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否“文以载道”，开白话先河 胡适为什么推行白话

　　听腻了之乎者也，看烦了风花雪月，一些不愿拘泥于旧形势的人，用一篇篇战斗檄文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用一句句“白话”将八股文彻底埋葬。数千年夯实的根基，在充满活力的新事物面前，显得那么不堪一击。
　　
　　
　　“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很多人知道胡适的这句“名言”，很多人也喜欢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这句“充满哲理”的“名言”。很多人不知道，这句话不是胡适说的；很多人不知道，这句“名言”是以讹传讹的产物。胡适不幸被“自己”的“名言”所言中，乃至自己时而被打扮得“花枝招展”，时而被折腾得破落不堪；时而同陈独秀打擂，时而与鲁迅PK……但是，无论人们对胡适褒贬与否，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胡适是第一个明确否定“文以载道”、将白话文提到“中国文学正宗”地位的文化创新者。
　　20世纪初，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已对中国千百年来代代相沿、维护封建道德为主的传统文学观念产生了深深质疑，提倡以“今社会”为文学之本源，而不是“代古圣贤立言”，发挥文学的政治功利作用。但对以“文以载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学观念的明确否定，是发生在五四运动前后。
　　1917年1月，学成归国、时任北大教授的胡适针对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的种种弊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第一次明确否定了旧文学观，提倡白话文。陈独秀随后发表《文学革命论》，对“文以载道”也予以明确的否定，声援胡适。随着1918年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而首推白话文、突破传统、积极创新的胡适、陈独秀被世人并称为“陈胡”。
　　胡适的创新精神，还体现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胡适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随后，胡适又发表长篇论文《说儒》，提出“儒是殷民族教士”：“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靠他们的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周灭殷后，“他们负背着保存故国文化的遗风”，“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褒衣博带的文绉绉的样子，还指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和生观”；孔子是殷民族“悬记”而生的“救世主”，“他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孔子的最大贡献在于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到“仁以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孔子不是“儒”的创造者，而是儒学的中兴者。孔子的学说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强调教育和仁政，并以此来影响整个社会……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学，认为“孔教不能适应时势需要”的胡适一系列“大胆假说”在当时可谓是惊世骇俗。
　　当旧红学对《红楼梦》所隐的是何人何事而争论不休时，胡适用用历史演进法考证小说，“小心的求证”，于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一文，最终得出了“《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的结论。他通过艰苦深入的考证，说服了大量读者，进而诞生了“新红学”。
　　1942年，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开始关注《水经注》研究。此后的20年间，胡适在《水经注》版本研究上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所谓“《水经注》案”，是指一百多年来，部分学者指责戴震偷窃赵一清《水经注》研究成果一事。对此，学术界普遍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戴震抄袭了赵一清的成果；一种认为赵一清、全祖望、戴震各自独立研究，取得了大体相同的结果。 在十几年内，胡适搜集了四十多种《水经注》的版本，抄写了一百多篇长篇文章和一些考证文字，用了千百个证据，推翻了“几成定献”的所谓戴震抄袭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冤案。
　　抛开政治立场，胡适在文化领域求真、创新的精神，是值得人尊重、敬佩的。从那个“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胡适的身上，有许多可贵的精神值得后人学习。
　　
　　鲁迅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他第一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发表文章，而《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
　　
　　钱玄同
　　新文化运动中，他提倡白话文，打倒孔家店，慷慨激昂。由于年轻气盛，他甚至鼓吹过“废除汉字”，称“汉字不死，中国必亡”。他在报上与保守派论战，竟愤言道：“人到40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 他提出用“国语”作文，文章加西化标点符号，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数目，采用公元纪年，书写方式改左行直下为右行横迤等，都是中国文化重大改革创新。

相关热词搜索：胡适 文以载道 先河 胡适否“文以载道”，开白话先河 胡适与白话文运动的真象 胡适文学理论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