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灿烂的阳光下【赵曾曾：给点阳光，我也能灿烂】

　　眼下，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在各车站的广告灯箱上、大厦的广告屏幕上，人们常能看到一个有着甜甜笑容的女孩紧紧握着着胸前的金牌，脸上、肩上、手臂上，满是被亲吻后留下的红唇印。虽然从五官可以看出女孩是个智障儿，但她纯真的笑脸深深打动了路人。
　　人们发现，智障人士的一张张笑脸开始成为繁华城市的另一种表情，对智障人士的偏见，正迅速消融。在制度推动的背后，一种新的城市精神正在生发。
　　
　　
　　曾曾常常出去走动。公交司机、售票员、附近超市的营业员、许多路人都认识她。大家问，你是特奥会公益广告上那个小女孩吗？曾曾嘴角上扬，露出腼腆又不乏得意的微笑：对的，就是我。
　　患有唐氏综合症的赵曾曾是上海市闸北区启慧学校9年级学生，也是2007年世界特奥会的形象大使。论年龄，曾曾今年已经20岁了，但是她的智力仍然只相当于一个6岁的孩子。她的脸看上去也只有6岁，眼睛、鼻子、嘴巴都发生了扭曲，以至于和她全世界的病友们一个模样。
　　见到曾曾时，她正和同学们上体育课。老师问谁来领操啊？曾曾马上第一个举起手，“我！”迈着大步走到队伍前，开始自我陶醉地扭动身体，表情十分投入。传球游戏中，曾曾又自告奋勇要第一个表演。老师摸摸她的头，“曾曾想把球传给谁，就叫那个同学的名字，明白吗？”她点点头，用力将球往空中一扔，大喊一声“同学――！”自己赶紧躲开了，球也掉了。
　　
　　你摸摸看，金的！好重的！
　　
　　现在的曾曾已经是炙手可热的“小明星”。采访当天，三四家媒体接踵而至。曾曾并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来找自己，但爱拍照的她一见到镜头就充满了极大的热情，也很乐于表现。她有一个自己的招牌手势――咧着嘴笑，得意地伸出两根手指，作“V”字状。
　　30多度的高温下，曾曾坚持在跑道上跑了一圈又一圈，等大家按部就班地完成拍摄工作后，她已经累得满头是汗，大口大口地喘气。尽管每一次都要说一句“我不行了”，却一点也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跑步这么累，你喜欢吗？”，曾曾上来就紧紧搂住记者，眼睛害羞地望着右下方，“喜欢的”，这种最天然的信任与依赖，让人不自觉地产生一种怜爱。
　　“她以前很内向，不敢主动和老师同学说话，看到陌生人更不会打招呼，现在不一样，你也看到了。”沈燕是学校的体育教师，从2003年开始一直训练曾曾跑步，既是她的教练员，也是她的融合伙伴。四年来，她目睹了运动带给曾曾的巨大变化。
　　由于自身大脑发育障碍，智障儿的情绪通常都容易极端化。以前的曾曾就表达不清，又很任性；不愿意做练习，发脾气就把书本撕了；没到饭点就喊饿，每次专挑好的吃；在课堂上睡到鼾声大作，有时索性脱了鞋袜，把脚丫子撂到课桌上，跷得老高。种种坏习惯，曾让老师们很头疼。
　　一个清晨，沈燕正带着学校田径队的学生们在操场上训练。曾曾正好路过，饶有兴趣地看了好一会儿，居然还跑来主动搭讪，“老师我能参加吗？”细心的沈燕给了她一个鼓励，行啊，只要你能坚持，就可以参加。没想到曾曾“一跑起步来特别有劲”，而且真的就坚持下来了。沈燕开始有意识地让她参加短跑、跳远等特奥项目的训练。2004年，曾曾被学校选派到四川参加全国特奥领袖培训班，和许多智障的同伴一起，曾曾接受了演讲、表达的训练。那一个月她转变很大，变得更加自信、开朗。
　　回上海后，赵曾曾迷上了跑步。每天在学校特别训练一小时，中午自己绕操场跑四五圈，放学回家吃过晚饭后，又拉着妈妈和妹妹在小区里跑上几圈；双休日也坚持6点半起床，出门跑上40分钟，直到大汗淋漓。四年里，曾曾拿了数不清的奖状和奖牌，最好的成绩就是在去年的特奥会上海邀请赛上，获得了女子50米第四名、女子垒球第三名。不过妈妈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还是那年曾曾在上海特奥会上拿到了第一块金牌，她兴冲冲赶回家报喜，一进门就嚷着：“妈妈妈妈，快来看，我的金牌，你摸摸看，金的！好重的！”
　　
　　
　　我会得第一的
　　
　　直到今天，曾曾仍不是很清楚在众多的同学中，为什么会选到她担任特奥形象大使。她露出了天使般无邪的笑容乐呵呵地形容自己：“可爱”、“漂亮”。
　　据说当初，就是这样的笑感动了拍摄特奥宣传片的导演。虽然是第一次站在他的面前，但是这个小姑娘却一点也不认生，一直冲他笑着。导演想把这个无比纯净的笑展示给每一个人，于是就有了现在的曾曾。
　　“出名”后的曾曾依然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她依然一个人走路上学，依然吮着一袋牛奶出门，依然大口喘气地跑步，一切都没有改变。
　　走在路上，曾曾看到自己的照片，总忍不住回头去看，照片上的自己很开心，她也就开心地笑了。
　　在上海，像曾曾这般走上“星途”的智障人士还有不少。2002年８月，徐闯被学校派往西安，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全国特奥会，他以出色的口才成功主持了一场青少年论坛。同行的徐闯的母亲鲍美琴为孩子们受到的礼遇而感到惊喜，“国际特奥会及中国特奥会的官员们不停地拥抱、亲吻那些智障孩子，仿佛他们是自己的孩子一般。”2006年７月，徐闯和鲍美琴应邀参加了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晚宴。目前徐闯已是上海一家知名外企的员工，也几乎可以说是该企业的形象代言人。还有乔美丽，一位智商低于40的智障女孩，却已经用流利的英语采访过克林顿，还曾获得“2006年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提名”……
　　还有吴方淼、王守栋……这份关于“智障明星”的名单可以列得很长。
　　信使、大使、领袖……人们开始毫不吝啬地将这些“溢美之词”赠予他们。最近的一次调查显示，上海市民对“特奥”的知晓率已达86.6％，“特奥”已成为上海最热门的词汇之一。
　　今年曾曾没有参加特奥会的比赛项目，她跑得还不够快，但是她仍然很努力。“我会得第一的！”曾曾的自信从来不加掩饰，而一旁的沈老师笑了，她教曾曾“你应该说，我争取得第一。”曾曾点了点头，又用舌头舔了舔嘴角，不好意思地笑了。目前她最想做好的，就是尽到特奥领袖的职责，用自己的微笑和行动，向世界展现中国特奥运动员的风采，并且帮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伙伴，让大家跟她一样的幸福。
　　曾曾的自信也得到了所有人的呵护。家里饭桌的玻璃板下，密密麻麻地压了一圈印有曾曾特奥宣传照的小纸片。这些小纸片是上海市的电话单，“我还不知道，我们邻居讲，曾曾妈妈，这个月的电话单上有你的女儿。”曾曾家只有一张，其他的都是邻居一个个送给妈妈的。也有不给的，都说曾曾这么可爱，我们也要收藏。曾曾一不听话了，妈妈就指着这些小纸片让她“反省反省”：不能给明星抹黑哟。
　　
　　我走了，她就成了彻底的孤儿了
　　
　　与今日的风光相比，智障儿的过去曾走得十分艰难。
　　照片上所有的唇印都是妈妈曾义一个一个亲上去的。她从内心感谢有这样的机会，让女儿能和正常人一样展示自己。十多年来，她没少为这个女儿流泪，而现在，她终于可以欣慰地看着一群人围着女儿忙前忙后，看着曾一度远离人群的女儿在众人面前展露出灿烂的笑脸了。
　　
　　曾曾两岁多还不会说话，一举一动都透着股“傻气”。经医院检查，患上了先天愚型唐氏综合征――是个智障儿。所幸的是，小她一岁的妹妹海英没有患上这种病。为了照顾两个孩子，尤其是曾曾，曾义只能待在家里。就这样到了曾曾9岁，海英8岁，两个孩子该上学的节骨眼上，丈夫突然因为患癌症去世，“那时候就觉得天塌了！”
　　这么多年脱离社会，又是安徽来的外地人，既没有上海户口，也没有文凭，一个女人拖着两个孩子，在上海举目无亲，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街道给曾义安排了个看自行车棚的工作，每月收入170元，没办法只得再打两份工：早晚各给一家饭店做临时厨师。即便这样，曾义每个月挣的钱还不够两个孩子上学的开销。曾经不止一次，她都想过一死了之，可是看看两个孩子，又不舍得。尤其是想到曾曾，“我在，不管怎么说还有个妈，我走了，她就成了彻底的孤儿了。”
　　再苦再累曾义也忍了，让她更感心酸的是，小时候的曾曾常遭人白眼、被人欺负。“带她出门，那些眼光都像看一个怪物。”曾曾有时会犯错，人家用极难听的话破口大骂，曾曾说不出话，只是哇哇大哭。而每回曾义气得打曾曾，自己又要偷偷地哭上半个小时。
　　社会对智障人士的偏见曾经如同坚冰。就连“残疾人”的称谓在几年前还是“残废人”；于2004年改名的“中国特奥会”，其前身则是成立于1985年的“中国弱智人体育协会”。
　　
　　十年前，大学刚毕业的沈燕分到启慧学校，心里颇不情愿，但当她带着学生们出去郊游，被路人惊呼“你们看，一群傻孩子”时，一种保护欲油然而生，在慢慢相处中，她爱上了这些单纯善良的孩子们，现在学生离不开她，她更离不开学生们了。在残联工作了十几年的老干部也注意到了一些微妙变化：过去，残疾人前来领取残疾人证时，经常是“偷偷摸摸”的；现在，前来领证的残疾人“大方了许多”。
　　“曾曾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社会对他们都特别关爱。”曾义很欣慰，“可以大大方方上街了，走到路上都会被认出来，有的还上家里看她勒！”
　　
　　不能跟父母一辈子
　　
　　曾义为女儿能够如此为家里“争气”而感到欣慰，但和许多智障人士的家长一样，他们最关心的是：在这一场宏大的特奥盛会之后，当赵曾曾们头上的光环褪去之时，他们的生活又会怎样？
　　现在曾曾每月有300多元的低保，曾义在街道做家政服务拿800元工资，一家三口的日子就这样勉强维持着。有好多次，曾义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曾曾：“妈妈老了你怎么办？”曾曾说：“跟妹妹过。”再问：“要是妹妹嫁人了不要你了怎么办？”曾曾总是默默地低下头去，小声说：“那我一个人过。”
　　启慧学校的校长尹岚说，像他们这样的辅读学校，现在都只能为曾曾这样的孩子们提供九年制义务教育，孩子们没有更高的学校可念，毕业了大多只能回家。为了教给孩子们一技之长，他们会特别开设一些技能培训班，学会的孩子可以去参加残联组织的考试拿证书，最终真能实现就业的也相当有限。
　　多位智障人士的母亲都向记者透露，因为担心自己老了以后无人照顾智障子女，她们都曾一度想让这些不幸的孩子“走”在自己前面。
　　
　　好在市、区、街道也都在为这些智障孩子想办法，找出路。以静安区昌平路为例，街道特地拨出了两层房子一共477平方米成立“阳光之家”。“阳光之家”是为专为照顾16到35岁智障患者设立的机构。昌平路四十多个智障患者在“阳光之家”学习基本的生活技能和工作技能，不过这些患者大多数是四肢健全，基本可以自理的。行动不便的，所有工作还是落在各个家庭中。在寸土寸金的静安区，477平方米的房屋就意味着一年近百万左右的房租。这笔钱完全可以补贴给这些智障患者，但在授之以鱼，还是授之以渔的抉择中，街道还是选择了后者。街道也在为这些“阳光之家”中的学员们找工作。街道干部拉下面子，到处请求区里的各大企业能不能照顾照顾这些社会的弱势群体，也会拿着孩子的手工艺品，四处推销。效果还是有的，像徐闯等不少学员找到了工作，类似于联华超市这样的国营企业都愿意收留智障孩子作为自己的员工。
　　这是他救，还要自救。能在生活上多做一点，都是为家人减少负担，同时也为社会减少负担。每天上学放学，曾曾一个人独来独往。妈妈只接送过两次，曾曾也只知道“红灯停，绿灯行”，但她硬是记下了。起初单程就要1个小时，现在只要半个小时就能到家。这对于一个唐氏患者来讲，近乎是个奇迹。
　　做饭、洗衣服、买菜这些活儿也不在话下，什么家务都抢着做。“参加这个活动，参加那个活动，我感觉到曾曾一下子长大了，像别的小孩一样，晓得心疼人了。”一次，妈妈发高烧，曾曾整夜守在床边，递水、喂药，还不时地伸手摸摸妈妈的额头，那些略显笨拙的动作，却让妈妈得到了最大的幸福。
　　曾曾已经九年级毕业了，但是她选择了继续留在学校。这个一度自我封闭的女孩已经开始考虑掌握一项本领，能够自食其力，融入社会。除了跑步外，她又开始学习面点制作。虽然觉得“好难好难的”，她还是坚信自己能够学会。对于大多数问题，曾曾很难回答出为什么，但是一问为什么要学面点，她会毫不犹豫地告诉所有人，要工作赚钱养活妈妈，而当她天真无邪地笑着说出“因为妈妈好辛苦的”这句话时，所有人无不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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