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细良　从民主党幕僚到曾荫权顾问:大陆为何怕香港普选

　　 　　政治专业化是港人治港中必须要走的路，越来越多有政治背景的专业人士会加入这个团队，可能我是先走一步 　　 　　香港回归十年后，回归前夕曾为民主党主席李柱铭撰写口号的刘细良坐在中环特区政府总部十三楼的办公室，有了新的想法：“民主并不是万应灵丹。”
　　1985年，香港大学生刘细良第一次来内地，从成都坐车三天两夜后才能到九寨沟。路上有壮民上车，他们不会说汉话，但是却会唱汪明荃的粤语歌《万水千山总是情》。
　　现在，他能用流利的普通话接受采访。香港地铁内会听到普通话报站，普通话培训班的广告也随处可见。
　　23年前，刘细良进入香港中文大学，在学校的民主墙上看到了中央领导人给香港大学生的回信“用民主回归的方式来处理香港回归的问题”。学生会竞选时，竞选代表是以十三大为主要讨论议题。
　　一转眼，特首曾荫权顾问刘细良分析为什么陈冯富珍当选世卫总干事会对香港人影响如此巨大――“她的当选公开表达了国家对香港管理软权力的认同，香港人开始寻找自己在国家中的角色，以前国家透过香港看世界，现在香港只有在国家找到角色之后，才能在国际上找到地位。”
　　在他看来香港人和大陆之间经过了三个阶段的过程：1980年代，香港人对祖国怀有深切感情，处在理想主义时代，“大学生们很热烈地讨论国家的前途，关心体制改革的方向在哪里。”
　　随后，港人本土意识和自保心态渐增，人们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了个人财富积累上。移民潮也开始大规模出现。
　　之后就是97回归到现在，“香港人发现自己其实是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我们是能当家做主的。尽管发生了金融风暴、负资产、SARS……但是港人发现自己和内地是分不开的，开始主动去学习普通话，甚至北上利用自己的专业去求职。一直到现在对国家认同度发展到了最高的程度。”
　　伴随着这个过程，刘细良自身角色也发生了奇异的变化：研究生毕业后，他留校作助教，后经人介绍加入香港民主同盟（民主党前身），进行研究工作。
　　后来因理念上不同，回归日他辞去在民主党的工作，专职投身传媒行业。先后在《壹周刊》担任执行编辑、《茶杯杂志》担任总编辑以及TOM集团香港区总编辑，负责香港地区出版业务。
　　除了负责出版业务外，他还在香港商业电台担任主持，和陶杰、梁文道、沈旭晖主持《光明顶》，他还主持另外一个节目《打书钉》。另外，在《明报》、《苹果日报》等媒体开专栏评点香江政治风云，甚至被称作是“十点钟特首”，对香港政治人物时有独到见地。
　　一直游离于香港政府体制外的刘细良在2006年初作出了令人大为吃惊的决定：加入特首曾荫权的团队，担任中央政策组专职顾问。
　　各种评论不断。面对一些指责，刘细良说自己做的一直是“专业政治”，“也希望能够在建制内看一看，深入了解权力机构是怎么运作的”
　　一年多过去了，有人评价他是曾荫权的“政治美容师”。
　　当年为民主党领袖写讲稿，到现在为特首写演讲辞。
　　时间，或许真能改变事情，事情也在改变人。
　　
　　国家形象的转换
　　
　　人物周刊：回归十年，香港和内地的关系最大变化是什么？
　　刘细良：香港人有一种自我围城、划地为牢的意识形态。理想主义的年代，对中国前途好像很有希望；90年代以后有段时间对香港来说出现了互信的问题；另外，过去十年香港本身也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包括亚洲金融风暴，负资产，整个经济差不多停顿了，然后2003年出现了SARS，死了300多人。温家宝总理说这十年是“不平凡的路”。
　　还是因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慢慢改变了刚才说的这种关系。很多香港人北上去工作，国家的形象开始慢慢改变，不单是GDP的增长，而是整个国家的形象：软实力的出现，姚明去NBA打球、中国国家队踢进了世界杯的决赛啊。
　　
　　还有就是中国很多大城市都出现了新的城市文化，中产阶级文化。深圳的罗湖城、少年宫、书城也好，已经成为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在香港，不论是麦当劳还是地铁站，都能用普通话跟你说话。当然在这些事情中，我想最重要的影响还是陈冯富珍出任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
　　人物周刊：为什么会是陈冯富珍的当选，而不是其他的事情？
　　刘细良：香港人开始明白，我们的专业人士也可以代表国家去参与国际事务，这是一个很大的思想上的改变。
　　事实上有一条线我们从来没有去强调，比如说孙中山的革命，事实上也是在香港受影响的，那时候香港比较西化，外国人教他一些新的政治思想。除了辛亥革命，还有省港大罢工等等，香港跟国家的关系，从来不只是在金钱的、经济的层面。
　　1949年以后，中央政府的长期打算，也是看见香港在这一部分的角色，不急于收回香港，要运用这个角色。
　　90年代初有的中产阶级觉得很失望，有的移民去加拿大、澳洲、新加坡，然后留下来的就不讲话，就挣钱。对中国事务没有什么参与，就去当一个专业人士或者做生意挣钱。
　　陈冯富珍的当选有一个很正面的作用，就是让香港人明白你参与国家事务，不一定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争取民主啊），也可以通过正面的，作为一个专业人士代表国家去参与国际事务。这个我觉得是十年来一个有代表性的事情。
　　十年之后香港人对中央政府的支持度是回归以后最高的。这是一个渐进的改革，十年期间当然有争闹，双方都有不满意的时候，但整体方向是往前的。最近的特首选举，最后的投票结果跟民调结果一样，事实上中央支持的，也是香港人支持的。
　　
　　两任特首 几多不同
　　
　　人物周刊：10年来香港经历了两届特首，他们面临的环境有什么不同？
　　刘细良：董建华是处于一个很艰难的环境，就是金融风暴以后，要加税，还有中产阶级负资产的问题；然后就是社会改革已经开始了，又要控制开支，公共财政的问题……变成很多矛盾在一起。
　　我想他不是不知道这些矛盾的问题而是他的管制风格就是这样。他觉得是从长远来讲对香港人有意义才会做，希望长远以后有一天香港人会明白。
　　曾的风格有分别，他比较先去了解市民怎么看这个问题，然后他把民意当做决策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来考虑，如果他跟民众意见有明显的分歧，他会去说服民众接受，要是说服不了，他会觉得可能还没有时机去实施，也会接受。
　　比如消费税，他也觉得这个长远对香港好，就推出来咨询市民的意见，可是做了半年，评估起来民众不大接受，有明显的抗拒，所以他停止推介这个消费税，公开说会考虑其他的方法。
　　人物周刊：你是说曾特首比较多考虑到民意？
　　刘细良：无论你的决策多好，市民不接受的话，都是沟通出现了失败或者不当，这对政府伤害是很大的。下一次提出新的政策，可能会更难。政治跟生意不一样，我以前写过，做生意九败一胜也可以，政治上不是这样，它是一个累积的过程，第一次失败的话，第二次民众可能会从坏的方向去考虑。
　　人物周刊：是不是和董建华来自商人阶层有关系？
　　刘细良：很多商界人士参与政治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不只香港，美国也是，以前的财长鲁宾，也是面对同样问题。
　　很简单，就像说去收购公司，如果股价下跌了董事会炒我，证明反对派是对的。但政治不是这样，你必须说服整个团队，要去外面去跟市民沟通，说服他们接受，然后你下一次群众对你声音高的时候你推出一些比较长远的、牺牲短期利益的政策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所以我说政治有自己的一套运作逻辑，跟商业是不一样的。
　　
　　香港并未边缘化
　　
　　人物周刊：你从一个反对派完全投身到权力的中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
　　刘细良：在政治上有不同成熟的过程。在年轻的时候我想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是最重要的，不会从结果去考虑，就像年轻人拍拖一样，结不结婚是不考虑的，只考虑这个拍拖的过程好不好玩，开不开心。
　　像布莱尔，牛津读书的时候还是一个摇滚青年，后来工作以后参加了工党，当律师，还革了工党的命，他采取的方法有分别的。
　　人物周刊：对一个从体制外对抗走到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来讲，你最大感受是什么？
　　刘细良：我对自己有个要求就是要做专业的政治工作。事实上这在中国的文化里是不大存在的。在传统中国文化里，不重视专业的政治工作者，而是推崇一些业余的，像王安石、司马光、苏轼，只要文章好，当官好不好不重要。
　　事实上香港需要专业的政治从业者，而不是纯道德上从政的人，这个是我参与政治以来反省的一个过程。
　　一个人要纯粹为了满足他自我的形象，在立法会里面肯定不会妥协，这怎么来跟人家谈判？2005年政改机会来的时候，当时曾荫权提出了一种北京可以接受，也是往前发展的选举方案，民主派完全为了道德形象而否决了。这其实是一种对抗的态度。
　　现在香港跟中央是一种正常化的关系，需要的是很专业地去处理这个关系。所以我说一种专业政治工作者阶层应该在香港出现。
　　从国家和香港的未来来讲，不是一个你死我活的政治，也不是一个以道德斗争为主的政治，我想香港有这样的环境，可以发展出一种港人治港的新风格出来，一种有包容性、有务实作风的政治。
　　人物周刊：对于香港来说政治专业化会带来什么？现状又是怎样？
　　刘细良：香港有很多议员是业余的，他可能是建筑师，或者是酒楼老板，他们有时间才去立法会开会，所以专业化不够，就好比中国文人从政，有机会做官就“出世”，做不好就归隐山林写诗作画。他永远留一个后门。在道德上否定、批判政敌，最后有一种道德胜利法，一早就准备好一种退路。
　　所以政治专业化是港人治港中必须要走的路，越来越多有政治背景的专业人士会加入这个团队，可能我是先走一步。这个也是港人治港必经之路。
　　人物周刊：港英政府留下的非常强大的公务员队伍，是否压制了政党发展？
　　刘细良：殖民地管制的后果，是一个低度发展的政治体制，包括政党构建、政党的伦理、市民的投票行为、媒体的成熟与专业水平等等，97年以前都是压抑的。
　　97年之后一放，形成了议会政党，只是一个议会的政党，不是一个有全面政党功能的团体。没有英国那样的几代人形成的明显的党纲、意识形态、理想的社会蓝图。香港的不同政党在这一方面是比较模糊的。
　　人物周刊：也就是说香港经济发达，但是其实97以前的政治与经济并不匹配？
　　刘细良：有客观条件的一面，也有其主观条件的一面。主观就是香港是一个以行政管理为主的体制，变成了政治的核心就在行政，香港的政务官系统是一个发展得很成熟的制度系统。
　　日本的自民党主要来自官厅，他们有很成熟的官僚系统，新加坡也是，亚洲的执政党都是这样。有两个好处，第一是稳定的政治力量，第二他们不会从事激进的政治改革。不好是很难做很大的改变，他们比较重视执行层面的东西，视野不够广。
　　97对香港来讲是一个再政治化的过程。官僚系统需要向外开放。所以曾荫权事实上是继承了董建华这一方面的认识：从外界吸引一些优秀的人才，混合成为一个管制的团队。
　　人物周刊：相比以前，香港对内地的影响似乎正在减少，现在内地可以绕过香港去了解世界，香港今后对内地的影响会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刘细良：香港的影响力是在软权力，比如大陆和韩国很多出名的导演和演员，也都是看港产片、看无线台电视剧出身的。这也是我们对自己有信心的根据――我们的专业人员的水平。
　　面对SARS，很多台湾的医务人员跑掉，但是我们明知危险也要照顾病人。所以SARS对香港也不全是坏的影响，它使得人们看得见香港的素质在哪里。
　　为什么中央支持香港的前卫生署长去选WHO非常重要？它是公开表达了对香港这个城市管理软权力的认同。现在很多专业人士，很多的会计师、律师在中国大陆工作，将来医生也可以在中国大陆工作，虽然香港整体的影响力下降，但是在专业事务上会改变很多东西。
　　很多人担心香港边缘化，我说你不用去考虑这个问题。现在应该考虑的是香港在整个国家里扮演什么角色――香港在国家找到角色，就在国际上找到角色。
　　以前香港是东西方的窗口，当中国的经济体制、银行体制没有改革的时候，港商投资就很重要。香港帮助大陆参与全球贸易。现在中国通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慢慢和国际接轨，已经成为全球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经济体系，这个中介人就不那么重要了，但是这个中介人融入到整个国家里面，就是你先要在内地找到一个位置，才可以在国际上有一个地位。
　　中国的经济量那么大，可以有几个经济中心的。你看北美有纽约也有芝加哥。我想上海所得的未必是香港所失的，包括现在天津所得的也未必是上海所失的。
　　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这是一个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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