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款奔驰g500【经济是奔驰,慈善是奥拓】

　　2007年5月,《福布斯》宣布:取消中国慈善榜。这是《福布斯》为中国富豪排名8年来,取消的第一张榜单。这几年的“中国内地人物创富榜”显示出,上榜富豪仍然是“两头冒尖”:一头是财富快速增长,一头是社会贡献不增反降。当年上榜的120位企业家的平均个人资产达到20多亿,比往年增加了2.2亿,增幅超过10%,但平均纳税额仅2.7亿,低于往年。
　　就在此前,被称为“奢侈节”的国际顶级私人物品展在2005年首次登陆中国,3天便成交2.5亿元,2006年短短4天成交5亿元,逐年翻倍上涨。
　　不少外国参展商对中国富豪的惊人购买力印象深刻,纷纷慨叹:“没想到中国富豪那么慷慨。”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富豪们在公益事业方面却鲜有慷慨之举。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显示,他们所获捐赠的70%都是来自国外和港台地区,国内富豪的捐赠仅占15%还不到。
　　有关机构在北京组织了一场慈善高尔夫球会,为孤寡老人筹集善款。预定被邀请来的210位各界名流在免费打完6个小时的高尔夫球后进行募捐,但令主办方没想到的是,当下午打完球赛真正开始募捐时,与会的名流突然走了近一半。更让主办方失望的是,原计划可以筹集到上千万元善款,结果却只有100万元,这其中还包括一名企业家以个人名义捐赠的80万元人民币。
　　而在美国,每年通过捐赠而获得的慈善资金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以1992年为例,全美国当年的慈善捐款共达l243亿美元,其中来自个人的达992亿美元。而最富有的美国人中20%所捐赠的钱,占了全部慈善款的三分之二。这一对比充分地显示出内地富人离“慈善”还有不短的距离。
　　为何富人都是“铁公鸡”?我们不能说中国的富人“为富不仁”,但“很慈善”的富人的确不多。这些老板们心里想着啥?
　　
　　捐钱招麻烦
　　连续三年入选福布斯富豪排行榜的河北民营企业家杨卓舒在接受采访时道出了心里话:“走正道的企业家们积累财富非常艰辛,他们不愿捐献很正常。在这样的机制下,慈善行为只能是畸形的,很难产生大慈善家。”对于中国社会的潜规则,他有清醒认识,“在中国办企业,想安全你就不能太干净;想彻底地安全,又不能太不干净”。潜台词是,利润率较低以及市场生态的险恶,逼迫富豪们缺乏更大的信心和动力,企业行为的短期化也就不可避免。而对慈善捐赠,也便“逢场作戏”。
　　企业家中有一种说法,“我认为,只要我守法经营,给社会创造财富,增加就业机会,这就是最大的慈善。”认为办好企业本身就是很好的慈善方式的,在中国富豪中并非少数。搜狐CEO张朝阳也持同一观点:“至于富豪是不是要做很多其他的事情来尽自己的社会责任,比如投身慈善事业,我觉得那完全是个人的选择。一个企业家能够为经济做贡献,创造就业机会,纳税,这才是他的本分。如果不专心做这些,有了钱去捐献,那只是小的贡献。”
　　有意思的是,在张朝阳自己创办的搜狐网上,他的这一观点遭到了网友们的无情批驳:此话看似有道理,其实不然。富豪做老板开工厂,平民做工人出气力,完全是基于契约的互利行为,谈不上谁“慈善”谁。工厂为国家纳税,富豪因为出资成为纳税人,工人因为出力而成为纳税人,一样光荣,谈不上谁比谁高贵。如果富豪因为创造了就业机会就可以称为慈善的话,工人创造财富使富豪衣食无忧,更是不折不扣的大慈善家。
　　也有富人表示惧怕“捐钱招麻烦”,如果你一捐就是上百万,催债的人来了,化缘的人来了,没完没了。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邓伟志提出了不同看法:“怕露富仅仅只是个借口,你有多少财产都是明摆在那里的。对中国慈善机构的不信任,也是很不客观的,即使曾出现过慈善捐助没有落实的情况,但那也只是极少数,你不得不承认,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慈善机构是信得过的吧。”
　　还有企业家认为,税收减免政策跟不上,所以不做公益。但实际根据有关法律,个人向慈善事业的捐赠减免其应纳税所得额的30%,企业减免3%。虽然减税手续现在麻烦些,但并非不减税。如果单纯为减税而做慈善,那更非真正的慈爱之心了。
　　
　　掏完钱,拍拍屁股走人
　　“你捐了么?”已成汶川震灾后国人一句最流行的话语。调查结果显示,半数以上企业在2008年井喷式的捐赠后,2009年后便无任何公益计划,这种“一次性”公益,缺乏持续的投入,企业参与公益事业的效果因而大打折扣。
　　国内某专业调查显示,国内95%以上的企业家认为,做公益就是以公司名义捐款捐物,组织员工捐款、做义工或志愿者;有99%以上的企业家不了解公益事业是一个很大的产业。
　　从现代慈善行为看,其内涵也远远超越了捐款,而是包含多种公益行为,除了巨额捐款,它还包括小额捐助、物品援助、义工活动、慈善观普及等内容。随着公益事业的发展,目前已经开始出现形式多样的企业公益活动,如联想的“公益创投”,腾讯的“新乡村建设”等,不仅带动了公益事业的发展,也树立了企业的公众形象,企业在付出的同时,也有相应的收获。
　　尤其重要之处,如果不能通过慈善者爱心的唤起,帮助被帮助者能力的成长与心灵的健康,很有可能会帮倒忙,即激发人的懒惰乃至贪婪之心。李嘉诚就认为,捐赠文化的核心,不是简单给钱给物,最紧要的是使捐赠对象有一个好的前途。
　　中国最大的民营制鞋企业之一奥康集团掌门人王振滔命名的王振滔慈善基金会曾捐助一个来自湖北麻城的姑娘毛迎。当她得到奥康大学生助学专项基金的帮助,顺利地踏进了大学校门,在班里担任班干部,由于工作的需要,用资助的钱买了一部小灵通。由于是受了捐助才买的小灵通,很长时间里,她都从不敢把小灵通拿出来公开用。她害怕别人说闲话。“叔叔,通过您的帮助我的学习成绩很好,现在担任班干部。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帮助,但是我们需要的不是施舍,我更多需要的是关心和帮助……”一位接受他资助的女大学生的诚恳的建议让王振滔顿悟:慈善不是简单的捐赠,更不是施舍,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平等的帮助。
　　显然,感恩、自修的心态再加上超越于金钱的各种爱的行为并且用智慧的心去做事情,才谈得上是伟大的慈善精神。今年82岁的华人巨富李嘉诚也自称有三个“儿子”,两个儿子是李泽钜和李泽楷,“第三个儿子”是以他名字命名的基金会。该基金会历年来捐款累计逾港币113亿元,而他手上至今戴着26美元一块的手表,“年薪”5000港币。“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对子孙也一样,否则“富不过三代”。
　　在这一领域中,跨国公司已经在改变以往企业捐赠的传统公益模式,走向公益创投、慈善创投,更加注重强调在技能方面,提供相关的培训。如GE公司提供了先进的技术和方案,为中国的能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做出贡献;飞利浦在云南历经三年多,建立了10所医疗站,培训了300名乡村医生。
　　
　　伪慈善,真营销
　　一家饭店打算资助15名贫困小学生,同时提出一个要求:在慈善募捐箱旁边设立一个公示栏,上面要有受助学生的照片、姓名,以及他们将来的志向。慈善基金会答复,公示未必恰当,饭店坚持要征求学生意见后再做决定。结果有5个孩子答应“公示”。基金会了解得知,15个孩子当中,这5个孩子的家庭经济条件尤为困难。在仪式上,5个孩子每人得到2000多元的助学金,但他们脸上却不见喜气。而在众多“非公示”捐助中,受助学生大多有说有笑。
　　某些企业在慈善捐助中掺杂了太多的功利。饭店需要“面子”,孩子们也需要“面子”,5个孩子长大后,又会有几人能对“饭店捐赠”留有美好记忆?
　　企业不应把慈善当作与政府、社会的一种交易行为,形成一种“捐利交易”、“捐名交易”。到哪一个地方,企业家给政府多少钱,名为捐助,实际上捐出的钱成了政府某些部门的小金库,而政府又通过税收或通过低价提供土地等方式,大规模的回报过去,这便称“捐利交易”。我们绝对不能把慈善当作与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交易行为。在中国目前阶段,企业家不应兼任任何慈善机构的负责人。现在不少非公募慈善基金会的“掌门人”都是由企业法人代表直接担任。这种做法既违背了有关法律法规,也不符合慈善的本来含义。
　　赞助的本质则是一种利益交换关系,因此赞助强调互利互惠,强调双赢。赞助方基于一定的商业目的,向被赞助方投入一定的资金、实物或人力支持,不是为了学雷锋、做好事,而是直接为了获取诸如冠名权、标志使用权等相应的权利回报。在此过程中,赞助方不仅注重品牌的树立,也注重经济效益,希望获得丰厚的营销回报。说白点,赞助往往要“有名有利”。
　　只要对公益有益,何必非把“义”和“利”对立起来?但是义、利如何双赢的确是个难题。“消费者购买多少产品,企业捐赠多少钱给慈善组织”,这种中国百姓熟知的活动,在营销专家的眼中,是企业的一种“善因营销”方式。“善因营销”的概念已经存在几十年了,是将企业与非营利机构,特别是慈善组织相结合,将产品销售与公益事业相结合,在为相关事业进行捐赠、资助其发展的同时,达到提高产品销售额,实现企业利润,改善企业的社会形象的目的。这个概念也慢慢地被诸多中国企业所接受。这种营销方式在企业中已经有蔚然成风之势。农夫山泉的“买一瓶水,捐一分钱”的“善因营销”方式,甚至成为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学者言必谈的经典案例。
　　2009年,民政部主管的《公益时报》在头版刊登《农夫山泉“一分钱”捐赠受质疑》一文中指出,农夫山泉在2006年“喝一瓶水捐一分钱”的活动中,并未完成广告中承诺的捐赠,认为“一分钱”广告涉嫌欺诈。从2005年开始,农夫山泉饮用水的市场销售量每年大致是15亿瓶到20亿瓶左右的规模,如此算来,农夫山泉应该每年至少拿出1500万元注入助学基金,而不是500万。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是非常鼓励这种模式的。”但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李利也指出,“善因营销”在国外有很严格的设计程序,而不仅仅是提出一个简单的概念。和其它营销策略一样,“善因营销”一样也需要相关的营销方案和财务计划书,也需要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保障各方利益。“企业需要开诚布公地坦白自己希望在活动中获取的商业利益,与合作伙伴签订全面详细的合作协议十分重要。”
　　
　　◆牛根生2005年将其拥有的市值达40亿港元“中国蒙牛”股份全部捐献出来,成立老牛基金会,成为全球企业家“裸捐”第一人。超过半数人议论“至少他还会留一手在后面,不会让你们知道”。
　　
　　◆辽宁大连包工头原立宪2005年开始投资1300万元人民币修建供人免费参观的烈士陵园,将多年的积蓄花空,并为此卖掉多处房产,却被指有野心想出名。
　　
　　◆2006年,阿里巴巴老总马云“对那些荧光灯下的慈善捐款,我觉得每次捐1块钱就够了”的言论被称没有社会责任感,事后其公开表态:提倡捐一块钱其实是提倡让更多人发扬爱心。
　　
　　◆2006年胡润“中国慈善排行榜”,杨澜以“自2003年至今5.5亿元的捐款总额”高居榜眼。多人提出质疑:5.5亿元捐款是否“真金白银”。
　　
　　◆2007年,中国首富张茵提到慈善事业时表示,自己确实很想回馈社会,但企业还没达到掏出大笔资金的地步,遭到指责。
　　
　　◆万科老总王石在2008年四川震灾中捐献200万元被指没有负担起企业责任,其建议属下员工捐款以10元为上限的言论激起不满。
　　
　　◆中国玻璃大王曹德旺2009年宣布把自己及家族名下市值40亿元的60%股票捐赠给基金会,如此豪捐被质疑是在变相地进行另一场资本游戏。
　　
　　◆2009年10月,新华都董事长陈发树捐出80亿市值股票成立中国最大的民间慈善基金――新华都慈善基金,引发避税争议。
　　
　　◆从四川地震开始高调做慈善的陈光标,2010年春节又把募集到的4000多万元善款垒成“钱山”,以“大放送”的姿态示人,部分舆论的措辞从“作秀”升格为“嚣张”、“恶俗”。
　　
　　3、慈善就是捐钱
　　国人对于慈善的第一反应大多是捐款。在慈善事业和慈善环境初生的中国,大家一般相信真金白银,比如富庶都在天灾人祸时,大掏腰包赈济灾民,慷慨解囊周济穷苦。胡润慈善榜也未能免俗,在文化的潜规则下将有无形的钱财、无形的权益,抽取成一个具体的金额,于是,人们就获悉了以人民币为度量的数字,以为慈善就是捐钱捐物。
　　小品里赵本山对范伟说的一样:“别提钱,提钱多俗”。慈善的世界里,施与受的关系无法用物质来衡量,慈善不只是撒钱花钱,也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一个企业、一个人如何寻找一种社会参与感,是积极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去的路径。先行者们在健康、教育、社会公益、儿童福利等方面开展得声色初成,通过行动和服务不断增加中国慈善金字塔的高度,出钱、出力、出时间、出智慧,这都是慈善。
　　
　　4、政府唱主角
　　政府管事太多,放权不够。改革之前的中国权力高度集中,中国人从娘肚子里出来一直到进火葬场都是政府来管,从公共服务到社会事业到企业,都是政府包办包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这第一步的改革迄今也只走完了半步。强势政府比NGO更有能力,别的国家是“民办公助”,我们是“公办民助”,动不动就越俎代庖,劝募是政府动员,志愿者也是政府动员,接电话数钱开发票都是政府,慈善组织却在一边“歇凉”。
　　不去发挥民间的力量,真正的志愿者精神就会泯灭,民间组织的生存空间就会被挤压。政府的最佳角色,是中立和仲裁。正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慈善事业,的确需要政府的介入,但是今天的介入,是为了明天的退出。
　　
　　5.立法跟不上现实脚步
　　我国尚无一部专门的慈善法。首先,从事慈善事业的主体方面,目前的法人制度很不完善,规范法人制度的基本法律仍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颁布的民法通则,对于从事慈善事业的最重要的主体财团法人、非营利的社团,在我国法人制度中仍被归于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因此很难成立从事慈善事业的法人。 其次,对于各种慈善活动如社会募捐以及已有的各种公益单位的活动缺少足够法律规范和监督制约,导致纠纷很多。如一些公益单位任意挥霍捐赠款物,一些人借此敛财、进行诈骗等,也使人们丧失对从事慈善事业者应有的信任,不愿意或不敢去捐赠。 第三,法律对于进行慈善活动的各种优惠政策,尤其是税收上的优惠措施规定的仍不完善,导致企业和个人缺乏从事慈善活动的动力。一部专门用于民间公益捐赠的切实可行的法律已是当务之急,其目的在于使各方的权利义务都有明确的规定和保障,并使这一事物成为全社会认可和理解的正常现象。
　　
　　6、钱不是问题,公信力是问题
　　“天价帐篷事件”、“贪污挪用”、“赖捐”、“诈捐”、“漏捐”⋯⋯中国式慈善之怪现象层出不穷,伤了国人的心。汶川大地震发生后,1.4亿元灾后重建资金被安排规划外使用,一方面固然印证了公众的某种担心,另一方面,要昭示了监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慈善通道不够透明,让人们无法追踪每一笔款物的使用和流向;慈善组织没有独立法人的地位,无法承担独立的民事责任,无法追究其民事诉讼责任;慈善机构必须要有主管单位,这使得其容易受到上级主管者的干预,不排除会出现行政指令挪用款项的现象。身处一个不要监督、没有竞争,只讲“良心”、只讲“思想教育”,只讲“自我批评”和“自我监督”的环境,公信力被质疑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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