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热民冷”下的中国思考] 中俄官热民冷吗?

　　垄断国企在行业扩张以及“整合”过程中，不断挤压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有的民营企业甚至遭到了被“收编”的命运。 　　 　　最近，针对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是否出现回暖或反转，经济学界的判断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原因是统计部门给出的宏观经济数据冷热不均甚至相互抵牾。出现分歧并不奇怪，去年下半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升级带来的影响，我国经济出现了严重下滑，11月份以来，国家以雷霆手段出台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力道之猛，前所未见。
　　这就好比一个重症病人，在使用了大量激素类药物后，多半会有一部分生理指标得到改善，然而不能指望其所有的生理指标都达到健康状态下的正常标准，这些指标的改善或许意味着病人身体的渐渐好转，也可能仅仅代表猛药过后的自然反应，并不能说明病情得到改善，“药到”能否“病除”，关键要看是否做到了对症下药。那么，当前我国经济领域的主要症结究竟存在于何处呢?
　　
　　消费疲弱的内在逻辑
　　
　　从结构上来看，驱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中，既是经济活动最终目的也是经济增长手段的居民消费支出相对过低。我国消费需求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多年来都在40％上下徘徊，在最近几年经济增长较快的年份里，最终消费的贡献率都低于40％，例如2002―2007年，这一比率由43.6％下降到了39.4％。而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来看，消费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消费的贡献率通常应在70％以上，甚至更高。
　　造成消费疲弱的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最为根本的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过低，2007年，我国居民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仅为57％，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高达80％以上。更为严重的是，我国居民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自1999年以来呈逐年下降的趋势，2007年相对于2D02年已经下降了5.1个百分点，相对于1992年则更是下降了11.3个百分点。从与GDP增速的对比来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平均而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总体低于GDP增幅约1个百分点左右，而政府收入以及近年来异军突起的国有企业收入增幅都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
　　另外一方面，则是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较为薄弱，不但保障范围小，而且保障力度弱，这使得我国居民整体上消费意愿较低，而且近年来消费意愿还呈不断降低的趋势，中国人民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由2002年的0.85逐步下降到2008年的0.56，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由2002年的0.85逐步下降到2008年的0.71。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未能与经济同步发展，已经严重阻碍了消费需求作为经济增长动力这一作用的实现，已是不争的事实。
　　同时应该看到，消费需求不足会促使政府更多地依赖投资和净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从而进一步削弱住户部门(经济统计概念，由所有常住住户组成)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地位，这也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不断降低的逻辑所在。
　　
　　扭曲的价格体系
　　
　　从我国当前的价格体系来看，虽然商品市场已经基本实现了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方式，但要素及资源类的价格仍然是行政主导的定价方式。由于除劳动力之外的要素及重要的稀缺资源都由政府垄断，因此不同性质的市场主体获取这些要素和资源的机会及代价就大不一样。在土地、资金等要素市场上，国有企业是这些要素的优先获得者并且价格低廉供应充足，非国有企业要么没有机会获得，要么需要付出更高价格，表现出明显的“新双轨制”现象。由于压低要素和资源的价格更符合国有部门的利益，因此过度和低效率地使用这些要素和资源就成为常态，毫无疑问，这对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可持续发展都是十分不利的。
　　另一个存在扭曲的重要价格是人民币汇率。加入WTO以来，我国政府通过激活房地产市场和盯住不断走弱的美元，利用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的拉动，成功地走出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至2007年，连续5年获得了10％以上的经济增长，外贸顺差更是从2002年的300亿美元扩大到2007年的2600多亿美元，可以说把出口导向这一经济增长模式发挥到了极致，使中国在短短几年内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应当说，这一阶段的经济高速增长，使得我国政府似乎找到了一种最便捷的经济增长方式，既无须改变收入分配格局，去触动强势利益集团的利益，又获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并创造了就业。但是这一模式注定无法维持，虽然我们总是把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更多地归因于中国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但这肯定不是唯一的原因，在解释不断呈几何级数增长的贸易顺差这一事实上，这甚至不是主要原因，因为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成倍扩大，而且，比较优势总是相对的，欧美国家相对我国在资本和技术上的比较优势同样明显。那么，巨额的贸易顺差只能用人民币被低估来解释，或者说巨额的、持续的贸易顺差本身就是判断本币是否被低估的最重要的标准。
　　从外部来看，这一模式无法维持，是因为作为人口超级大国的中国，净输出过多的产品必然导致对应的逆差国出现失业，从而遭到抵制，中国同美、欧、日之间的贸易摩擦以及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都是无法避免的。而我国在输出廉价产品的同时也是向外输出廉价要素并且承担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的代价；同时为维持汇率稳定而不断增发的外汇占款势必会引发通胀，事实上，我国2007年以来出现的明显通货膨胀便是对国际收支失衡的一种自发调节机制。因此，从我国自身来看，这一模式也是难以维持并且是违背经济理性的。
　　
　　垄断国企的“投资饥渴症”
　　
　　中国经济的另外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近年来饱受诟病和指责的行政垄断现象，社会舆论关注最多的当属垄断国企的高利润、高福利以及强悍的成本转嫁能力，这甚至已经成为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根源之一。更加不合理的是，借助垄断获得的巨额利润在向国家缴纳税收后，居然无须向出资人支付红利，而是通过再投资将其全部转化成企业掌控的内部资源。不难想象，垄断国企的一部分投资动机是与生俱来的，投资与否，投资多少，与项目好坏无关，只与剩余利润的多少有关，因此投资效率低下是必然的。
　　此外，由于垄断国企还有优先获得廉价信贷资源的机会，“投资饥渴症”也成为垄断国企的一个典型特征。这是导致我国上游产业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也是为何投资过热会成为我国宏观经济的一个常态的主要原因，也因此。政府需要不断出台各项宏观调控措施来控制投资过热，这其实是政府的左右手在互搏。当然，这些宏观调控自然也会殃及非国有经济，虽然它们不是肇事者，事实上是国有企业对非国有企业的一种间接挤压。
　　再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2002年 以来，我国的民营资本开始尝试向上游及重型化方向发展，但遭遇到政府宏观调控、行政指令以及垄断部门的围困和堵截，最终铩羽而归。与之相对应的，却是垄断国企在行业扩张以及“整合”的过程中，不断挤压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有的民营企业则甚至遭到了被“收编”的命运。这种“国进民退”现象是否违背了我们的改革目标和发展方向呢?
　　总之，从微观层面看，行政垄断不但阻碍了市场机制的实现，降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还造成了一系列的不公平。从宏观层面看，行政垄断则是加剧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即便国际金融危机不爆发，上述问题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否则很难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本质上讲，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就是把已经存在的问题充分暴露出来。因此，解决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困难，绝不能仅仅从宏观经济政策层面人手，而需要更多地通过加快改革来实现。因为我国经济面临的诸多问题都不是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周期问题，而是发展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体制和结构方面的问题，以及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权利、义务以及公平、效率等方面的问题。
　　
　　苦口良药：“国退民进”意义
　　
　　任何一次危机，所带来的都不仅仅只是挑战，还有革新和突破的机会。从积极的角度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给了我们发现和解决那些在繁荣时期被掩盖和忽略的问题的机会。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政府出台的应对危机的措施，几乎全部都是基于眼前的短期行为，有的甚至与我们的长期发展方向相违背。4万亿元的财政支出，似乎就是专门为购买垄断国企尤其是央企的产品和服务而量身打造的，其中只会有极少部分成为民间部门和居民的收入，因此，这4万亿元的财政支出扩大的是本来就已经占总需求很大比重的投资支出，对消费需求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再加上力度超过常规的信贷支持，垄断国企在经济逆境下不退反进，实现了扩张，而民营经济则相对萎缩。这可以在最新的宏观经济数据中得到印证，今年1一4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比增幅为30.5％，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增幅高达39.3％，与民间投资关系密切的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速只有4.9％，“国热民冷”十分明显。
　　出口锐减，就业形势变得十分严峻，年初之所以提出的“保8”作为今年政府经济工作的首要目标，主要还是为了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以目前的政策力度来看，“保8”目标或许能够实现，但是，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这一目标实现起来难度较大，原因是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上游产业，就业吸纳能力较差。毕竟靠政策拉动实现的“8％”的增长同自然状态下同样速度的增长所能创造的就业数量是不可能一样的。
　　最近，温家宝总理曾向外界表示，我国应对金融危机不止4万亿元投资计划。那么除了投资计划外，我们还有没有更好的应对方式呢?答案是肯定的，最有效的方式应是通过推动“国退民进”来实现宏观经济短期目标与经济发展中长期目标之间的统一。这里的“国退民进”有层含义：
　　其一是在国民收入分配领域中的“国退民进”，应大幅提高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尤其是城镇中低收入者和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只有增加居民收入，才有可能扩大消费需求，只有扩大消费需求才能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应加快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现代经济理论和发达国家的经验都已证明，建立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同时也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一个牢靠的根基和保障。在这方面，我国具备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那便是庞大的国有企业利润可以为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主要的资金来源。
　　其二是在行政垄断行业领域，应当尽快破除目前行政垄断各行业中的绝大部分行业的行政进入壁垒，让民间资本至少有机会平等参与行业竞争，这不但可以释放相当一部分民间投资需求，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还有助于逐步实现市场机制在这些领域中发挥主导作用，使扭曲的要素和资源价格得到纠正，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诚然，上述两种“国退民进”的做法都会触及强势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从而不易推行，但是，我国经济中存在的这些尖锐问题，现在不解决，将来也必须要解决，早解决可能代价更小。眼下正值危机，如果决策层拿出智慧和勇气，用改革的思路来应对危机，那么这次危机就真的变成一次机会。如果我们仅仅用宏观调控的思路来应对这次危机，那么危机或许还远远没有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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