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气短深陷“口头表扬”时代_口头表扬

　　为见义勇为立法，其意义不仅在于使见义勇为者个人合法权益得到保护，更在于增强人们的社会安全感。有了安全感，见义勇为才能够多起来，这样的良性循环才应是法治社会追求的终极目标。
　　
　　事件回放：
　　2010年3月19日晚，浙江省嘉兴市洪合镇，近11点钟听闻邻居“抓小偷”的呼救声，俞文华奋力追赶，可就在瞬间，他被一辆货车撞倒，造成其特重型颅脑损伤、脑干损伤，是一起重大交通事故。经事故认定，俞文华和司机叶某负事故的同等责任。经法医鉴定，俞文华所受之伤已构成一级伤残：
　　2011年2月23日，俞文华妻子宋惠萍将太平洋保险嘉兴公司、诚兴公司及司机叶某告上法庭，以做后续治疗为由索赔357万多元。5月10日，俞文华巨额索赔案一审宣判，原告俞文华获赔共计1061962.32元。
　　依笔者之见，俞文华案的百万赔偿金额虽然创了纪录，但其实质是按照交通事故索赔处理，而非从法律层面对见义勇为行为的直接补偿或权益维护，一个歪打正着的乌龙而已。
　　众所周知，见义勇为受到褒扬的原因之一，就是实施救助者都冒着较大的人身危险，在明知很可能遭受巨大伤害，如伤残，甚至献出生命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这也是与一般的助人为乐相比，更加体现出见义勇为者超出常人的思想境界所在。
　　自古以来，见义勇为就是被人们推崇的一种高尚情怀。《论语?为政》中有“见义不为，无勇也”，《宋史?欧阳修传》中载有：“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气自若也”。然而，现代社会“见义勇为”作为一个专门的法律概念，却没有它在道德层面所具有的绝对崇高地位。
　　何谓“见义勇为”?见义勇为是否要事迹突出?致伤、致残后谁来赔偿?
　　当一系列实际问题都没有确切说法的时候，各路英雄好汉感受到的不是褒奖，而是无奈，甚至是后晦。
　　2005年8月4日，广西南宁市宾阳县，因见义勇为多处负伤的英雄韦兆安，时隔一年多后因伤痛缠身，穷困潦倒，在医院19层跳楼身亡，结束了25岁的年轻生命。
　　2006年9月，安徽省蚌埠市的尤廷军因见义勇为留下终身残疾17年后，终于得到了官方的“见义勇为称号”。随后，因尤廷军是退休人员，不符合当地“为维护社会治安同犯罪分子进行斗争致残的无工作单位人员”的要求，直至2010年1月。尤廷军仍无法“评残”、办理抚恤手续。
　　2010年8月，到郑州打工的胡健年仅18岁，为救两名溺水男孩不幸身亡，事后被救者及其家属却悄然消失。
　　就在2010年底，浙江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对该省13批受表彰的省级见义勇为勇士、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和他们的家庭情况展开调查。结果显示，因见义勇为牺牲的70多人中，被评为烈士的只有8人，有助学、就业、医疗等需求的家庭占7成以上，家庭生存状况堪忧。
　　英雄们纷纷悲惨收场，让更多人在危机时刻“理智”地选择袖手旁观，登峰造极的便是“范跑跑主义”，人们普遍感觉缺乏安全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为见义勇为立法，其意义不仅在于使见义勇为者个人合法权益得到保护，更在于增强人们的社会安全感。没有了后顾之忧，见义勇为才能多起来，这样的良性循环才应是法治社会追求的终极目标。
　　笔者以为，只有在充分保障了见义勇为者发生意外后的医疗、抚恤，以及丧失劳动能力后的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再对见义勇为的行为从法律层面做出褒扬、鼓励，才是切实地体现法律扬善避恶的价值理念，体现法的公平和正义。
　　众所周知，法律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我们无法要求所有人都能够做到见义勇为，但是“道德可加以普遍化的特征，内在地要求把人人能够做得到的道德法律化”。面对负伤英雄，相关部门不准推诿。见义勇为者是否可享同级劳模待遇?见义勇为者是否可享受更多的社会便利?只有提供了实现社会正义的法律形式，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可才真正落到实处，法律对这种富有道德性的行为的鼓励才真正起作用。
　　目前，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地区出台了与见义勇为相关的地方性法规或规童，但其中叠床架屋、彼此矛盾的情况并不少见，导致保障措施的事实和救助机制无法满足实际需求。
　　我国对见义勇为行为的立法还陷于“口头表扬”的阶段，对见义勇为者提供的法律救济甚至低于社会救助的一般水平，且偶发性、随意性很强，见义勇为的表面光鲜正是形式正义表象之下，对实质正义的巨大背离。英雄末路，最是叫人黯然伤神，英雄流血又流泪，说了多少年，还要再说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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