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和一本杂志】一本杂志是双月刊

　　 　　任溶溶／口述　墨未白／采访 　　汤永宽(1925―2007)著名翻译家。曾任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外国文艺》杂志主编，翻译了《城堡》、《情歌?荒原?四重奏》、《永别了，武器》、《游思集》等十几部文学名著。
　　
　　我第一次见到汤永宽先生，是在“文革”期间的干校，大约1967、1968年的时候。当时他在新文艺出版社，应该是社里一个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时有个说法，说新文艺出版社的运动，弄得像《早春二月》里的芙蓉镇，冷冷清清。作为负责人，运动搞得不起劲，对“走资派”打击不狠，恐怕也就得负点责。因为这个事情，他在一个几百人的大会上受到批评，台上点他的名，他就低着头，站起来。那次会后新文艺出版社的人就都进了干校。
　　在干校，每个出版社都有自己的连队，不搭界的，新文艺出版社有他们的连队，我们少儿社有我们的连队。后来大概是因为周总理希望翻译世界各国历史，就把那些搞翻译工作的人集中起来，翻译各国的历史。于是就成立了翻译连，把所有新闻出版系统里面从事翻译工作的、编辑译文的、跟外文有关的人集中起来成立一个连，里面既有报社的人，也有各个出版社的人，几个人负责一本书。汤永宽也是到这个连，但他搞英文，我搞俄文，彼此并没有合作过，更谈不上有交往。
　　但汤永宽是非常会说话的人，而且他有话就说，没什么顾虑，时有惊人之论。尽管他当时受到批评，工宣队对他还是比较客气的，觉得他的有些话比较特别，就让大家讨论。由此我就知道汤永宽这个人思想是比较开放的，讲话也很风趣，不是那种学究式的，而是像在跟你开玩笑，同时那些言论又很有些思想性。就有了这样的印象。
　　后来这个翻译连就回到上海了，成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译室。1978年元月吧，我们这个编译室，也就是原先那个连队，就组建成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其中有些进干校前本来有单位的人回到了原单位，我是应该回少儿社的。但出版社成立后，要创办《外国文艺》这本杂志，需要人手，我还闲着，就把我安排进去了，成了第一个进入编辑室的。汤永宽肯定是办这份杂志的很重要的倡议人。我在少儿社也长期负责翻译工作，知道出这本杂志对使大众开阔眼界，了解当代文学的各种风格和流派大有好处，因此我是很赞成的。
　　当时杂志很缺人，忙着招兵买马，后来渐渐调进人来，尽管编辑室人还是不多，只有六七个人在一个小办公室里，但各语种都有专家，汤永宽本人，从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是英美文学的专家。他是主持工作的，有抛头露面的时候都是他去。名义上是副总编辑，其实和总编辑没什么两样，大家有事情都找他。搞俄文的，是现在很有名的戴骢，还有搞法文的搞德文的，就是没有搞日文的，刚好“文革”中我学了日文和意大利文，这类稿子就由我来负责统筹，找人翻译。
　　《外国文艺》的办刊宗旨很明确，就是介绍现当代重要的外国作家和作品，包括许多本来早该介绍而没能介绍的。但办刊初期很艰难，各个大学都没有外文材料。我们找材料都是要靠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汤永宽和我，频繁到北京出差，去向一些名家约稿。他熟悉很多搞英美文学的人，主要去找那些专家一起商量。我们跟翻译家梅绍武关系特别好，他在北京图书馆工作，我们常常去求他帮忙。梅先生是京剧世家，我是京剧迷，结果我和梅先生谈京剧比谈外国文学还多。
　　《外国文艺》的第一期，就介绍了让人耳目一新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是汤永宽和复旦大学的一些老师共同组织的。我则编发了侍珩翻译的川端康成作品《伊豆歌女》。这两篇作品的影响都是蛮大的。“文革”之前，这些作家的作品也有内部发行的书，但一般人是看不到的，《外国文艺》公开一登，读到的人就多了。
　　为了选好作者、篇目，我们多方求教，询问专家，看了很多材料，翻阅外国杂志、外国词典、百科全书，看看哪些作家已经非常有名了。每年获诺贝尔奖的作家，我们都会马上介绍。因为我们是“文艺”，不光是文学，美术也非常注意，电影、音乐也是。也没什么别的想法，就是帮助文艺工作者多知道点、自己也想知道，一个作家、一个流派到底怎么回事啊。
　　其中有一些让人很吃惊的作品，像卡夫卡，一开头觉得看不大懂，现在觉得好就好在一开始看不懂，看不懂再领会一下觉得非常好，等到看完以后，哎呀，觉得太有道理了，太好了。所以就知道，现代派作家里有不得了的好东西。卡夫卡的代表作《城堡》刚好是汤永宽先生翻译的，而我是这本书的校订。书稿是现成的，“文革”前就译好了，汤先生跟徐汝椿、陈良廷一起译的，后来就放在我们的“外国文艺丛书”里。
　　当时另一本很好的文学杂志《世界文学》，相比之下用稿可能更严格更正统一些；在《外国文艺》，有些作家还没吃准，我们也就先引介了。之前，介绍外国文学是很严格的，最好原作者是共产党员，或是跟中国关系很好的进步作家，有很多要求。这些我们都突破了。我们觉得，瑞典文学、丹麦文学、希腊文学，总之，每个国家都有好的作品需要介绍。那时当编辑不像现在，现在还要卖得掉，我们做编辑，只要内容好就行，至于销路，我们是不用管的。
　　我和汤永宽是同一年退休的，退休以后就没什么往来了。我后来还为译文出版社编《外国故事》杂志。汤先生退休之后就主要搞翻译了，有不少外国文学译著。我对他的翻译不太了解，但他开创、主持《外国文艺》这本杂志，是做了很好的事情，这个我是可以肯定的。
　　
　　(感谢任溶溶先生、戴骢先生、云也退先生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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