中国白菜”。在威斯康辛、密歇根、斯瓦斯莫、图宾根、科罗拉多等学校转了一圈,他最后定居于科州小镇博尔德。美国“没什么人知道我”。所以,当家乡的一位年轻人突然打来电话请求他作序时,对乡音“极感亲切”的他竟没能按惯例拒绝。
　　好在每年还是能回国一次,短则一个月,长则半年,见见朋友看看书,打听打听学界的八卦消息、自己著作的销售情况,去旧书店看看有没有被人拿出来“抛售”。幸好并没有,于是欣欣然。
　　用他的话说,在他的思考中,“尽管不一定都直接说出,但实际占据核心地位的,大概是所谓‘转换性创造’的问题。这也就是有关中国如何能走出一条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问题……”就像当年有人批评他“跑到美国去找民主”,他心下想的却是:今天我不又回来了么?而且以后我还要回来的。北京的民主、中国的民主比美国的民主,毕竟对我更为重要。
　　他和刘再复合著的《告别革命》,主张“要改良不要革命”,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四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而其前提则是“社会稳定”和“生态坏境”。他们认为只有前三者发展到一定程度,一人一票的普选、多党、议会制度才可能实行。缺乏稳固强大的中产阶级、社会贫困没有得到缓解之前,实行上述的制度非常危险。
　　今天,李泽厚的许多思想,或者已成为“常识”而为大众习焉不察;或者仍被视为“异见”而无法流行;或者引发“又是这一套”的不耐烦;或者直接被更多不关心的大众忽略。这和他说得对不对无关,也许他只是错过了这个时代的人的兴奋点,又或者,是时代辜负了他。他曾想请朋友刻一枚“上世纪中国人”的印章,“加印在书的封面上,以验明正身:这确是落后国家过时人物的作品,决非当代英豪们‘与国际接轨’的高玄妙著。”
　　但他实在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原创型思想家,既熟知西学,又与本土资源、精神有内在联系。十数本著作数十个概念,几乎可以自成系统,囊括人一生所要面对的问题:如何认识、如何审美、如何安身立命。
　　他,不再被模仿;但,仍未被超越。
　　如今,80之寿,再次回首人生,他还想对我们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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