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交好两千年掠影 长生两千年

　　编者按: 　　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从中国青岛到日本福冈的直线距离仅945公里,神州赤县与东瀛扶桑密切对望、晴雨互知。两国两千年的交流,有徐福东渡、使者往来的佳话,可谓“同文同种”,另一面也暗潮涌动、时而兵戎相向,徊于历史的十字路口。日本民族最为突出的性格是崇强鄙弱,遵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日本以弱小夷狄身份纳入到中国的朝贡体系。自圣德太子始,日本派出留学人员前往中国学习,而中国相应回访,这一互动在唐全盛时期同步达到了鼎盛。日本就此拷贝了几近全套中国制度文化在岛上践行,而随着唐朝中期以后的衰落以及学习完成,日本方面也审时停止了留学生交流。
　　近代到来,日本迅速确定了新的学习对象,进行“明治维新”以脱亚入欧。而闭关自守的旧中国被狂热追求资源的日本军国所践踏。中日关系发生了彻底逆转。
　　但值得欣慰的是,两国民间的友好交流与和平努力一直延续。晚清及民国,中国革命思潮源起大部分在日本。日本民间对中国留学生及革命人士的支持力度是世界各国罕见的。同是这种民间力量,在半个多世纪后推动了友好和约的缔结。
　　二战后国际格局变动,中国政治地位不断上升。紧随中美破冰之旅,中日在官方主导与民间推动下恢复了正常邦交。“一强一弱”的利益格局得到了有效缓和。纵使不和谐声音仍在,矛盾间歇性爆发,仅就中国而言,所迫切需要的仍是虚心学习,发展实力,使两国早日进入“两强”的双赢博弈局面。
　　延绵两千多年的中日关系,周恩来曾用“2000年友好, 50年对立”予以精辟概括。纵览两千年,“和则两利,斗则两败俱伤”已逐渐成为共识。和平友好作为历史的主基调,已是两国民众鉴古察今后的共同愿景。
　　
　　同居远东,“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既有同文同种、友好往来,又有反目成仇、剑拔弩张的时段,中日两千年来关系路线图的走势,则与双方民族性及利益格局密不可分。但和则两利,斗则两败俱伤,已逐渐成为两国民众共识,和平友好成为鉴古察今的朴素愿景。
　　
　　徐福东渡:带三千童男童女漂洋过海
　　
　　2007年,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应邀参加了在江苏赣榆举行的“徐福节”,声称“羽田家族之根来自中国”,并为此感到骄傲。日语中“羽田”与“秦”发音相同,追根溯源其祖先姓秦,随徐福一起东渡至日本。虽未经严格考证,但至少可见徐福东渡对中日两国影响之深。
　　司马迁《史记》中记载最早:传说秦始皇东巡时见海市蜃楼,徐福于是上书,建议委任自己率团前往海中蓬莱、方丈、瀛州三座神山去求仙问药,秦始皇依准。前两次无功而返,公元前210年,徐福第三次满载童男童女、技工艺师、稻种医药驱舟远去,到了温瑞宜人的“平原广泽”之地,不复思归。
　　司马迁曾到过徐福的故乡,东渡不过发生在几十年前。遗憾的是,《史记》没有记载徐福渡海后所到的确切地点。而日本和歌山县编撰的《和歌山县史迹名所志》则言之凿凿:“秦徐福之墓在新宫町。”这里每年都要举行祭祀徐福的活动。在佐贺的金立市乡村里,徐福作为一个知识和医药之神受到人们的膜拜。当地还流传徐福与土著酋长女儿的爱情故事。富士山地区则传说他死后变成一只仙鹤,经常依恋盘旋在原野上空。
　　诸多文献、史迹,都为徐福东渡到达日本这一千古传奇提供了佐证。徐福不但把上千名中国人带去了日本,同时把中国的农作物种子和各种工艺、文化典籍带到了日本。原来以渔猎和采集经济为主的日本,很快出现了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耕文化和铁器、青铜器文化。这说明了徐福东渡对日本的巨大影响。我们可以把徐福看作是中日友好交流中有名字可考的首位重要使者,是中国文化对日本产生重要影响的第一位杰出人物。
　　
　　圣德太子与遣隋使:汲取隋朝先进文化
　　
　　圣德太子在日本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他的故事在后世的影视文学中被戏说不休,连《搞笑动漫日和》里都会开他的玩笑。圣德太子观察到隋王朝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为了迅速汲取大陆文化,充实国力,也为了摆脱与大陆交往中历来的屈从地位,607年,他派遣使臣小野妹子第一次出使隋朝。其所携国书中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字样,语多傲慢,有人甚至担心隋帝看后会大怒并斩杀来使。出于远交近攻的外交需要,隋炀帝尽管心中不快,最终还是接待来使,并于次年派出了使臣回访日本。小野妹子随回访团一起回到日本,并声称隋朝的国书在途中不慎丢失,而这其中很可能包含了对日方敏感字样的批评。从而巧妙避免了可能由国书引发的紧张关系,促成了回访成功。
　　公元609年,小野妹子受圣德太子之命第二次出使隋朝,这次带来的国书更进一层,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显示出与强大隋朝分庭抗礼的野心和姿态。这次还带来了一群留学生与学问僧,这也是日本向中国派遣留学生的开端。这些使节、留学生和学问僧长期在中国生活学习,直至充分掌握中国的文化制度后方才回国。这些人在日本日后的“大化改新”发挥了巨大作用。圣德太子后来制定的融会着中国经史的《十七条宪法》以及之后“大化革新”的实践,使日本以一个全新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遣唐使:古代中日文化交流高潮
　　
　　唐帝国的版图进一步扩张,政经文化全面开花,呈现一派中国古代罕有的盛世局面。这自然给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各国施以积极影响。两国使节往来络绎不绝,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进入了一个高潮。
　　自630年至894年的二百余年间,日本共任命遣唐使达19次,正式派遣而到达唐朝的共有13次。他们中的不少人留唐长达二、三十年,但随着唐的由盛转衰,开始出现逐渐缩短的倾向,到了末期更是明显缩短为一、两年,其大部分原因是贪婪地吸收中国文化的风气已经开始衰退。
　　遣唐使的使命在于学习唐朝的先进文明,将其施用于当时的日本改革,从体制到民俗建筑,基本上全套袭自唐制。今天中国的西安街头,已经很难寻觅到当年长安的清晰轮廓了,而日本京都当年就是按照长安的结构和建筑规划建设起来的城市,至今保存完好。
　　众多遣唐使当中,阿倍仲麻吕对中日文化交流贡献最为卓著。他19岁时随第七批遣唐使来中国,当时正逢“开元盛世”,他入太学学习,通过科举成为了唐朝的官吏,最终官至秘书监(相当于国立图书馆馆长)。他交游广泛,与唐朝诗人李白、王维等结成莫逆之交。当年老后,他思乡心切,决定随唐朝回访团一起返回自己阔别几十年的土地。
　　王维听说他要回国,曾写下充满惜别之情的《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后来他乘坐的船只在海上遭遇风暴,大诗人李白以为他已遇难,悲痛地写下了“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的诗句。幸而船只漂流至越南,阿倍仲麻吕得以生还,回到唐朝。晚年他逝世于长安,埋骨唐土,在中日两国历史上被引为佳话。
　　
　　鉴真东渡 :日本律宗开山祖师
　　
　　在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频繁往来之时,一批中国的僧人也东渡弘法,传播盛唐文化,对日本文化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这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鉴真法师。
　　鉴真法师渡日之前,在中国律宗的领域早已是声望极高的高僧,受日本僧人强力邀请,决定东渡至日本传戒。他十二年间六次东渡、历尽磨难,双目失明,几遭牢狱之灾,两逢海难,有一次甚至漂流到了海南,然而这些都无法抵挡他不屈不挠的精神。753年,日本遣唐使来到扬州,再次恳请鉴真东渡。当时唐玄宗信奉道教,不许鉴真出海,鉴真便秘密搭遣唐使大船第六次东渡,终于抵达日本,时年67岁。
　　鉴真受到天皇的盛大礼遇。他将律宗传至日本,成为日本律宗开山祖师。他在东大寺中起坛,为皇族和僧侣约500人授戒。他还建起了奈良的唐招提寺。756年,鉴真被封为“大僧都”,统领日本所有僧尼,在日本建立了正规的戒律制度。
　　他从中国带至日本的学问僧和艺术家为日本佛教理论和艺术的发展做出毕生贡献,许多人在日本度过余生。鉴真虽双目俱盲,但凭嗅觉鉴定药物,为日本民众看病,治愈疑难病症,他还带去了一批有专业知识人材,在佛教、医药、书法等方面,对于日本都有深远的影响。763年5月,鉴真以76岁高龄在奈良圆寂。临终前由其弟子为其塑成的像,形神兼备,传达出其不凡意志和风度,是一件珍贵的艺术杰作,被日本人民奉为“国宝”。
　　1965年,日本人民在鉴真登陆的地方建立了鉴真大师纪念碑。1980年4月,鉴真像在唐招提寺住持森本长老陪同下前往扬州和北京展出。为纪念鉴真像“回国探亲”,当时的日本裕仁天皇特意向唐招提寺赠送了一只香炉。
　　
　　福泽谕吉:脱亚入欧,鼓动扩张
　　
　　一般国家的纸币上,都是印着开国之父或历史名君的头像,但日本却有些特别,在最高面值的万元大钞上面印的头像是穿和服的福泽谕吉(1834―1901年),而他对于日本的影响确实异常深远。
　　福泽谕吉,日本近代维新派的精神领袖,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正是他不遗余力推动和促成了“明治维新”,也奠定了日本一个多世纪“脱亚入欧”国策的思想理论基础。他生于日本一个下级武士家庭,在年轻时三次出访欧美,在目睹了欧美列强的坚船利炮、富国强兵和工商繁荣后,反思东方的没落,遂萌生“脱亚入欧”的思想。福泽谕吉明确提出,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摆脱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体系,使日本成为欧洲型的民族国家。他的著作《劝学篇》振聋发聩,轰动一时,甚至深刻地影响维新政府的政策。国民几乎人手一部,视其为金科玉律。
　　当然,在中日关系领域,福泽谕吉的影响是非常负面的。他竭力鼓吹了民族沙文主义和皇权思想,认为不接受西方文明的种族就是劣等民族。劣等民族就没有生存的权利。福泽谕吉甚至在文章中用“丑类”、“乌合草贼”、“狂暴土匪”等极尽蔑视的词语形容中国人,公然鼓吹“诛杀丑类,一个不留”,“蹂躏支那帝国四百余州”。甲午战争中日军旅顺屠城,福泽谕吉闻讯竟然狂喜,不禁带领学生游行到达日本皇宫,高呼“万岁”。
　　1901年2月3日,福泽谕吉因脑溢血症复发去世,引得举国震动,他所设计的军国道路轨迹流传下来。日本的战略家们更是秉承其思想,不断研究和制订灭亡中国的周密计划。1927年,田中义一制订的占满蒙、灭中国的详细计划,对中国研究细致程度与计划之险恶周密,令人吃惊。日本在做着文明梦的同时,也将杀戮与掠夺恣意扩张到了友好邻邦,并最终导致了二战中亚洲特别是中国战场的生灵涂炭。
　　
　　晚清与民国留学生:
　　革命思潮源自日本
　　
　　近代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趋向更多是中国向日本学习。自甲午战争之后,晚清痛定思痛,欲以变革度过劫波,认识到人才的重要,而日本成功的教育经验开始为晚清当局所重视。如实藤惠秀所说:“想速成地学习正在消化西方文化的日本,以便能够立即应用。日本可以说是被选作临时教员。”
　　从1896年中国派出首批留学生开始到1930年间,先后有数十万中国留学生赴日本学习,许多中国官员学者赴日考察新政。同时日本亦有不少教师学者来华。特别是当慈禧太后废除了科举制度后,中国留日学生人数进入高潮。当时的留日学生学习的内容方方面面,但以法律、政治、军事为多。代表人物从早期的康有为开始,到黄兴、宋教仁、秋瑾、徐锡麟、蔡锷、蒋介石、周恩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董必武、彭湃、阎锡山、何应钦、郭沫若、郁达夫、田汉、夏衍等等。
　　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都与日本人士结下了莫逆之交。而国父孙中山与宫崎滔天的友谊,尤其值得大书一笔。孙文自1895年首次来日后频繁来访,在这期间,宫崎滔天竭力帮助孙中山,甚至丢下了妻儿,作为说唱艺人而到各地演出筹款。他不仅将孙中山引荐给日本政经界要人,还将革命志士黄兴引荐给孙中山相识,为即将成立的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夯实基础。早期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也都是在日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可以说,中国晚清以来的革命思潮起源就在日本。
　　
　　老兵东史郎:日本二战忏悔的代表
　　1912年出生的东史郎,1937年应征参加了侵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亲身参加了南京大屠杀,双手曾沾上了鲜血。战后,东史郎对自己的加害行为充满悔恨,幡然醒悟,站出来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真诚地向中国人民反省谢罪,在日本各地集会上发表演讲,揭露日军暴行。1987年,他公开了自己的战时日记《东史郎日记》。此后曾7次到南京谢罪。
　　在日记中,他揭露日军当年的残暴行径。面对日本右翼的责问与恐吓,东史郎不怕围攻、谩骂和威胁,一直顽强地坚持着忏悔之路。右翼势力在东史郎家门口焚烧物品,并且用高音喇叭骚扰他家,他都不为此退缩。他曾长跪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并对每一个见到的中国人鞠躬谢罪,表达他的忏悔。
　　2006年1月,东史郎在日本京都府因病逝世,享年95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立即给东史郎先生的亲属及支援会发去了唁电。他的真诚忏悔,不仅得到了中国人的原谅,更赢得了对他信心与勇气的尊敬。这一切,使得他成为战后几十年来日方民间忏悔谢罪的代表,修补中日历史创痕的民间友好大使。
　　
　　田中角荣: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
　　
　　二战后,日本佐藤荣内阁长期追随冷战政策,阻挠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两国战争状态实际上并未结束。而随着国际局势变化,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访华,这使长期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佐藤内阁十分被动,对华政策走进了死胡同。日本国民与在野党要求与中国恢复邦交的呼声日益高涨。
　　出身于农村,有政治远见和勇气的田中角荣取代佐藤出任首相,上任当天他发表讲话说:“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下,应该加速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强有力地开展和平外交。”并明确提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正在成熟”。
　　1972年7月,田中内阁召开会议并通过文件说:“为了谋求邦交正常化,日中政府间开始进行负责的会谈,是当务之急。”9月25日,田中首相和大平正芳外相访华,经过中日双方会谈,于29日发表了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启程访华之前,田中角荣收到许多右翼以死亡相威胁的恐怖电话,有人甚至扬言:除非乘直升飞机,否则他将寸步难行。访华回国后,在两院大会上,他仍然受到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围攻,被许多议员骂作“国贼”。女儿田中真纪子从十四五岁起,平时出访必陪他身旁,但这次被父亲严厉拒绝。据说田中角荣曾对她说:“万一我被刺死,你千万不要惊慌失措,而要镇定地处理后事。我此行意义极为重大,是为了在不久的将来中日普通国民能够自由往来。我是为实现这样的时代而去!为坚定自己的政见而去!”
　　田中的果断行动受到了中方的友好回应。会谈期间,田中首相题了日本圣德太子的名言“信为万事之本”相赠,周总理则以孔子的“言必信,行必果”回赠。国家互信,成为下一步中日友好关系得以存续发展的基石。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及几年之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生效,也终使两国损失了千百万人的生命、蒙受了巨量财富损失的战争状态在法理上名副其实地结束。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日本影响力之电视节目:随处可见中国“克隆”版
　　日本是世界人均看电视时间最长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电视科教节目占电视节目比重最大的国家。电视对日本国民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同样如此,打开电视机,你很容易看到日本电视节目在中国的“克隆”。曾在大陆荧屏上火极一时的恋爱婚配类节目(如《玫瑰之约》),综艺娱乐性节目(如《快乐大本营》),鉴宝类节目(如《鉴宝》)都是照搬自日本。
　　
　　日本影响力之速食食品 :图的就是省事和快
　　速食食品是为了适应日本上班族高效率快节奏生活而发明的,当然东西最好能拿出来就可以吃喝。方便面是1958年安藤百福于日本大阪府池田市发明的。安藤百福在发明方便面后,创立日清食品公司,贩售“鸡汤拉面”口味方便面。中国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从日本引进了一百多条生产线开工生产,刚开始的方便面甚至成了要加收粮票才能买的奢侈品。而如今中国方便面的产量已经占到了世界的二分之一。
　　又如速溶咖啡产生于1899年。由发明真空干燥法的日本人加藤觉博士所发明。那时日本的咖啡需求量不大,为寻求市场,他到美国取得专利权,而打开了销路。今天面对中国年轻群体这样一个消费速溶咖啡的巨大市场,固执如星巴克也是无法保持淡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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