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迪：我们不是高尚，而是幸运_龙迪

　　2007年6月1日是第58个儿童节，这天，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实施。而此前的5月，《性之耻，还是伤之痛》出版，这是中国内地第一个儿童性侵犯的社会工作研究文本。
　　
　　《性之耻，还是伤之痛》是龙迪攻读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论文。研究这个课题，龙迪有过两次低迷，一次是因为找不到研究案例，另一次是找到研究案例，田野调查完，她不知道该如何着手写论文。后一次的低迷情况很严重，她曾长达一年之久，出现焦虑、睡梦困难和厌食等反应，她只能通过接受心理治疗，帮助恢复平静。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聆听、描述和分析6家儿童受到性侵犯的故事，使她承受写作的巨大哀伤。书出来后，很多人告诉龙迪，看她的书都哭了，龙迪说，其实她已经删去了很多细节描写。
　　
　　禁忌的研究
　　
　　在中国，性的研究不是一个普遍而又公开的话题，在龙迪的书中，她将研究地和研究对象均以化名处理，“柴胡营是中国北方某城市郊区一个人口不到2000人的冲积平原农区。这里敬家的慕容、沈家的朗朗、张家的张颖、李家的蔷薇、吴家的聪聪、周家的二玲遭到班主任性侵犯。”
　　2002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年仅10岁的慕容临睡前向奶奶说出了一个隐藏2年的黑色秘密，23岁的男班主任从二年级开始，对班上仅有的6名女生进行性侵犯，程度较为严重。事件暴露后5个月，媒体报道此案，才引起当地重视。龙迪也正是在看到该报道才进入该村调查研究。
　　
　　龙迪的研究与6个家长长达1年半的民事赔偿诉求同步，她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在三个时间段住进村里，时间段的选择让她注意到外界环境的变化对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庭的影响。她的研究采用民族志，从当事人角度描述其文化的方式收集资料，这让她深入地观察到受害者及其家庭的伤害程度。
　　
　　首次披露创伤反应
　　
　　近年，儿童遭受性侵犯屡见报端，但鲜有人关注儿童受到侵害后，他/她们的情绪反应，及此事带给他/她们的影响。龙迪的研究首次较完整地披露性侵犯激发或强化了受害女孩及其家长们的创伤反应。
　　6名女孩普遍存在的创伤反应包括：做噩梦，梦见“被人追杀、找不着家、家人被杀”等；“没人玩时经常想起来被性侵犯的过程”；害怕报复、焦虑、愤怒，甚至产生攻击行为、烦（怕）男人（生）、学习成绩下降。其中4名女孩直到披露后9个月仍有这些反应，3名女孩持续厌食，3名女孩常说“性”话题。当女孩们向警方和媒体反复叙述性侵犯经过后，创伤反应会更为强烈。
　　这些创伤反应看似平常，却对受害者的身心发展有很大影响，但易被人们的忽视。在课堂上，受害女孩会“想起”过去，不能专心听讲，老师不能理解，她们会受到老师的惩罚，更为厌学。课余和同伴玩，闹别扭，对方有意“揭短”，创伤反应增强。
　　以往媒体较少关注受害者家庭的创伤，龙迪的研究将此点也提到了较重要的高度。家长们也会出现创伤反应，包括羞愧、愤怒、自责、内疚，这促使家长们为“面子”而去打官司，在此过程中，导致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恶化，甚至发生意外婚变，家庭关系的好坏又直接影响受害女孩的创伤康复。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孩子和家长的创伤处于循环往复的过程中。
　　在龙迪的研究中，家外系统对家庭系统的影响很大，而且其负面影响远多于正面影响，这点引人注意。
　　官司没有进展，村里人有说家庭贪财，有说没意义，村里有的家长还禁止自家女孩与受害女孩交往，因为“怕学坏了”。
　　报案前，校领导阻拦家长报案，拒绝协助报案，村支书当即表示“看你们几家瞎蹦踏成什么样”。
　　报案半年内没有判决结果，家长们去刑警队询问遭到拒绝和嘲讽，要求教育部门和校方协助给女儿看病受到刁难。
　　地方媒体记者很有兴致来村里调查采访，回去后发不了新闻稿件，骗家长说自己已经不在该报做了，而实际上家长明明看见该记者名字在该报上赫然出现。
　　前两任律师从未主动向家庭通报有关信息，甚至连一式三份的起诉书都不给家长，一位律师开口要价赔偿额度的25％……
　　家外系统的上述反应增加家长及孩子的心理压力，增加家庭冲突，消弱家庭支持功能，强化孩子及其家人的创伤反应。
　　
　　“她们活着是一件艺术品”
　　
　　收集资料结束后，龙迪开始了长达一年半的论文写作，期间龙迪也会去看望女孩及家庭，和女孩们聊天，她们还会哭，而“家长们也太苦了，其实，有的孩子和家庭的确需要接受心理治疗或家庭治疗，但目前他们还没有这个资源。”2005年龙迪在论文后记中写道，“9月，女孩们上中学了，在青春期来临时，我不知道她们将会怎样面对新伤旧痛？但可以肯定的是，她们的生命成长需要持续、温暖、有力的专业帮助。”
　　三月风：儿童受到性侵犯，除了身体，心理肯定也受到很大伤害，这种伤害是不是会影响她们的生活更久?
　　龙迪：对，其实性侵犯对儿童的心理影响更大。以处女膜完损状态来衡量创伤程度，是我们文化父权意识的标签。孩子们遭受的最大的伤害是她的判断力受损，是她不再相信自己，不再相信他人，不再相信整个世界。我们身体里住着一个自我，身体的界限很大程度上也是心灵的界限。在她不愿意的时候，别人可以随便出入她的身体和自我，她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她以后与人相处，就不知道远近，不能很好地判断是非。我接触的6个女孩出现2种极端反应，要不就是缩起来，以为自己都是错的，要不就是攻击，自己都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如果她们不能在安全的环境中重建对于自己及世界的信任，她们会长期生活在恐惧中，无法在生活中领略到生活的美好。有些孩子的确需要好的专业帮助。
　　三月风：如何帮助这些女孩们进行创伤康复？
　　龙迪：家庭支持对孩子康复最为重要，父母需要联合一致帮助孩子。另一方面，需要培养孩子理解父母帮助她们的艰难，更要培育孩子内在的力量，让她们有能力拒绝环境中不好的东西，特别当人们不能理解她们时。
　　我的研究还有一个新发现，就是帮助孩子提高学业，对她们的创伤康复有很大帮助。在中国社会，孩子的学业表现影响她的学校生活、家庭生活，以及同伴关系。
　　三月风：您刚提到人们不能理解她们，在现实中，人们也的确很难做到完全理解，从心理上会对她们有排斥，这种情况如何改变？
　　龙迪：是，这种歧视会存在，特别是当遭受性侵犯的孩子的确让你不喜欢时，但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没有受到性侵犯，并不是我们高尚，只是我们幸运，在她们面前，我们不应该有太多的道德优越感。她们受到伤害，是社会造成的，不是她们自己选择的。这点更要帮助孩子身边的人认识和了解，我研究的案例中，案发后，电视台进村采访并播报新闻，村民看到国家重视，对她们的看法更正面一些。
　　三月风：您在您的书中写道，这个研究让您改变了很多以前的“想当然”，是哪些想当然，而您又有了怎样的改变？
　　龙迪：做完这个研究，我看人的态度有些改变，每个人都有自我调整心理的能力，这种能力需要有外在环境的支持，或者从家庭获得支持，或者从家外获得支持。但当一个人什么支持都没有时，这个人可能会表现得神经兮兮的，人家都不爱搭理他。但我会觉得，这个人能活下来，真是一个奇迹，简直就是一个艺术品。特别是看待自己不喜欢的人，我觉得她身上肯定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伤痛，会对她更好一点。
　　而我也改变了一些“想当然”，原以为家长打官司是为了要钱，其实不是，是因为他们感觉不公平，需要有关部门的回应，村民议论家长无作为、窝囊也促使他们为面子而战；我对6个孩子也有“想当然”，看以往研究文献，觉得帮助她们康复遥遥无期，现在不这样认为。阴影不一定会伴随终生，人的生命力会让奇迹发生，孩子们的血管中流淌着令人吃惊的生机和可爱，她们需要有关怀和支持的环境。我觉得有希望去帮助她们康复创伤。
　　三月风：您论文中写到，家外系统对孩子创伤康复负面影响多，您是如何看待家外系统的？
　　龙迪：首先我能理解，家外系统给予家庭支持是很不容易的。各个系统以前都没有经验处理这样的事情，当事情发生，各个部门都会很紧张，潜意识会仍按各自的习惯办事。不一定对受害儿童及家庭有帮助。柴胡营案发后，多位地方官员被撤职。家长们认为，这样的做法并不能帮助他们。重要的是，应该建立各部门跨专业合作的机制，妥善地保护遭受性侵犯的孩子们。像在香港，专业人员接到儿童性侵犯的举报后，会有专门部门联合相关力量解决问题。还有一点，要建立预防儿童性侵犯的机制，我们需要研究侵犯者，而不是根据我们一般人的想象。另外，也需要教育公众，不仅要尊重自己支配身体的权利与意志，也要懂得尊重他人支配其身体的权利与意志（注：为保护儿童免受性侵犯，美国已建立恋童癖者DNA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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