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斯?斯特朗　将“环保”推荐给中国]莫里斯?斯特朗

　　他曾成功筹办联合国首届人类环境会议，将环保概念第一次正式提到全球议事日程；他曾参与制定《地球宪章》、创立世界环保日，被尊称为“地球工作者”。他的姑姑与中国有着莫大的渊源，现今，年逾古稀的他常住北京。他曾对记者说“我对中国环保工作的未来非常看好”，也曾表示“除了天气，北京的样样我都爱。”他曾8次当选联合国副秘书长，他也曾第一个将“环境保护”的理念传达给中国。这位世界环保运动“教父级”的老人，就是莫里斯?斯特朗。
　　
　　安娜的来信
　　
　　1929年，莫里斯出生在加拿大马尼拖巴省橡树湖畔的一个小村庄，父亲是名普通工人，母亲是一所小学的老师。莫里斯与中国的渊源，来自于他的姑姑――美国女作家、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在中国，安娜是与斯诺、史沫特莱齐名的著名国际友人，是最早深入报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西方记者。自1925年起，安娜先后6次访华，并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华期间，安娜将自己的见闻通过书信的方式寄给远在大洋彼岸的小莫里斯。在那个通讯手段远不如今日发达的年代，姑姑的来信为小莫里斯打开了东方的一扇窗。
　　莫里斯曾这样总结他与姑姑安娜的关系：“我跟她的关系不甚亲密，但她对我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我的直系亲属。”通过与姑姑的书信往来，莫里斯对中国的了解与一般西方人有所不同。中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东方古国的文化，更’多的是“经过革命风暴洗礼焕发的勃勃生机”。
　　安娜姑姑的来信对小莫里斯的影响可谓深远，冥冥中他的人生轨迹亦愈发向姑姑曾经走过的路靠拢。安娜曾称赞周恩来等共产党领袖是“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1972年，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莫里斯通过筹办联合国第一届“地球峰会”，深刻体会到周恩来总理在环保问题上的“超前眼光”。1958年，72岁高龄的安娜第六次访华，定居北京；现在，79岁的莫里斯也长住北京。
　　
　　将“环保”推荐给中国
　　
　　21世纪的中国，“环境保护”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词汇。随着环保知识的不断普及，人们环保意识的不断觉醒，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这项保护地球、拯救人类的事业中。减排、限塑、退耕还林……殊不知，现今中国如此重视的“环保”，在36年前，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
　　1970年11月到1972年12月期间，　莫里斯担任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的秘书长。当时发达国家遭遇美苏冷战，把是否参与联合国大会当作政治砝码相互制衡；而发展中国家大多认为研究环境问题会影响到他们的主要利益――改善贫困状态和加强发展，对环境会议反应冷淡。原本与政治圈毫不沾边的莫里斯天天跟各国政要打交道，一方面游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同意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出席会议，一方面出访东德、苏联，传达各种有关会议的信息直到说服他们加入。莫里斯曾试图与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取得联系，在遭到拒绝后，他仍想方设法通过朋友关系拜访并说服了她。
　　“中国却是一个着实让我省心的国家”。周恩来总理在接到莫里斯的邀请后，力主中国派团参加。当时中国正值“文革”时期，社会一片混乱，但在周总理的支持下，由国家计划、外交、冶金、轻工、核工业、石油等部门40多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毅然赶赴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人类环境大会。时隔多年，莫里斯对周总理的超前眼光，依旧啧啧称道。
　　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共有113个国家和一些国际机构的13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这是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标志着全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觉醒，是世界环境保护史上第一个路标。”当时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曲格平如此评价道。
　　曲格平是当时周总理选派的代表之一，也是我国第一任国家环保局局长。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道，　“当时中国长期处于封闭状态，那次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发言，应该发多长时间，有没有什么限制，都不懂。所以在那次会议上得到了莫里斯?斯特朗很大的帮助，他非常友好。那次会议，为我们的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
　　莫里斯曾于1953年来中国进行过考察，对中国有着深入的了解。
　　这是中国重返联合国后参加的第一场会议。会场上，中国代表团惊异地发现，当时中国所理解的环境问题和世界所谈论的环境问题不经相同――中国认为环境问题只是局部的“工业三废污染”，而其他各国谈论的却更多的是生物圈、水圈、大气圈、森林生态系统等“大环境”、“大问题”。在与别国代表的交流中，中国代表团遇到不少困难。这时，对中国有着特殊感情的莫里斯为让中国代表更好地发表见解，每天都会给予他们一些“特殊照顾”：为中国代表团详细介绍当天会议议程，写下注意事项，提出友善建议，等等。
　　莫里斯跟中国代表团也曾发生过争论。莫里斯回忆，当初中国坚定地支持发展中国家，并且认为“人”是最重要的，希望把“人是最宝贵的”等写入《人类环境宣言》，但莫里斯认为在短短10天会议上讨论修改《宣言》时间太紧，劝说代表团不一定要做大的改动。由于中国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坚持，在会议最后一天晚上，双方针对将要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进行了艰难的谈判。最终，莫里斯对中国的坚决态度表示支持和理解，帮助中国在《宣言》中添加了数项条款。
　　“斯德哥尔摩会议改变了中国的一些观念。中国当时有一种错误的理论，认为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是公有制，一切从人的福利出发，因此它不会产生环境问题。这个理论曾在一个时期内束缚我们不能看到和想到更多的问题。”曲格平说。作为会议负责人，莫里斯向中国代表团介绍环境问题的科学定义，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中国关于“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的误解。
　　“渐渐的，我明白姑姑安娜说的那句话――‘未来的中国将引领世界’。联合国的工作经历告诉我，中国必将引领世界，但不是单独一个国家，而是需要依靠世界各国的通力合作。”1972年10月，第2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
　　
　　北京的空气比多伦多好
　　
　　斯德哥尔摩大会后，莫里斯成为联合国环境开发署驻肯尼亚内罗毕的首任执行官。这是第一个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的联合国机构。当时莫里斯在选址上的考虑，是认为联合国应该照顾全球每个地区。对此，中国十分支持，在肯尼亚也设立了代表处，曲格平任代表处负责人。在那里，两人的友谊得到延续。
　　在联合国环境开发署打下扎实根基后，莫里斯离开联合国回到加拿大。其间，他曾应曲格平之邀逛长城，爬八达岭，一同考察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状况。1976年，时任加拿大外交部副部长的莫里斯不顾美国的反对，积极促成了中加建交，推进了中加和平友谊的发展。
　　1992年，重返联合国的莫里斯担任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秘书长，成功推动发达国家政府出资60亿美元，帮助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问题。之后，他在《气候变化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又做了大量协助工作。
　　莫里斯根据对中国环保事业的密切关注，发现在中国相同二氧化碳减排量的花费成本只有发达国家的1／4至1／5。随后，他与中国一起促成了“清洁发展机制”(CDM)，即发达国家通过提供相应资金和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减排，其减排量可算作本国减排指标的一部分。“清洁发展机制”的推行，既能让发达国家以较低的代价达到减排目标，又能让中国得到发达国家的资金及先进技术，可谓“双赢”。为了全力推广这项机制，莫里斯选择长住北京。在中国，莫里斯既是北京大学和同济大学的名誉教授，又是一家国际投资公司的总裁。
　　“到了我这个年龄，我不能只是教育和说教，还希望做一些具体的解决环境污染方面的工作。”莫里斯说，他在中国成立国际投资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忙中国更有效地引入外国资金和先进技术，提高企业能源利用率。莫里斯表示，把国外的技术和中国的资源结合起来，就有潜力在每一个城市解决空气污染问题。而对于那些参与做这件事情的公司来说，又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机会。在中国，莫里斯传达着一种思想：企业应把环境保护当作额外的投资，而不是额外的成本――也就是说，环境保护本身就可以是一种赚钱手段。
　　莫里斯在北京的家里，摆放着一个空气清洁器。随着北京空气越来越好，他已经越来越不依赖它了，“你知道我已经老了，而且心脏不好，所以偶尔用用”。这位“除了天气，北京的样样我都爱”的老人略带玩笑地说：“你知道吗?之前我回祖国加拿大，发现现在多伦多的城市污染就比北京严重……”

相关热词搜索：推荐给 中国 莫里斯 莫里斯?斯特朗　将“环保”推荐给中国 世界环保教父莫里斯 中国环保意识的启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