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见”的危机管理】危机管理的原则不包括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高级导师 　　 　　我常常向外国朋友说，“Crisis”这个词，中文叫作“危机”，由“危”与“机”――“Danger” and “Opportunity”两个词组成，我认为这是中国人的重要智慧之一
　　
　　5月的一期《经济学人》杂志，以英国首相布朗万箭穿心、前首相布莱尔在一旁冷笑的画面作为封面。可见这位首相处境之艰难、泥足之深陷。事实上近月英国媒体几乎铺天盖地责难布朗，甚至开始讨论他的继任人选(如现任外交大臣、司法大臣等人)以至工党的前途。甚至原本亲工党的媒体《卫报》和《观察家报》也纷纷阵前倒戈，出现要求这位英伦阁揆退位让贤的声音。
　　7月，苏格兰格拉斯哥补选，工党候选人败在公开主张苏格兰独立的苏格兰国民党候选人手下，连工党的传统票仓都失守，震惊朝野，令人担心苏格兰国民党很可能在下次大选取得多数议席正式在苏格兰执政，进而推动苏格兰的独立公投。布朗的执政甚至可能危及联合王国的版图，成为民族罪人。
　　但政治上，一天已经是太长。
　　10月12日，布朗推出英国工党政府注资银行的救市方案(凑巧的是，其中一间获得注资和拯救的便是苏格兰皇家银行)，欧洲国家旋即争相效仿，甚至新鲜出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学者克鲁格曼、对冲基金教父级人物索罗斯等，也放下民族门户之见，褒英贬美。结果美国财长保尔森只得妥协，推出类似方案救市。
　　一位原本四面楚歌甚至穷途末路的首相，一夜间，因着一场势将令西方资本主义没顶的金融海啸，反而成了众口称誉、拯救西方资本主义的白武士。
　　“危”与“机”，本来就是一体的两面。
　　太平盛世，大家只需要一个操守端正、把事物按常规打理得井井有条的大管家便可以，需要的是“管理”(management)、“行政”(administration)而非“领导”(leadership)。相反，在重大危机中，没有常规可言，人心浮动，便需要有魅力、有见识、有愿景，能够凝聚人心，带领大家走出困境的领袖。
　　
　　香港的行政长官曾荫权，就是因为在1998年金融风暴中，以政府资金投入股市，击退对冲基金大鳄，成功捍卫联系汇率和香港整个金融制度而声名鹊起、取信于民。
　　危机管理当中蕴含大量领袖学问。
　　过去几个礼拜，当金融海啸在欧美刮起滔天巨浪期间，香港市民每天起床，扭开电视机看早晨新闻，都会见到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以及金融管理局行政总裁任志刚，一早召开记者发布会，为大家交待最新的金融形势，尤其是当前一晚欧美股市狂泻时，两人便会派派“定心丸”，说说“香港金融体制基调良好”之类的话，安抚大家不用过于忧心，日复一日如是。有人说此举渐渐了无新意，质疑是否有必要天天重复。
　　这令我想起一个故事。
　　2001年爆发“9•11”恐怖袭击当日，当时的纽约市长、后被誉为“9•11英雄”的朱利安尼，最早想到的，便是尽快召集媒体，向民众传达讯息。他甚至等不及找到正式的记者会地点，而在街上边走边嘱托记者们转告同行：“叫他们跟过来，我们边走边谈。”如此狼狈，也要实时召开边走边谈的“记者会”。其实当时他仍搞不清楚整个形势，所以也不是有什么重要消息可以公布，只是要传达一个主要讯息――“市长依然健在并正展开对策”。
　　重大危难期间，人心虚怯之际，让公众觉得“领袖仍在领导”(leadership is still at work)，是凝聚人心的重要法门，所以“领导必须被看到”(leadership must be visible)。纵使这只有“心理”而无“实质”的帮助，但让恐慌不至于如瘟疫般扩散，本身已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因此香港民众应该体谅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以及金融管理局行政总裁任志刚每天早晨都露一露面解说金融形势的苦心。
　　我看过一本书，其中记述了那个有人形容为“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生还奇迹――船长Ernest Shackleton和他的27位“坚忍号”船员的生还故事。1915年，他们的船远征南极时被冰块所困，最后被迫弃船。在叫天不应、叫地不闻的情况下，Shackleton领导他们经历了18个月的漂流，船员始终没有放弃求生信念，结果完全凭着自己的努力，奇迹般逃出生天，全体获救。这个故事，已经成了领袖学的经典案例。
　　其中一幕是这样的：他们划着三艘救生艇，在饥寒交迫、风雨交加的情况下，要渡过一段波涛汹涌、满布杀人鲸的冰海。在这种恶劣情况下，Shackleton坚决要在艇上站起身指挥，让所有(包括其余两艘艇)的人都看到他在领导，维持信心和士气，哪怕这样会将自己暴露在凛冽寒风以及颠簸波涛之中。
　　四川大地震中，总理温家宝地震后仅一个多小时即坐上飞往灾区的专机，晚上甫一抵达灾区，就深入救灾第一线，现身指挥救灾，也是同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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