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大后》电影免费_长大未成人,青春期的国

　　我们以大国自居,却总以黑压压的群体像或领袖形像出现,缺少每个个性伸展的、清晰的中国人面孔。我们不用担心缺少言论自由,可怕的是没有了独立的思维,有了言论自由的机会,又有何用。学会质疑,学会独立思考,才是真正有担当、有独立人格的国人形象。也许那时我们也会出现几个思想大家,打破撒切尔夫人的预言: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
　　
　　整个世界,可能没有一个民族有着中国人这么强烈的大国梦。
　　它来自先祖的理想,“我乃中央之国”,中国之中,意为天下之中。中者,中央。天下,普天之下。“所谓中国,中央之国,统摄八荒”,“我自是天朝上国”,“抚平四夷,万国来朝,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孔孟之道赋予我们一种文化优越感,汉唐气魄赐予我们与生俱来的底气。
　　
　　大国复兴,少年中国的夙愿
　　大国梦,我们已经做了几千年。而至清朝,雍正废止西学,指南针止用于航海巡游,以“骑射为本”,火药止用于炮竹,走向下坡路朝代的士大夫却仍操弄着八股文,停留在“咱们大清,天朝上国,礼仪之邦”的思维中。
　　1793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访华,中西外交史上第一次正式接触,士大夫死谏都要让马戛尔尼行跪拜的君臣之礼。乾隆秉承着“厚往薄来”才能显示天朝怀柔远人的优势,见不得英国带来的进贡之礼太丰厚、太高科技,夺走了他 “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一怒之下,当夜驱逐马戛尔尼,闭关锁国也由此开始了。
　　150年里,满清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马戛尔尼说,“当我们英国人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这时的中国有如怀揣着祖宗八辈子传下来的金银珠宝的“野小子”,在泥坑里将自己裹成“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1840年开始,其后100多年的时间里,“野小子”果然饱受欺凌。
　　中国被坚船利炮轰炸撕裂的同时,西方的“民主”、“科学”之风也在炮烟中弥散。《新青年》发起者李大钊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以类似于梁启超的文风,描绘和呼吁要埋葬“自首中国”、“僵死中国”,创造新的、屹立于世界的“青春中国”,尽情讴歌与呼唤“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青春中国之再生”,流露出终结旧时代,对未来中国的呼唤。
　　至20世纪初,号称“政治革命运动”的YOUNG CHINA PARTY在中国崛起,有人把它译作“少年中国党”,有人把它译作“兴中会”,孙文把中国带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里,他的理想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振兴大国的梦依在。只是他播下龙种,收获跳蚤,“民国”只是作为“帝国”的变种存在。
　　外战、内战、外战、内战,到新中国成立时,这个自满清一路落魄的“野小子”已是一穷二白。幸运的是,“野小子”在战斗中成长,有了回击的气概,小米加步枪,毛泽东却能带领中国人民打赢了朝鲜战争,把美军从鸭绿江边赶到了三八线以南;越南战争就更绝了,比朝鲜战争大大减少了伤亡,而且战果辉煌。此后美国承认中国的政治地位,支持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
　　中国被外侮欺凌的百年屈辱史成了一种巨大的仇恨,“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所以急于复仇,急于改写历史,以实现民族复兴、大国崛起,成为少年中国的心结;也正是因为心态的不成熟,为了实现大国梦、强国梦,以及“最先进国家”的梦想,一味地追求经济建设的高速度,变成了“大跃进”。
　　大国梦依在,只是实现方式要有改变。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经济迅速增长,市场丰富了,温饱解决了,电灯电话早就成了凡间之物,手机好几亿、汽车遍地跑,中国在跑步进入小康,这时中国人的大国梦又复苏了,“金砖四国”、“世界工厂”、“GDP第二”,再至蜂拥而起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
　　中国成长得太快,我们是“总值大国、消费大国”,但我们也是“人均小国、生态小国”。中国人的大国梦像是青春期的烦恼,又如正在升腾的热气球,真实中似乎又有着虚幻。我们似乎要开始重新思考大国是什么?除去经济数据上的支撑,政治实力上的积聚、军事技术上的壮大,我们是否做好了心理上的准备,思想上的认识。大国也许还意味着气度,风貌,还有平和、和谐的心态。
　　
　　大国寡民难以担当重责
　　30年的对外开放,中国壮大起来了。但面对着国际上或“棒杀”或“捧杀”的言论,我们仍需看到自己的问题所在。
　　1990年,在美国佛罗里达举行的世界友好运动会上夺冠的伏明霞出席赛后发布会,她从教练和领队那里得到指示,无论外国记者问什么,一律回答“不知道”。队里的考虑是,让一个10岁出头的孩子面对美联社、路透社,万一说错话怎么办?因此当面对记者“你训练得苦不苦?”“你想不想爸爸妈妈?”“你今年多大?”一连3个问题时,伏明霞均以“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作答。于是,《一个只会说“不知道”的中国姑娘获得了世界冠军》成了美国一家报纸的标题。
　　2010年,在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150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周洋打破奥运会纪录并夺得冠军,赛后一句“会让我爸妈生活得更好”的感言,被认为充满人性打动了很多人;但也正是这句话,把她推到了风口浪尖。
　　体育场上,国际赛场上的中国运动员是为国家事业征战的士兵。如果比赛失败,不仅会让运动员本人感到沮丧,也会让国家蒙羞;如果比赛胜利,那也需要先感谢国家,再感谢父母,否则被视为缺少德育。周洋先感谢了父母,便有了这样的教训。
　　我们以大国自居,却总以黑压压的群体像或领袖形像出现,缺少每个个性伸展的、清晰的中国人面孔。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国古代篇》中如此写道:“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人与人的关系就像家庭关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的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如同严父,为政府的基础。臣民的精神――他们像孩童一般不敢越出家族的伦理原则,也不能自行取得独立和公民的自由。”
　　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无形中培育出国人的顺从,这不单在古代,现今不少“父母官”也将此作为戒条推及他人。最有名的是,在看待郑州市一块经济适用房用地被开发商建起连体别墅和楼中楼问题时,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的那句,“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
　　
　　学会质疑,也是学会独立
　　完全顺从并非一个成熟的个体所为,明白“个人意志的自我反省和‘实体’(消灭个人意志的权利)存在对峙”,在黑格尔看来,这是一个独立人格的表现。
　　张悟本、李一盛极一时,养生乱象的背后正是国人缺少对权威的质疑,盲目顺从。2010年,在壹加壹公益基金年会上,创办人李连杰受到追访,人群中有人问道:“李连杰,你是不是党员?”全场被这个问题“雷”到了,后来,那个记者补充了一句:“我是《人民日报》的。”大伙恍然大悟,接受了这种党派划分的简易思维问题。另有一次团队活动中,有新加入媒体的名牌学校毕业记者满脸疑惑问道:“国家和政府有区别吗?”要么历史没学好,要么思维被驯化了。国民不用担心缺少言论自由,可怕的是没有独立思维,有了言论自由的机会又有何用。
　　这也正解释了,为何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在其16分钟、2800余字的2010级本科生开学典礼讲话稿中,先后82次谈及学生要学会质疑,哪怕是质疑学校和校长。李培根的演讲通过网络被广为转载,引发了大众对大学精神和国民素质发展方向的思考。排除为质疑而质疑,往往我们因顺从而被扼制住了创造力,“质疑是创造的基础”。
　　现今,我们知道质疑周洋没有先感谢国家的官方批评、知道谴责严重畸形权力观的官员逯军。“当质疑的利剑高悬,学校就永远不会忘记‘以学生为本’。学校也会在质疑中前进,在批判中成长,在质疑与批判中步入一流。”国家又何尝不是在质疑中步入一流,也许那时我们也会出现几个思想大家,打破撒切尔夫人的预言: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
　　
　　让公民社会茁壮成长
　　不能否认中国现今仍处在这样一个社会:爱搞大型群众活动。2008年办奥运会,2009年举行60周年国庆,2010年搞世博会、亚运会。我们通过申请、承办世界上很多大项目,来维护我们的国家形象。政府一声令下,四面八方的救援齐聚汶川,北京奥运成为全民志愿行动,连街头大妈对志愿者这一新名词都了如指掌。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如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在其《不可思议的年代――面对新世界必须具备的关键概念》书中所说,“应对生化危机的最好办法,或许不是准备各种备用的疫苗,而是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公共卫生体系;预防地震最好的办法,可能不是投入更多的资源去预测地震,而是让靠近震区的社区更加灵活、更加团结,自救往往是最快的。”
　　北京奥运会后,北京团市委积极地让奥运志愿服务成果向全社会转化,让民间NGO发挥作用的最好办法,不是政府统一管理,而是下放管理权给志愿组织本身。
　　这就需要国民有能力自我监管,中国能真正成长为一个公民社会,大国梦就不遥远了。
　　
　　我们的大国梦
　　
　　“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让外国媒体惊呼,东方的睡狮醒来!韬光养晦、经济优先的时代,要挣钱不要斗争,成为全民信仰,黎民百姓开始关心茶叶蛋甚于原子弹,下海、炒股,用日新月异的三大件装饰新婚之家。
　　“做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特色的复兴之路在于“永远不称霸”、“和平崛起”,做负责任的大国。30年改革开放,给它打足底气,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差钱的同时,基尼系数和CPI也在毫不客气地爬坡,买不起房、住不起院、上不起学又给老百姓套上了紧箍咒。人总不能在自个的家里暂住,大国梦如果真的实现,恐怕还要配套的文化归属感和安全感。
　　“我天朝臣服万邦,大皇帝如天之仁”
　　即便是林则徐,也无法释怀“天朝上国”的幻觉,“世上最强大的国家”是无法与世界平等对话的。闭关自守的清王朝顽固地抱着自己“天朝上国”的幻觉,丧失了现代化的机会。“四方来仪”的神话最终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击了个粉碎,自负转而自卑,于是有了慈禧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要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思想主阵地《新青年》创刊辞中,呼唤中国接受“民主”与“科学”两大时代主张。五四学生运动则明确“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启蒙”与“救亡”主题并行,有力撼动封建正统,冀望建立真正的“少年中国”,“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一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肩负太多的崛起重任,以至于只争朝夕地投入到赶英超美的狂热之中,中国经济的大树被经常性地拔起重栽: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公社,伴随着政治动荡,在温饱未解决的情况下,仍视美帝、苏修为纸老虎,惦记着解放世界人民,将红旗插上各国的政府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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