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调整_产业结构调整:四件事必须做
发布时间:2020-03-22 来源: 历史回眸 点击:
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进一步暴露了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突出问题。 防止泡沫,扎扎实实发展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是在实体经济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直接靠钱生钱,具有非物质性。美国之所以出现金融危机,除了金融监管当局的政策失误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实体经济增长乏力,投资实体经济利润下降。大量剩余资本找不到新的投资方向,于是进入华尔街的资本投机市场,以金融创新的名义进行投机,进一步放大了美国的金融危机。
我国经济货币化和资产证券化的程度日益加深,虚拟经济发展很快,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当前,我们必须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既要发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更要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引发泡沫经济。在中国的现阶段,仍然必须要扎扎实实地发展农业、工业、先进制造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等实体经济。
先进制造业仍是综合国力的基础
1997年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就其实体经济而言,就是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产业结构,高新技术上不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下降,被成本更低的国家的商品所替代。
过去我们一直强调要发挥比较优势,虽然目前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但和发达国家间经济结构的互补性依然存在,但长期完全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有很多局限性。东欧早在历史上也主要以提供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为主与西欧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品进行贸易。第二次大战以后,苏联与东欧国家成立了经互会,东欧国家提供农副产品和轻工业产品与苏联进行产品交换。现在,南欧和东欧的一些国家虽然也是欧盟成员,但其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显著落后于西欧国家。
中国劳动力成本在逐渐上升,是不可逆转的趋势。2009年底我们已经把平均关税降到8.9%,由于加入世贸组织产生的贸易条件变化促进我国出口井喷式增长的时代也已经结束。我国的国际贸易条件正在发生新的变化,资源密集型行业受到原料涨价的压力,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德国受到的冲击和影响,相比美国、法国和英国要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以先进制造业为基础,它的产品在国际上仍有很强的竞争力。所以,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积极推进产业升级,在坚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必须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并加强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提升整个工业的竞争力。
工业生产能力为何过剩
衡量工业生产能力是否过剩,主要考察生产能力利用率或开工率、企业利润率的升降,以及企业停产倒闭的数量等项指标。根据经验数据,在冶金、石化、发电、建材等上游行业,生产能力利用率在85%以上比较合理,在加工制造业,生产能力利用率在80%左右属于正常范围。但目前,中国除了石油、天然气以外,大多数工业生产能力利用率都低于合理界限,加工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平均低于70%,所以我们说,当前中国工业生产存在着相对过剩问题。
导致工业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原因,首先是由于2002年以来,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使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增长,其中增长最慢的是煤炭,也增长了一倍,其他的大多数都在100%以上,钢铁、汽车等行业更是增长了400%-500%。
第二是有效需求不足,首先表现在城乡差距上,农民的现金收入低。根据统计年鉴的数据,包括实物折算的收入在内,2008年,我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是4700元,其中现金收入2325元。9亿农民将全年的现金收入全部用来购买生活消费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也只有2.1万亿元,相当于2008年全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19.5%。农民有效需求不足,农业劳动生产率低,这是中国最大的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也是工业产品过剩的最主要原因。
第三,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不合理,也限制了城乡居民的购买力,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不合理,企业总体税赋偏高,缺乏自我积累和发展的能力;劳动与资本分配不合理,在社会产品增加值中,劳动所得偏低,2000年工资收入占制造业产值的7.3%,2008年下降到6.5%;垄断行业的超额利润分配不合理,其中一部分没转化为公共所得,而是成为集团利益和福利。
第四,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导致出口增幅下降,进一步加剧了国内供大于求的矛盾。
结构调整何处着手?
中国的结构调整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消除结构性短缺和结构性过剩,实现市场供求的平衡;二是生产要素向效率更高的部门、地区和企业转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工业竞争力。
之一:必须淘汰落后产能
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新建项目从局部看,可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如短期内能够扩大就业,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但从全局考察,这些新建项目投入生产后,并不能增加新产品的供给,而是进一步加剧一般性产品供大于求的矛盾,出现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等外部不经济性,还导致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降低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必须下决心淘汰落后企业,扩大需求不可能救活所有企业。
之二:生产要素必须集中化
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生产要素向优势企业集中是必然趋势,尤其是资本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如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等,应当促进生产要素向大企业集中。在大量消耗能源、原材料的重化工业,大企业的技术经济水平要高于中小型企业。我国发电用煤消耗,全国平均为380克/千瓦时,而采用30万千瓦以上的大型发电机组的煤耗平均为320克/千瓦时。如果全国都能达到大型发电机组的技术水平,一年就可节省20%的发电用煤。
提高基础产业进入门坎,资本密集型产业向国有大企业集中抑制了民营资本进入基础性产业,于是就出现了“国进民退”的问题。从法律和政策上看,并不存在阻碍民营企业进入资本密集型基础产业的障碍,但民营企业要进入这些行业,需要解决生产关系上的两个问题,一是从家族独资形态转向资本多元化和社会化,这样才能解决单个私人资本不足的矛盾;二是民营企业必须实行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信任不具有血缘关系和裙带关系的外聘专业经营管理人才,通过委托代理制来克服家族治理与资本社会化大型企业间的矛盾。
之三:必须加强生产社会化与专业化分工
结构调整还需要推进中国的社会化与专业化分工。资源密集型行业要做大,加工制造业企业要做小,发展产业集群,龙头核心企业以研发、产品设计、关键零部件制造为主,众多专业化的小企业为龙头企业配套。通过专业化分工,实现加工组装型产业的规模效益。
同时,隐含在企业内部的服务业要进行第二次分离。第一次分离在20世纪80-90年代已经实现,将托儿所、幼儿园、医院、学校等企业办社会功能分离出去。第二次分离是要将隐藏在企业内部的生产性服务业从工业企业中分离出来,它包括工业设计、设备安装与维修、原材料和零部件采购、仓储、配送,产成品整理和包装等直接为生产服务的业务,还包括市场调查、企业经营管理咨询、财务会计、法律等为企业经营管理服务的业务。
之四:必须建立有利结构调整的机制
保证市场机制仍然在生产要素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即企业是结构调整的主体,供求关系引导投资方向,价格杠杆和利润率调节企业行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决定企业的生死存亡。正确发挥政府在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即制定市场准入规则,提供公共产品,运用税收与财政政策调节投资方向,维护市场秩序,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维护本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吕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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