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潜伏”岁月] 我们的法兰西岁月

　　引言:在王锡珍与林诚的策动下,先后有多架飞机起义成功,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空军的斗志,以至此后国民党空军的飞机不敢轻易起飞。 　　抽言:在当时国民党残酷统治、环境极端险恶的情况下,凡来上海由王锡珍同志安排的,无一受到损失,保护和培养锻炼了一大批台湾籍的革命干部。
　　抽言:上海解放前几天,张权、李锡?被国民党反动派在大新公司附近以“银元贩子”的名义枪杀。当匪徒打他时,他仍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
　　
　　 “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毛泽东曾赋诗盛赞潜伏在敌人阵营的红色特工。解放前,有无数象王锡珍、刘毓兰这样的地下工作者以各种身份潜伏在国民党统治区,凭借果敢、智慧、勇气,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完成了策反、统战、转移工作,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尽管已经年过八旬,刘毓兰老人的思路依然清晰,说起她与丈夫王锡珍在南京和上海进行地下斗争的战斗经历,显得分外兴奋。这是她无怨无悔的青春岁月,也是她为之自豪的精神财富。
　　组织让我们留在南京
　　 1946年,国民党蒋介石集中了大量军队围攻我中原解放区,为保存干部实力,中原局组织部通知我于4月间和爱人王锡珍(化名陈幼民)同志一道化装突围。王锡珍同志于1946年9月去梅园新村八路军办事处接洽,拟前往解放区。到办事处后,钱瑛(新中国首任监察部部长)大姐一见到王锡珍,十分高兴,当即告诉他:组织上决定将他留在南京,负责与大后方随国民党迁都回南京的一大批我党党员和民主人士以及进步人士联系,这些人是分布在国民党的党、政、军、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重要人物,他(她)们从重庆大西南到南京的时间都有一年或半年以上,无合适人选去接头联络。钱大姐说:“你们初到南京,没人认识你们,又有地下工作经验,包括小刘也都受到过严格的考验,所以派你们最合适。”钱大姐给他布置任务,让我们到南京先找房子掩护下来,建立家庭,并要我们将大儿子王海治和我母亲接到南京来,这样祖孙三代对外很像个家庭,再行建立社会关系等等。
　　锡珍接受这一重大任务后,第二天天黑才返回住处,他一进门就满面春风,抱起孩子(大女儿王玲治)说:“你今天出生四天了啊!小宝贝,你参加战斗了呀!”接着,锡珍对我说:“大姐叫你去梅园新村八路军办事处,由她跟你谈话并亲自交代任务。”
　　当时我生孩子才第六天,就按指示几经周折辗转,在黄昏时刻,我很机灵地到达办事处驻地。对门一座二层小洋楼的阳台上,有一个带黑眼镜的男子守在那里,我一见很明白,那股架子就是特务盯梢。我快步进了办事处。很快藏入门后暗处,看外面是否有人跟踪?正在此时,有人从后面抓住我问:“你干什么?”钱大姐在屋内正等着我,便问道:“是小刘吗?”我高兴地应声跳了起来,回答道:“大姐,是我!”由于我们一路化装从蒋管区突围,很难见到自己的同志,现在不仅见到了领导同志,且又是我朝思暮想的钱大姐,喜欢得心里像开了花一样。本来我有许多话要对大姐说,一兴奋只会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根本无法控制。解放后大姐见到我还问:“你怎么不笑啦?”(指的是我那时在傻笑。)
　　我虽然傻笑一顿,可当大姐给我任务时,我立刻就冷静下来。钱大姐说:“在南京你们没有社会关系和其他熟人,在这里工作很适合;在南京租房子要保人,为租房子建立点社会关系”,钱大姐交给我一个叫严达夫的新闻记者夫妇的关系,为我们租房子安家。严同志爱人的姐姐是个军阀蒋军长的姨太太,蒋军长去世后,她在南京无生活来源要回昆明老家,因而将房子转租给我们。又由蒋太太出面找了一位姓王的(原蒋的部下)给我们作保。我们住下后借王先生的关系,又认识了一位曹先生,他们又拉王锡珍同志合资在镇江开采煤矿,因为看他年轻、老实,一致推举他当经理,这样王锡珍在南京就有了合法身份,顺利地完成了党交给我们“先行建立社会关系”这一任务。
　　
　　和潜伏在国民党内的同志接头
　　1947年2月间,王致中同志(解放后曾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上海市委统战部长)从上海来南京接我们的关系,并把南京地下党的一部分――由原来西南带来无合适人接手的重要关系交王锡珍同志负责联系。当时建立了王锡珍、沙志诚(女)、李家桢组成的三人领导机构,由王锡珍同志任书记,负主要责任。下面的关系多是潜伏在国民党的党、政、军及教育界、文艺界、机关的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这个机构受上海局直接领导,主要任务是:一、交接关系;二、整理党的组织;三、对党员进行形势教育等;四、搞情报工作。接下这批名单一看,真是非同小可。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大都在国民党各部门占据重要位子。
　　将党在南京分散在各部门的人员联系上,如果没有高度的责任感、非凡的胆略和勇于牺牲的精神,是很难完成这一任务的。这些同志身处极端险境,情况十分复杂,再说他们离开组织的时间较长(大多在半年或一年以上),联系地点和接头暗号都是半年前约定的。尤其危险的是,对他们现在的情况概不知道。按组织原则我们只能发生竖的关系,不能发生横的关系,每每为找一个人,我们都要先将对方所在的地方加以熟悉,了解大概情况,才能靠近前去打听,几次三番,找到一个人,开心极了,如获至宝。我初到国民党立法院去找一位女同志,国民党机关戒备森严,门口两边都有卫士站岗,我按约定的地点,大大方方、非常自然地一直往前,走到门口,哨兵居然向我敬礼,我点头示意,顺顺当当进入该处,顺利地与我要找的同志接上了关系,她见了我欣喜若狂地呼我“表姐!”此后,我和锡珍将其他的地下党同志都相继联系上,我们既没有丢掉一个人,也没有出任何差错。由于这些同志和其他相关人士处于重要职位,因此,为以后获取情报和策动国民党海、陆、空军的起义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为党建立了显赫的功勋。
　　1947年,国民党召开伪国大,田绥祥(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处长)、史林峰(曾任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等同志参与此工作。田绥祥同志是伪国大代表,通过他将全部伪国大的文件搞了出来,交王锡珍(陈幼民)同志转送上海局钱瑛大姐处。同时一并获取了大量的各种重要军、政情报,通过上海局转送到解放区。
　　另外,我还负责与解放区的交通来往联系。我们派肖秀楷同志(解放后曾任北京市东城区房管局长)往返于湖北、南京,将周围根据地的部分同志接应撤离了困境,转移到其他解放区。如曾将王树声(大将)、刘子厚(原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李实(解放初曾任教育部处长)夫妇等同志化装转移到其他解放区。那时敌人的查巡非常严格,这些人到上海若住旅馆很危险,一位台湾籍的老共产党员――李伟光同志及其夫人倪震寰女士,他们家住在胡开森路,并在哪儿开了家医院,叫“伟光医院”。王树声等同志均以病人的名义住进伟光医院,待交通路线搞好后,再送他们前往其他解放区。
　　我们在南京的任务完成后,除重要关系交给上海局外,其余所有关系均交给了南京地下党组织。1947年7月,经组织决定,我们调到上海工作,又开始了新的战斗。
　　在敌人眼皮地下完成转移
　　1948年上海局建立策反工作委员会,王锡珍为该委员会副主任,由张执一(解放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沙文汉同志(解放后曾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负责,刘晓(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刘长胜(曾任全国总工会书记)也直接与我们联系,经常来我们家开会谈工作。王锡珍同志的工作面很宽,接触到党内外的关系也相当多,在上级党的领导下,再加之下面许多同志的努力,当时王锡珍同志负责的工作,成绩是相当大的。
　　在交通联络方面,在国统区武昌有一位区长叫宋正阶,是锡珍的妹夫,在王锡珍的工作下,转向了革命,他冒着极大的危险给我开了许多路条和去香港的通行证,用他给的证件,从未发生意外。此人对我党当时输送干部、交通联络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我们与大别山、苏北、浙东游击区、浦东游击区都有交通联络,在国民党军到处封锁的情况下,输送干部和民主人士到解放区,人数达数十人之多,其中还有不少重要的高级干部,将他们转送到解放区或香港。如为刘晓、刘长胜等一批人搞到去香港的通行证;又如1948年秋,将张翼送到香港学习后又回到上海再转到浦东;此外还将一些医生、护士送往大别山参加解放军。
　　1948年到1949年初,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李乔松、谢雪红、杨克黄、王大祥等大批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和其他人士,从台湾撤出来到上海,得到王锡珍同志的妥善安排,有的送往香港或解放区,如浦东游击队参加对敌斗争;有的参加了上海地下党的工作,有的就地掩护起来。在当时国民党残酷统治、环境极端险恶的情况下,凡来上海由王锡珍同志安排的,无论是送到解放区,还是到北京开青年代表会的,无一受到损失,保护和培养锻炼了一大批台湾籍的革命干部。这些台湾同志在解放后的对台统战工作中都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策反,把尖刀插入敌人的胸膛
　　我们在上海地下工作最重要的任务是策反国民党军队起义。
　　在国民党空军中有个叫林诚的军医,是我地下党成员,在王锡珍同志的领导下,直接与国民党空军人员取得联系,每周从南京到上海向王锡珍汇报工作,策划国民党空军起义。在与国民党空军人员谈判过程中,有人提出要很多钱,王锡珍说,参加革命是不能讲价钱的。但当他们说明是为了安置家属时,王锡珍马上同意帮助安排。他发动地下党把起义人员的家属,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安置在工厂、学校,或资助他们还乡。在王锡珍与林诚的策动下,先后有多架飞机起义成功,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空军的斗志,以至此后国民党空军的飞机不敢轻易起飞。
　　王锡珍还曾领导策划了国民党海军“重庆号”、“长治号”、“灵甫号”军舰及“昆仑号”运输舰全体官兵的起义。由于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我军在各个战场大获全胜,蒋军日渐崩溃,军心动摇。看到国民党要垮台,蒋军上下很多人为前途担忧,其中有些人想投靠共产党,积极找我党联系。仅王锡珍同志当时负责,先后与国民党主要军舰发生联系的就有:“昆仑号”运输舰、“长治号”、 “重庆号”、“灵甫号”等军舰。其中“重庆号”起义最早,起义官兵将“重庆号”开到解放区葫芦岛,成为震惊世界的头号新闻,美国和蒋介石反动派十分震动,“灵甫号”是“重庆号”的姐妹舰,也是英国赠送给蒋介石的。“重庆号”起义之后,王锡珍又布置“灵甫号”起义,指定尚镭同志负责。由于“重庆号”的起义引起了各帝国主义国家的警惕,因此,“灵甫号”军舰由上海开出吴淞口后,一直被美国军舰监视胁持,只得驶往香港,交与英国海军。该舰虽未能回归祖国,但全体下级官兵在达到香港后,仍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
　　
　　而此期间,策反时任国民党骑兵师长张权起义也是王锡珍的重要工作。策反张权起义的任务是张执一同志委派王锡珍领导王亚文同志(王亚文是张权的旧部下)进行的。利用王、张的这层关系,王亚文带王锡珍与张权接头,经过几次谈判,顺利地说服了张权,并安排了具体的起义事宜。张权家住在四川北路某弄,最后一次会谈后,王锡珍与王亚文约好,第二天上午9时在离张家不远的咖啡馆内,由王锡珍将钱交给张权作为起义费用。王亚文走时对张权的夫人说:“万一你家出了事,你在阳台上挂块红布,作为信号。”
　　第二天一早,王亚文先到了咖啡馆,因为没有见到张权,就向张权家走去。进到弄堂一看,张家阳台上挂了块红布,王亚文立即往外走,一头碰到王锡珍。他对锡珍说:“快走!张权家出事了!”王锡珍为摸准情况,还是走到张权家附近,看到张家阳台上果然有块红布,这块红布是将一床红被面用水洗湿后挂上的,目标很明显。王锡珍回来后将张权出事的情况告诉了我,并吩咐我快去找刘友良同志(他是1938年参加共产党,一直隐蔽在中统特务机关的地下工作者),让他尽快搞清张权被捕的情况。经刘友良同志查清:张权被捕,系张权的一位副师长李锡?的部下张贤出卖,而李锡?被捕后,又供出了张权。起义失败后,张权在受审中,敌人问他:“姓陈的是什么人?(王锡珍化名为陈约珥、陈幼民)”张权却始终不招。上海解放前几天,张权、李锡?被国民党反动派在大新公司附近以“银元贩子”的名义枪杀。当匪徒打他时,他仍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敌人杀害他们后,王锡珍陪同他们的亲属到宝善山庄寻找他们二人的遗体,因为国民党疯狂镇压,杀人太多,王锡珍硬是陪着他们的家属在死人堆中一个一个地翻找他们的遗体。上海刚一解放,大约在1949年6―7月间,上海市就为张权、李锡?二人召开了追悼会。
　　在上海解放前夕,为配合解放军尽快攻占上海,王锡珍同志还直接指挥取得了国民党上海城防的全部工事图纸。上海是国民党多年经营的老巢,其城防工事号称“固若金汤”。国民党上海城防司令汤恩伯曾扬言:“仅上海外围的工事就够共产党啃半年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解放军原准备要打场硬仗。王锡珍和刘友良同志想方设法找到了设计上海城防工事的工程师,他们以党的政策说服了他,并答应将其家属转移到香港,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使其交出了全部城防的设计图纸。我曾亲眼见到过这些图纸。然后又由地下党交通员冒着生命危险,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将图纸送到解放军攻城部队手中。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解放军利用这些图纸,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摧毁了国民党守军的城防工事。此外,在王锡珍的策划和指挥下,还成功地将国民党在江湾的军火库炸毁,极大地削弱了国民党军队的抵抗力量,鼓舞了我军的士气,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特别是解放上海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转眼半个多世纪已然逝去,我已是80多岁的老人了,时常想起那些在战斗岁月中的战友、同志,有些我甚至连他们的姓名都不知道,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包括他们的生命,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永远不应忘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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