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儒学不是我的信仰]体知儒学杜维明

　　“这之后我决定只做一件事。既然决定办高研院,就回国去一门心思把它办好。”杜维明风尘仆仆,阔别大陆数十年,如今以七十高龄,回国主持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希望为中国开辟新的人文领土。
　　
　　杜维明
　　著名儒学思想家。1940年生于云南昆明,9岁举家赴台,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后在哈佛大学获硕士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曾任哈佛东亚系主任,1996年至2008年,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2010年,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这是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楼,杜维明在此工作了12年。
　　杜维明数不清32年来他来过大陆多少次了。
　　“1978年,是我9岁离开大陆后第一次回来。当时我参加的是美国科学院组织的一个海洋代表团,他们希望有个对中国文化比较了解的人随团去,我就自告奋勇来了。”坐在飞机上,杜维明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主动要求身旁的美国同事跟他换位置,“靠窗的给我坐吧,让我好好看看神州大地!”
　　今年4月,哈佛的同事为杜维明开生日会兼告别会。70岁的杜维明即将从哈佛退休,远赴北京任新成立的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老友王德威打趣地告诫杜先生:“小心被harmonized(和谐)!”
　　老友们普遍对杜维明的赴任表示担忧。留在哈佛,继续教课、写书,这条路平顺笔直,杜维明也已一路欣然走过。而离开会碰见太多的未知数。“已经七十了,这不是和自己过不去?”
　　“如果您受不了北京的沙尘暴,新英格兰的暴风雪,那么伯克利的大门永远为您敞开。”杜维明曾经的学生,现任伯克利东亚所所长的叶文心写信来说。
　　五六年前,杜维明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的后期,逐渐有了和北大创造一份“共业”的念头。由美国铝业大王马丁•霍尔捐赠的哈佛燕京学社成立80多年以来,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杜维明在想,能不能再建一个类似的跨文化交流中心?
　　2008年,杜维明申请的高等人文研究院本来已亟待成立,具体的办学方式杜维明“还在摸索”,哈佛方面希望他能留任,提出和北大“一半一半”――让杜维明半年在北大、半年回哈佛。杜维明也有点犹豫,毕竟他的家人朋友都在这里。年底,他突然查出了肿瘤。医生认为是很严重的癌,大家的预期都很坏。然后开刀,很大的手术,化验结果是良性。杜维明深深觉得,这条命是捡回来的。
　　“这之后我决定只做一件事。既然决定办高研院,就回国去一门心思把它办好。”
　　在今年香港书展位于会展中心面海的会议室里,杜维明坐在记者面前,语气沉着稳健。70岁的杜维明风尘仆仆,比想象中年轻,且仍然高大、挺拔。9月28日是孔子的诞辰,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选择在这一天正式挂牌成立。
　　这一次,杜维明知道他会在大陆呆很久。
　　
　　对话杜维明
　　办高等研究院,是为了保持人文传统
　　
　　高等研究院的四大目标
　　
　　南都周刊:是什么让您想创造一份“共业”,让哈佛和北大密切合作?
　　杜维明:中美两国现在的交流不少,但主要还是在商业、军事领域,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对话很欠缺。严格来说,哈佛至今都很封闭。它对印度的研究、对伊斯兰的研究多少年来几乎没有,都是这几年刚刚开始。而哈佛对中国的理解也很狭窄,很长时间里它都只能在香港获得所谓的“难民经验”,剩下来的就是大陆官方的声音,完全缺乏个体的、普遍的了解。这样的情况1978年之后开始慢慢改变,但是真的很慢。
　　北大呢?我觉得北大应该有创意。清华率先重建了国学研究院,北大给人的感觉是一直扎实地做基本工作。几年前我和北大校长许智宏先生聊,他搞生化研究的,吴志攀副校长也在,他是法学出身,他们都认同人文学科的重要性,说这是北大的传统不能丢,问我能不能多来上上课。我就提出了办高等人文研究院的想法,希望能在人文这一块开拓出新的领域。
　　南都周刊:高等研究院和一般的研究机构有什么不同,它的主要特征和理念是什么?
　　杜维明:高等研究院这个模式最初发源于19世纪的德国,20世纪在美国盛行。最有名的就是普林斯顿的Advanced Institue,其中最有名的是它的物理,爱因斯坦他们都是那里的。它目的不在教书,提倡做高端学术研究,直接说来就是不断开拓新的学术领域。
　　南都周刊:能否具体讲一下您打算开拓怎样的新领域?
　　杜维明:我现在有四个议题。第一是“文化中国”,包括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各个海外华人社群,主要是想探索“文化认同”这个理念。
　　另一个重要议题是“文明对话”。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以往就是东西方之间,中国和北美,中国和西欧,当然这一块会继续对话下去,以前我们总习惯拿自家文化的短处和西方文明的精华去比,这不公平。现在我希望看到――西方经过启蒙发展出来的核心价值和中国传统儒家核心价值,能不能进行平等对话?除了东西方之间,我还希望能开展中国和拉美、中国和伊斯兰的对话。在哈佛的时候,我们曾经举办过一次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对话,从哲学角度讨论知识社会和精神性的感知。中印自上世纪60年代边界冲突以来,还没有过真正的文化交流,现在这个对话将会继续下去。
　　第三个议题是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对西方启蒙运动进行反思。最后一个是21世纪儒家、儒学的创新。
　　南都周刊:儒学将是高等人文研究院研究的基础吗?还是说只是其中一个话题或者方向?
　　杜维明:不是。儒学不是一个基础,儒学只是在面对问题时的一个选择。
　　南都周刊:高等研究院的模式似乎正在国内兴起。
　　杜维明:五年前我刚提出要办高等人文研究院时,大陆还没有一个大学有自己的高研院。如今几年时间过去,已有一批高研院飞快地成立了。今年年后我开始频繁地来北大,就这六个月的时间,北大就成立了好几所。其中最大的要数汉学基地,北大拿出几千万做的一个汉学研究中心,由袁行霈先生牵头,希望能把国外资深的汉学家请过来,更要让北大培养出自己的年轻汉学家。还有汤一介先生任院长的儒学研究院,以及宗教文化研究院等等。
　　之前北大也有各种“中心”超过两百个。有人开玩笑说,北大一个教授就是一个中心。但那些基本是虚体,不给你经费,也没有房子,你要成立就成立,成立了就自生自灭吧。现在高研院不一样。我们有目标,有北大给拨的经费,虽然不是很多,但是有些弹性的。
　　南都周刊:除了北大拨款,高研院的经费您考虑接收个人捐赠吗?
　　杜维明:当然(笑)。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到处在化缘,这是之前我在哈佛从来没做过的事,是个大挑战。
　　南都周刊:之前您所在的燕京学社,除了霍尔先生捐赠的初始基金,它每年的经费是怎么运作的?
　　杜维明:我在燕京完全没有筹款的经验,也没有筹款的必要。燕京的经费是靠投资,我们把资金摆到哈佛,让哈佛来帮我们投资,但这笔投资是我们的,完全独立于哈佛。我们有一个燕京学社九人董事会,其中三个人代表哈佛校方,三个代表以前的燕京大学,三个是我们的公共知识分子。哈佛燕京学社本身的基金已经超过一亿两千万美元,每年拨给你用4%,就是500万到600万美金,足够用。
　　南都周刊:这样的模式在大陆有吗?
　　杜维明:完全没有。
　　
　　如果对大陆无知,那我就在边缘
　　
　　南都周刊:说说您1978年第一次来大陆的经历吧,那一次大陆给您什么印象?
　　杜维明:我记得那是九月,正赶上中秋,我们还去了钱塘江观潮,太壮观了。那次来我非常激动,大家从广州上船,我高兴得喝了很多茅台。结果一出港我就晕得一塌糊涂,一生没那么痛苦过啊(笑)。
　　在北京我碰到了余英时,他是我博士论文的三个审核人之一,另外两位是史华慈和杨联?。我和余先生是一种师友之间的关系,能在北京碰面,特别高兴。他和张光直一起来的,属于另一个代表团,那时候刚开放嘛,大家都急着来大陆看看。我跟他们一起去了北大、北京图书馆,看了刚出土的马王堆,一路上非常愉快。那是余英时(1949年后)第一次来大陆,也是最后一次。
　　南都周刊:您说您那趟来之前曾经想过――如果大陆真的是无知的,那么不管您做什么研究,在香港、台湾、美国或欧洲,您都觉得您是孤独的。
　　杜维明:是边缘的。当时北京历史学会刚刚成立,第一次开会,我作了个报告,讲《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我还提到了马克斯•韦伯。我说,我们不但要知道那个马克思,还要知道这个马克斯。在北师大的礼堂,台下坐满了人。历史学家何兹全老先生告诉我,还有一千多号人呢,在外面用扩音喇叭听。
　　后来我在北师大做了一年访问学习,他们的历史系非常强,白寿彝啊,刘家和啊,很多1949年以前的老教授。1949年后是没有教授的,四十岁和我差不多年纪的都是讲师,一个月拿36块钱工资。我那时候在伯克利已经评上教授,年薪4万美金,虽然在美国也不算多。
　　我听了赵光贤先生一学期的课,就讲《尚书》,他是清朝乾嘉学派的,考据为主,也有很深刻的人文关怀。赵先生很想见梁漱溟一面,得知我和梁漱溟有过往来后很高兴,后来安排大家见了。我们还一起去了山东大学,他们有份很重要的刊物叫《文史哲》。《文史哲》的人看到我们就说,哎呀,北师大的,这次敢欢迎你们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文革”时北师大历史系的造反派跑到山东把孔子的墓都砸了。
　　南都周刊:上世纪80年代海外以成中英、刘述先和您为代表的新儒家已经发展到了第三期,当时国内对儒学的研究情况如何?
　　杜维明:1985年有个基金资助我到北大来作一年研究,北大找我上课,说你能不能讲一下海外研究中国的情况。我说这个我不讲,要讲我就讲儒家哲学。他们很惊讶地问我:儒家还有哲学吗?后来有人告诉我,在你之前也有一个人讲过儒家哲学:梁漱溟,1923年讲的。
　　从1923年到1985年,没有人讲过儒家哲学。讲到儒家如果不是批林批孔,最多也就是历史文献。大家对儒家的态度是痛恨、申诉,可能有很小很小一部分人有一点好奇。但你说想要同情的了解,没有。
　　南都周刊:您在哈佛The Sanders礼堂讲儒学曾引起轰动,一堂课有六七百人来听。在1985年的北大讲儒学的反响呢?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对儒学的态度有什么不同?
　　杜维明:对儒学的疑惑是普遍的,谁让黑格尔说《论语》就是一片道德说教嘛,至于孔子,是“一根哲学的神经都没有”。但中国学生还有个问题,因为熟――即使他是反孔的,熟了以后多半掉以轻心,《论语》么老早就会背了,孟子是唯心主义,朱熹是客观唯心论,王阳明是主观唯心论,这么简单地一标签,就很容易把这些当糟粕。西方人对这些一无所知,反而好奇,反而恭敬,得以“同情地了解”。
　　我在大陆讲完去香港见了几位老师,我告诉牟宗三先生:大陆对儒学的兴趣不能说没有,我们将来在大陆应该是可以好好作研究的。他看了我一眼说,哎,你简直是荒唐。我又问唐君毅先生,他是非常想回国的,花果飘零、灵根再植啊,但他也觉得可能性很小。徐复观先生和我特别熟,说话也比较直截了当,他说:维明啊,我以前只当你是乐观主义者,没想到你根本就是个幼稚的人!居然想跑到大陆讲儒学。
　　
　　儒学是哲学传统,是一套伦理
　　
　　南都周刊:时间证明,并非是您乐观过头。
　　杜维明:这也是个很漫长的过程了。其实我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已经完全不质疑儒学院在中国有一个发展的前景,虽然谈“反孔”还是很多,但中国文化的深层价值和儒家的传统太密切了。我在心里问,一个是儒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前景,一个是会不会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群体在大陆出现,这两个问题我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但上世纪80年代末期出现了低潮,当时自由主义思潮非常厉害,提出中国要离开这片黄色的土地,走向海洋文明。从自由主义的立场来看,儒家封建的积习糟粕和专制、威权的结合,是中国走进现代文明的最大障碍。这个时候肯定没有办法再讲儒家了。
　　南都周刊:所以您中间五年没有回到大陆。1994年您回来是因为要接任燕京学社?
　　杜维明:是一个原因,1994年他们已经跟我说要做下届燕京社长,那就必须要和大陆沟通了。但1994年我回来其实是因为一个很有趣的契机。上世纪80年代我在山东认识了一位叫王轩的先生,是位工人,对儒家特别有兴趣。他是孟子老家邹城人,二十多年来他努力把孟庙里被农民拿走的砖砖瓦瓦,拿去砌猪圈镇房梁的,一块一块找回来,有的他是买回来的。那时候孔子碑都砸成几千块了,孟子的庙更是一片凋零。1994年,王轩写信到美国,告诉我他们邹县要开个孟子的研讨大会,这在中国是第一次啊。我当时什么都没考虑就飞回来了,从北京一路坐黑车到邹县,到的时候是清晨五点,县里的人看到我来很高兴,直接安排我作八点的第一个讲座(笑)。
　　南都周刊:当时参加这个会议的都是什么人,学术界的还是民间的?
　　杜维明:有政府官员,学术界的话应该就是曲阜师范学院这样的,有没有山东大学都很难说。都是当地的,外面来的人除了我大概没有。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啊。
　　南都周刊: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读书》上,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占很大篇幅,相比之下新儒学当时在大陆算是受到冷遇的。
　　杜维明:不要说热了,基本没有,“五四”把孔子糟蹋到底了,而对孟子的研究一直都很少。儒学在国内被重新重视起来是21世纪的事。
　　南都周刊:和您这些年的宣讲有很大关系。
　　杜维明:这对我是个误解。说我是儒学的宣传者、信徒,希望扩大它的影响力,这对我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儒学不是我的信仰,信仰不允许怀疑。我在台湾东海大学学习儒学的时候批判精神就很强。1962年去美国念书前,我想过,我去哈佛是要寻找真理的,你知道哈佛的校训就是真理二字。如果我在美国接触到了更有力量的知识和思想而它们跟儒家传统背道而驰――我是会选择真理的。
　　我现在也这么想。所以上次汤一介先生说我,杜维明教授他宣扬儒学最有影响力,他应该是在赞美我,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批判了。我本该做的是哲学分析啊。
　　南都周刊:这种误读可能和您写过的一本小册子《儒教》有关,读者以为你是把儒学当做宗教来研究的。
　　杜维明:那本书是一位印度学者想编一套世界宗教入门,我是用英文写的,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彭国祥教授把这篇长文翻译为《儒家之道》,我觉得是确切的。后来上海古籍要把这套书一起出,请了社科院的陈静教授翻译,为了统一就译作《儒教》了。
　　当然作为一个儒学研究者,多多少少你是要认同这个传统的。然而儒学和基督教不同,儒家传统里没有任何的教条,孔子也好,五伦也好,仁义礼智信都是可以拿出来质疑可以辩论的。我认为儒学是哲学传统,是一套伦理,它有很多值得探讨的资源,它也有它的精神性和宗教性。如果你把儒家只当做一套凡俗的伦理:人际关系、甚至是搞人际关系,不了解儒家身后的“天地万物合为一体”的精神关怀,那你不能了解儒家。
　　
　　现在国内学术界内耗太厉害
　　
　　南都周刊:您在美国呆久了,对中国高校繁琐冗余的行政程序还适应吗?
　　杜维明:我有一位朋友,是很好的教育家,他说,一所大学成功不成功看什么?不是看教授,不是看学生,而是看governmance(行政),行政运转不灵,这个学校就没有前途。在哈佛如果我想借一万块钱,早上申请,下午就可以到手。在中国我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
　　中国高校的行政管理现状确实很差,但我是个乐观的人。以前在北京机场过关时,出入境手续麻烦到不可想象,现在几年时间过去,北京海关效率之高已可达到世界前十名。我希望高校行政效率的改变也能这么快。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中国潜规则太多。靠潜规则,可以让有些人效率非常之高,同时让另一些人完全没效率。这个问题比行政系统本身没效率更严重。
　　南都周刊:今年上半年的“汪晖抄袭”事件至今尚无定论。上个月国内63位学者联合要求清华、中科院调查此事,两机构至今没有回应。在美国学术界,这样的情况会被怎么处理?
　　杜维明:具体这件事我没有发言权。在国内,这件事从学术界内部,蔓延到互联网、媒体等不同领域,美国很少有这样的情况,学术问题都是学术界内部讨论的,因为比较专业,所以基本不会演化为公共事件。
　　事实上我最关心的问题是我们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之间到底能不能健康地互动交流?1985年我在北大讲儒家哲学课,不同“派系”、不同观点的学者可以在同一个空间热烈辩论,大家有很多交集。这种情况现在不存在了,现在国内学术界内耗太厉害,很多精力被耗费,要改变的是这种情况。必须形成一个在公共领域中互相讨论乃至辩论的氛围,观点不同不会影响友情,不会变成政治迫害,现在这个任务还很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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