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文的冷与热|朱天文

　　永远的天文小姐 　　 　　今年盛夏,朱天文在上海的第一次亮相,是在芷江梦工厂四楼的小场地里。黑色主调的狭小空间里,黑压压塞满了人。直到朱天文现身,人群轰然中分。当晚活动主持人读书敏求在日记中描述:“天文小姐准时出现,拥挤的人群瞬时闪出一条走道,那时我恍惚觉得好似观世音现世,海涛自然分道。”
　　而在朱天文眼中,比起在台湾的待遇,这样的场面实在是奇怪而陌生,就像迎接一位摇滚巨星的聚会。
　　主办方上海译文出版社原本邀请孙甘露与朱天文进行对谈,定题为“电影•文学•城市”,却因为朱天文一句略带紧张而柔糯的“我不知道要讲什么”,直接进入读者提问环节。
　　每当有人拿到话筒发问,朱天文便迅速站起身来回应。灰白间隔条纹高跟鞋,及膝黑色褶裙上套一件白领黑衫,前额刘海保持着多年前的样式,发尾蓬而卷,斜斜搭在右肩上―50几岁了,仍是大家心目中的天文小姐。尽管很多问题已在不同场合答过多遍,她仍不厌其烦地解释。一边向台下的老读者致歉,一边俏皮地歪歪头望向提问者:“这样子回答可以吗?”
　　第二次亮相,是在人头攒动、喧哗热闹的上海展览中心中央大厅。朱天文像个首次登台发言的中学女生,局促地握着话筒,眼神不时飞到天花板上去,间或又抬起右手搭在耳边,仍然穿一身素净黑衣。这一次,梁文道口中如庙会一般的上海书展,“没有办法谈文学”。
　　她只好盯着作为“读者代表”的毛尖,好使演讲顺利进行下去。毛尖就像她屡次讲述的故事中,那面柏修斯斩首美杜莎时借力的反光盾牌,令朱天文得以低眉,躲开台下黑压压粉丝热恋般焦灼急切的目光。
　　她又自比为赛道上绕圈的溜冰选手,只有盯着场下的某一双眼睛,哪怕只有这一双眼睛,才能坚持到比赛胜利。但―台下众多读者粉丝,套用朱天文的语气―竟然是洪水猛兽,是令人如此生畏的美杜莎吗?
　　演讲结束后,等待签名的队伍蜿蜒向上,延伸到展览中心二楼过道。此前一晚在同乐坊,朱天文也足足签了两个小时。主持人读书敏求后来在日记里写道:“这是我所见过的最文雅安静的读者队伍。所有人没有焦躁气急。因为我们在意这位艺术家,所以不容自己失礼。”
　　
　　古典浪漫主义
　　
　　20年前,朱天文首次来上海,为电影《戏梦人生》看景,在上海待了5天,又去北京待了5天。20年后,她坐在出租车上看着熟悉的路名――它们也许曾频繁出现于张爱玲的著作中,却没有时间下车走走、看看。陆灏、小宝等人请她吃了顿饭,据说那家馆子的特色是不放味精。说到这里,朱天文的眼睛亮晶晶的。袁琼琼曾形容朱天文“童女似的澄净的脸,看人时那种眼睁睁的、直截的看法”,顿时就在记者眼前了。
　　大学毕业时,朱天文在自传性散文《牧羊桥,再见》中写道:“我但愿永远在白衣黑裙的时代,为她的一颦一笑惊心动魄,日子是痛楚而又喜悦的,人仿佛整个饱满透明了,牵动一下,就要碎得满地。”
　　那时的朱天文,正与妹妹朱天心等一干朋友,操持《三三集刊》。在与今年同样的炎夏里,这群有着“年轻而明亮的糊涂”的青年人,打散到几所校园里摆摊卖书,成绩惨淡。“本来卖书一事算得几何,若真的当它是件严肃的工作,也未免气魄小了,好在我们做来都把它超越了事务性,只见人气人意的悠游,便可保证三三的事业的确越做越大的,我看了着实心底喜欢。”
　　四年后,老师胡兰成逝世,《三三集刊》停办。已被“点睛”的朱氏姐妹,开始“依据个人的兴趣去画自己的龙”,“各自去跑自己的野马”。
　　在被妹夫唐诺称为“业余”的写作生涯里,朱天文创造了3本短篇小说集《传说》、《炎夏之都》、《世纪末的华丽》,3本散文集《淡江记》、《黄金盟誓之书》、《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以及1本十万言长篇《荒人手记》。
　　8月16日,梁文道在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节目里为观众朗读《荒人手记》。才从上海与朱天文道别,两人约定台北再见。“你会发现她有一种很浪漫的、几乎可以说是革命浪漫主义的爱国情怀,但是另一方面,又有一些温情脉脉的一种儿女情长的东西在里面,变成一种古典的浪漫主义,非常奇怪。”梁文道介绍说。
　　三十多年时光渐渐将白衣黑裙的浪漫少女铸造为“巫”,处在非社会化的左边,尝试跟右边的主流对话。“巫”从不使用电脑,自诩为“山顶洞人”。近年来,她保持每天八九点钟起床,冲杯咖啡,喂了猫,便早早地坐到书桌前,进行写作或者阅读。这样的作坊式写作,是朱天文50岁以后才培养的写作纪律。因一写七年的《巫言》迟迟收不了尾,第八年才下定决心训练出来。
　　
　　写作才是安身立命之道
　　
　　曾经“业余”的朱天文,不仅办过杂志,办过书坊,更是侯孝贤导演的“御用编剧”。从1983年《小毕的故事》开始,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朱天文平均每年为侯孝贤贡献一部电影剧本。
　　《风柜来的人》、《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恋恋风尘》、《悲情城市》……这一串璀璨的台湾新电影代表作,剧本无不是出自朱天文的手笔。而要追溯她作为一名编剧的角色,朱天文轻描淡写道:“我所能贡献的,不是作为一个编剧,我是作为一个他的敌手,跟他练习打球的吧。”
　　因与侯孝贤同在一个频率,朱天文与侯导维持了多年的合作与友谊。朱天文也常常丢书给侯导看,《海上花》一片便是受此激发。即便剧本曾被侯导改得面目全非,朱天文也不介意。编剧之于她,不过是谋生手段,用来养活自己写小说。写作才是她安身立命之道。
　　“你每天到书桌前,蹭一点蹭一点,没蹭出什么来,但人基本在打坐状态。写小说是不跟人沟通的,起码我是。你就是(处在)一个发现、摸索跟开发的状态。有一点点成绩,打坐打到了吧,就够你一天的时间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看报纸都在骂人嘛,哪里啊太离谱了,这个事情怎么会这样子?但你一天的份做够,可以支撑你去在这种乱糟糟的,在这些大风大浪里有一个定风珠。很安定,你安身立命的就是这个书桌。”
　　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罗颖杰,也是朱天文粉丝中的一员,在活动过程中,足足陪同朱天文两天,却眼见得她持续忙碌着,连找她签名都不好意思。“朱天文说,阅读让人轻盈,点中了现当下很多压力巨大的年轻人的死穴。因为朱天文能通过写作过非常简单的生活。”
　　8月13日傍晚,同乐坊活动开场前,朱天文与上海译文一行人在附近吃晚饭。因空调冷气不足,人人吃得汗流浃背。“倒是天文小姐最安然,不疾不徐,气格啊。”主持人读书敏求感慨道。工作人员打算点一些鲜榨果汁,朱天文却执意要将路上带着的瓶装饮料喝完,说不要浪费。
　　8月16日中午,上海媒体的专访终于结束。朱天文灌下小半瓶矿泉水,回房换了一身“短打”。烈日之下,她半小时后便要赶往机场。在北京,《新京报》、《北京青年报》、《经济观察报》、《环球时报》等媒体记者正排队等待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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