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公平如何破题? 教育公平

　　提案: 　　 　　1.教育经费向薄弱学校倾斜。 　　 　　2.校长、师资在各校之间轮换。 　　 　　3.重点高中的招生名额平均下放各初中,缓解各校之间的应试竞争压力。
　　
　　4.实现教师工资公平化。
　　
　　5.改革评价制度,改变目前中学评价由升学率这一单一标准决定的局面。
　　
　　最新的话题从一个小城市说起。安徽省铜陵市,几个月内连续登陆央视,从《新闻联播》的消息报道到《焦点访谈》的专题轰炸,再次将“义务教育、公平为先”的主题摆到了公众和决策层面前。
　　
　　这个原本说了很多年的老话题,就在不少人因高额择校费、难获公平考试机会而丧失希望时,因为温家宝总理的讲话、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的发言以及即将召开的“两会”,再次焕发了活力,似乎“公平”已是可期待的结果。
　　
　　不过,纵观这些年高昂的呼声与缓慢的改革进程,我们似乎还有必要更沉着、冷静的观看:如果把“教育公平”比作万里长征,我们已经迈出了几步呢?
　　
　　正如温家宝总理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座谈会上强调的,“让人民看到希望,从而增强对中国教育的信心”,这么多年来,一个简单的“公平”问题都迟迟难以破题,民众希望的破灭和信心的流失才是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
　　
　　 “铜陵模板”不堪承受之重
　　
　　实际上,早在2005年底,“铜陵教育均衡”旋风就狠狠地刮了一阵,原因是当年10月份教育部在安徽省铜陵市举行的“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研讨会”。
　　
　　当时的一份内参以《铜陵市推行“教育均衡”消除“择校风”》为题介绍了铜陵市为消除“教育腐败”、“择校风气”而采取的种种措施,随后,中央和地方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铜陵市破解“择校风”的成功经验。
　　
　　到2006年4月20日,新华社发表文章写道,国务委员陈至立在铜陵市考察时强调,“大力推广铜陵市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经验”,将这股旋风推向了极致。
　　
　　不过,纵观媒体和专家总结的“铜陵经验”,不外几项内容:一是教育经费向薄弱学校倾斜;二是校长、师资在各校之间轮换;三是重点高中的招生名额平均下放各初中,缓解各校之间的应试竞争压力。
　　
　　这些措施也是多年来专家提的较多的改革方案。一转眼,时间到了2010年,铜陵市再次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和“教育公平”的模板,颇让一些观察者气短。一位评论者如此写道:“2005年教育部在铜陵市召开研讨会时,有专家说铜陵也许是国内唯一的义务教育阶段没有择校的城市;4年多过去了,说起教育均衡化,记者还是要往铜陵市跑。铜陵,你要孤独到几时?”
　　
　　实际上,自2006年以来,由于铜陵市的带动效应,各地争夺“教育公平模范”的声音时有耳闻,一些媒体也曾进行过报道,不过最终都没有引起什么反响,究其原因,显然是其真实状况经不起推敲。
　　
　　换句话说,铜陵之后,大家都在说,但却没有做。而就在铜陵本地,一些反对的声音也在出现:校中校、变相择校、学区房已经出现,“均衡教育的最大成效是出了个教育厅副厅长!”一些人反映,由于安徽省示范重点高中的定向指标分配存在倾向性,所以择校、学区房的问题依旧存在。
　　
　　显然,问题正在向上走。而放到更大的维度,更严重的问题依旧摆在决策层面前,那就是漂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务工人员的子女该怎么办?教育公平如何以及什么时候能从“区域”走向全国?
　　
　　“区域均衡”如何破题?
　　
　　在1月份教育部下发的《关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中,明确提出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力争在2012年实现区域内义务教育初步均衡,到2020年实现区域内义务教育基本均衡。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算是给各地方下了一个“紧箍咒”,迟迟难以破题的地方教育公平化有了最终期限。在一些专家看来,比起更大范围的公平问题,“区域均衡”并非什么难题,铜陵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解决办法其实很简单,真正难点是破除私心和少数人的‘利益联盟’。”一位长期关注教育的教授认为,对于地方重点学校老师来说,教育经费重点倾斜,学校造得比别人漂亮,教学设施比别人先进,生源比别的学校优秀,既容易出升学率,待遇也好,职称也升得快;重点中学的校长更是各处吃香,因为手中握有的教育资源,决定了其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和其他好处;而对地方政府的领导来说,这也是极其有利的,因为解决自己子女的优质教育问题将不费吹灰之力。
　　
　　这才是区域教育均衡问题的症结,实际上,早在2005年10月召开的“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研讨会”上,时任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义务教育处处长的王民养在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推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不是不可为,而是不愿为。”而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雷万鹏评价说:“铜陵经验的可贵之处,不在于取得了多大成绩,而是当地政府在消除教育不均衡上所表现出的勇气和决心。”
　　
　　实际上,一旦破除了这个症结,解决问题的方法早就出现,不外是教育经费公平化、教师及学校领导实行轮岗制、高中招生名额公平化。而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还建议,应该实现教师工资公平化,同时改革评价制度,改变目前中学评价由升学率这一单一标准决定的局面。
　　
　　“该《意见》还有诸多亮点,回应了当前教育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尤其是对中小学布局调整问题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亮出‘黄牌’。”对于教育部下发的这份《意见》,长期以“教育改革斗士”形象出现的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杨东平表示了肯定,称“是实事求是地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意见”。
　　
　　不过《意见》最终还有待各部门落实,“均衡化”并无切实的量化标准,正如此前朱永新表示的,“严重的‘择校’问题说明相关政策的缺失或者执行不力。”
　　
　　“制度障碍”如何破题?
　　
　　虽然更大范围的教育公平目前尚没有谈论,不过从对铜陵只言片语的非议中,不难看出“区域化均衡”最终将要遇到的问题。
　　
　　而这还只是一个省内的问题,继续往上走,很多拥有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户籍的人会有这种抱怨:外来者把教育名额挤掉了,甚至把“择校费”、“学区房”的价格都推高了,导致他们的子女没法受到好的教育。
　　
　　近些年,“高考移民”、“因居住证到期无法参加上海的高考”等等现象更是屡见不鲜,并由此产生了一个逻辑悖论:户籍改革改不动是因为上面承载了过多的利益,尤其是教育,而教育改革推不动是因为户籍制度一直没有改革,那到底是应该先动哪个呢?
　　
　　一些学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教育公平缺失的问题,还需要追溯一些历史原因,尤其是重点学校制度和“教育产业化”改革。
　　
　　杨东平教授指出,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建立了城乡二元、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二元的等级化公共教育体制,形成了影响我国教育公平的最基本的制度结构。而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实行“教育产业化”改革进一步加剧了等级化,这已成为当前影响教育公平最重要的制度性因素。
　　
　　显然,要想真正实现教育公平,破除“制度障碍”是关键的,而这也是摆在政策制定者面前的更大难题,也是为什么温家宝总理会提出“人民的信心”这个命题。
　　
　　“时至今日,许多教育问题的求解、教育政策的制定,已不完全是理念之争,而是利益之争。”杨东平教授表示,在利益多元化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不同主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是十分正常的,关键是需要有一个机制使各利益相关者浮出水面,通过深入的公开讨论,建立合理的利益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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