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之友 我们时代的妇女之友

　　更人性地对待每一个人 　　梁文道@香港 　　 　　永远一袭中式长衫出席正式场合的“梁道长”,自认为腼腆内向,却深受女性读者欢迎,其书《我执》中的文字多关于情感,内敛芬芳,暗涌深沉。
　　被形容为“妇女之友”,让梁文道有点措手不及。想了半天他说:“我真不知道。也许女性读者们觉得我知道的东西很多,对什么事都能说上几句吧。还有就是,我不帅。不帅的人呢,没有侵略性,会让女人觉得很安全。”
　　南都周刊:在香港社会流行“妇女之友”这个词吗?
　　梁文道:感觉最近这十多年,已经很少听到了。如果说“妇女之友”指的是那种很懂女人心、帮女人排忧解难的男性,香港社会大概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
　　南都周刊:倪震呢?他经常回复女性困扰,写一些情感专栏。
　　梁文道:倪震的专栏写得有意思,他也确实很懂女人,但是他的价值观还是比较传统的,他懂得的那种女人,可以说依然是被男性社会建构出来的女人。
　　南都周刊:被男性社会建构出来的女性是什么样子?
　　梁文道:比如这种老派的“妇女之友”,他可能非常注意和女人走路时让对方走在里面,帮女性开门,抢着吃饭付账等。但不是每一个女人都喜欢被这样对待。用这种老派妇女之友的方式对待今天所有的香港女性,是行不通的。
　　南都周刊:那么你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呢?
　　梁文道:当然,我也是在香港这个环境中长大,香港本土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应该说知识上、文化上,都受过女权主义深刻的洗礼了。我认为值得强调的,不是有一套标准,我们该如何对待女人,而是把每一个人都当做独特的个体来尊重而理解,来更人性地对待。女性被社会建构性别的另一面,其实是男人也被建构了。男人不能哭,男人责任重大,男人普遍不善于情感的表达,这些同样的被建构出来的“男性观”,但现在我们在反思,是不是男人就必须这样?男人为什么就不能有哭的权利呢。所以女性解放,单解放女性还不行,男性也需要解放。
　　南都周刊:整体上,香港女性被平等独立地对待、得到尊重的比例算是很高了吧?
　　梁文道:像大陆一些女性那样希望嫁人之后就相夫教子的心态,香港可能非常少。但另一方面,香港有些保守的价值观根深蒂固,我感觉比大陆、台湾还深。香港女性虽然经济独立,但是精神上反而颇有一种对夫家忍辱负重的心态。
　　
　　女人不断进化,男人停滞不前
　　张国立@台湾
　　
　　张国立,台湾时报周刊的社长兼总编辑。写了五年的情感专栏,一周都没有断过。张社长的专栏散见于各大时尚杂志的前几页,前后都是时尚女魔头们教导女性自尊自爱的独立宣言,中间嵌着一张老张的脸。张国立从男人角度看女人,有时也试着以女人视角看男人,其文字讥诮有趣,深得女性读者欢心,是很多女同胞打开杂志第一个要找的名字。
　　张国立讲了很多故事,告诉女人:两性都不完美,但撞在一起仍妙不可言。
　　南都周刊:台湾有妇女之友这种说法吗?
　　张国立:台湾以前有“妇女之友”这种组织,曾经很流行的,帮助妇女们搞搞联谊会之类的。现在没有了,台湾女人现在觉得,咦,谁要你们男人来关心啊。她们现在都搞一些自己的组织,自己关心自己。
　　南都周刊:您觉得您算得上妇女之友吗?
　　张国立:我肯定是妇女之友啦。
　　南都周刊:为什么呢?
　　张国立:因为我的身段放得很低很低,又善于阿谀逢迎,哈哈。
　　南都周刊:除了伏低做小,要做妇女之友您觉得还有什么必要条件?
　　张国立:我倒觉得做一个妇女之友,细心敏感都不是什么必要条件,真正细心敏感的还是女性,你只要好好享受她们对待你的方式就好了。现在的男女关系更轻松了,你知道一个女人这样对你,多半就是纯粹的欣赏你,或者她今天心情很好。她是无所求的。
　　南都周刊:台湾社会“大女人”横行,男人们怎么看?
　　张国立:我觉得很好,女人们的状态越来越好。我认识的很多女性,尤其是单身女性,都抱着一种不再为婚姻妥协的态度。她不会为了结婚而放弃原来的自己,她也乐于找一个爱的人,但是不是只为了结婚。当女人不再患得患失、感到没什么是她不能失去的时候,我觉得真棒。
　　南都周刊:写了几百篇情感专栏,您最大的心得是什么?
　　张国立:说实话,我的情感专栏越写,越觉得男人笨,女人聪明。女人不停地在进化,男人呢,停滞不前。王尔德说的男人和女人之间只有激情、敌意、崇拜和战争的时代不复存在了,现在的女人是完整有趣的人,令你很想和她们交朋友。可惜男人没长进,还是那么自大。他们能进化吗?我抱悲观态度。
　　
　　爱是可以学习的
　　连岳@厦门
　　
　　八年前开始,阴差阳错,时评作者连岳接下了一个叫“心灵鸡汤”的情感问答专栏。会有多少人因为读了连岳而增添爱的勇气?而爱的常识因为这每周寥寥数语的专栏又能普及到多少人?不清楚。连岳的本意,并不想做一个启蒙者式的人物,对于“妇女之友”的标签,他在笑纳之余也不愿再多说。
　　虽然这是现今中国大陆传阅率最高、最好读的情感专栏,虽然大部分时候,连岳提供的绝非温暖的安慰,而是残酷的解剖。面对一个个陷入感情困惑、可怜又无助的痴男怨女,连岳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身上流淌着的惰性和惯性的血液。而滋生这种惰性与惯性的,正是这个缺乏爱的常识的社会。
　　写信给连岳的人中,女性占了十之七八。女人天生喜欢追问:这个人是不是爱我?我是不是爱这个人?而很多男人,在众人面前可能很善于谈论家国天下,对于妻子的心思却好不理解。
　　“中国男人的心理,习惯于将感情归为低端的、专属于女性的、不该是男人关注范畴的东西。中国男人喜欢借做大事之口,理直气壮地忽视与伴侣的沟通。”但在连岳眼里,关注自身细节、关注幸福可能的女性无疑要比热衷于宏大叙事的男性来得优质。
　　“我希望有更多的男性来参与讨论爱情和情感。”连岳说。
　　连岳坚信,爱是可以求取的,可以学习的。关于爱的知识也是万千知识中的一种,并没有那么玄妙。他乐于告诉读者,爱情的价值与一切美好的普世价值是一致的―比如自由,比如快乐,抛弃这些价值的爱情,是爱情的蒙昧主义,或者恐怖主义。
　　中国的教育中,没有“我”,也没有“爱的常识”。从50后到70后,一代又一代,受的无不是集体主义的熏陶,个人与情感被认为是卑微的,不值一说的。80后的情感刚刚开始萌芽,然而父辈身上太多失败的案例足以让新一代年轻人无望。对爱的无知和蒙昧就是这样交叉感染,乃至遗传。
　　“中国传统压力大、家庭压力大、思维定势大、虚荣压力大、唯独个人存在的价值小。在这四大一小的现实中,要有自己的爱情,首先得有不从众的勇气。”连岳说。
　　连岳是乐观的,“感情的变化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完成,但也许到了我们的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就会完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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