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的画 [我的父亲徐悲鸿：爱画入于骨髓]

　　 　　“我以前老笑某某人是八点二十的眉毛，现在我发现自己也是八点二十了。”徐庆平年轻时跟父亲一样，有两道浓密的眉毛，现在的徐庆平已经59岁了，眉毛日渐稀疏，他笑着把对光阴的感慨流露在对眉毛的“痛悼”中。
　　阳光很好，坐在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那间极为朴素的院长办公室里，徐庆平侃侃而谈，洪亮的谈话声中，不时夹杂着阵阵笑声。偶尔他的语气也会低沉，那也是他回忆父亲的时候。
　　
　　七年短暂时光
　　
　　徐庆平周岁时，徐悲鸿在妻子廖静文为孩子准备的纪念册上写道：“你在这不愉快的年头出世，但你给我和你母亲的愉快已一年了，但愿你常使我们愉快，不令我们烦恼。”此时的徐悲鸿已五十有二了。
　　小时候的庆平是个懂事的孩子，“每天只要一听到汽车响，我就知道父亲回来了，跑去开门，然后搀他进来，给他换鞋。屋里有个布的躺椅，很简陋的，油漆都没有，是以前从四川带回来的，他就躺在上面休息。”
　　作为徐悲鸿的儿子，徐庆平自然有条件去见识当时许多非常著名的大画家，像张大千、齐白石……
　　东受禄街16号徐家大院子里，种了许多果树。徐庆平记得，“每年父亲自己种的水蜜桃熟了的时候，他一定会派车，让我和母亲一起，将齐白石老人接到我们家里来，请他来摘桃子。”
　　
　　有一次，刚好下过一阵大雨，地面上积着雨水。汽车开到徐家，大家就用一张藤椅将白石老人抬进院子。徐庆平还记得，白石老人十分高兴，慢慢地、一个一个地摘桃子。徐悲鸿也在一旁兴致勃勃地摘，母亲廖静文站在旁边，用一只竹篮接着。“他们那真是享受啊。”徐庆平感叹地说。在徐家吃完了午饭，带上这篮水蜜桃，庆平和母亲再送白石老人回跨车胡同。搀他下车时，白石老人会幽默一句“要让桃子走在前面”。
　　在徐悲鸿家里，除了一双可爱的小儿女，猫是这个家庭里最活跃的分子。徐庆平说父亲特别喜欢动物，“我们家最多的时候同时养八只猫，父亲休息的时候，就到院子里坐一坐，在躺椅上看那些猫的动态。”徐悲鸿特别喜欢有灵气的猫。“我们家最受他宠爱的一只猫叫虎子。这只猫最不老实，上树、上墙……，一天到晚就它活动最多。”
　　徐庆平特别喜欢父亲画的猫。“荣宝斋出过一幅画，就是画的虎子，画虎子蹲在地上，闭着眼睛，一只白猫过来舔它，它得意洋洋地享受着，哎呀！那个动态，猫与猫之间那个关系，那真是出神入化。”徐庆平模仿得唯妙唯肖。
　　徐悲鸿在他的《悲鸿自述》中曾说自己“爱画入于骨髓”。徐庆平认为用这句话概括父亲再合适不过。他说：“我印象里，北京那些画店的商人每个星期起码来两三次，有时每天都来。拿一个纯兰的包着画儿的包袱，让他看，让他买。只要是他看中的，绝对不惜大价钱，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妻子廖静文看那些画商揣摩徐悲鸿的心理，故意要高价，忍不住提醒他，看到好画时，不要那么用力地赞美。但到了下一次，徐悲鸿又忘了，还是不计较价钱，一心一意地买下来。
　　徐悲鸿为买画“一掷千金”，而他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却十分俭朴，有时俭朴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徐庆平说，“我上小学一年级要交学费，家里没现钱了，母亲去当铺当了一件好衣服，拿那个换的钱去交的学费。”
　　
　　徐悲鸿收藏的最好的画上都有一方印，叫“暂属悲鸿”。他曾不只一次地跟妻子说过，他是为了国家而保存的，将来还要还给国家。
　　在徐庆平眼里，父亲待人永远那么平易、那么热忱。他记得小时候，“我跟他到学校去，进门，见工友他都鞠躬，见打铃的工人他都点头，很深的点头啊。”徐庆平一边说一边给我们演示父亲当年的样子，“再有钱再有地位的人，对于他来说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他并不认为你就怎么样……，他要是佩服一个人，他是从心里佩服你，对于普通一个人他都是非常尊敬。”对比现在，他认为这种平等待人的观念是最应该提倡的。
　　徐悲鸿曾经说：“我们当老师的，在若干年后，再遇见自己所教的学生时，应该不感到脸红才对。”而他的学生对先生的评价则远远超出了这几句话，他们说，“像他那样的老师再也没有了。”徐庆平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去世。他说那个场面，现在脑子里还能看到，“遗体放在美院大礼堂里，师生员工都是自动地给他守灵。晚上他入殓的时候，我跟我妹妹跪在棺材前，礼堂里面全都哭啊，师生员工对他的那种爱戴，我就是从来没有感受过，对人怎么那么热爱啊？现在我慢慢懂得了。”说到这儿，徐庆平声音低沉下来，有点哽咽。他轻轻用手擦了擦眼角，平静了一下，“也就是小时候经过那种生离死别，后来这么多年，再没有什么比那个更难以度过的了，没有了，觉得都很一般了。”
　　
　　“我父亲不主张我学画”
　　
　　学画、教书、做院长，看起来徐庆平的道路跟父亲很相似。有的人说，你父亲是画画儿的，你爷爷也是画画儿的，你们家怎么全都干这个？是不是有什么特别？徐庆平的回答多少有些让人意外，“其实没有，我父亲不主张我画画，这些也是我到年纪大以后才懂。”
　　父亲走了，就像头顶的一片天没了。徐庆平和普通的孩子一样长大。初中毕业，徐庆平同时考上两所学校，一个是北师大附中，一个是美院附中。两个都是好学校，如何取舍？他只好去征求母亲的意见，这才知道父亲当年曾经留下这样的话：
　　“他说他自己是画家，他父亲也是个画家，他很希望自己有一个孩子能够学画。”“但是你父亲也说了，如果对你溺爱一点的话，就不要学画，因为学画是最苦的。”
　　
　　徐庆平最终还是选了美院附中。“可能天性是喜欢画画儿，就觉得干这个最有意义，最能够适合自己吧。”
　　但他学画这条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最困难的时候当然是‘文革’，在‘五七干校’，在河南的农村，自己盖房子，自己种地，还要挨整。唉呀，除了《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四卷以外，什么书都不可以看。”他偷偷地带了一本袖珍的《阿波罗艺术史》，是法国20世纪20年代出的，父亲以前留下的，他搁在贴身的口袋里，带到干校去。“干校两个星期休息一次，休息这天你可以出去，我就找一个没人的地方拿出书来看，如果被发现，我肯定会被当做反革命抓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还看得进去书吗？”记者忍不住问。
　　“看，看，还要学啊，否则生命就没意义了。”徐庆平说。有时候，他走得离干校远远的，走到一个看不见人的山坡上，“周围全都没有人，我就跟狼似的，在那儿嚎叫，‘啊――’，发泄啊，就觉得实在压抑到无可言说的地步了。”人怎么都变成这样？美没有了，世界上丑恶的东西全部暴露出来了，徐庆平想不通。
　　“文革”后期，徐庆平通过考试到巴黎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那里的生活很优越，但这并非是他的目的，他很难受， “我到那儿是为了去学习的。上班的时候坐在那儿，常会不自觉地叹气，一会就‘唉……唉’，老这样叹气。” “为什么呢？就是觉得不能画画儿，干别的，都感觉是一种无用的付出。一个人不能只是为自己的生计，为挣饭钱去做事情。” 他不甘于离开绘画、离开美。“我就是在画画儿的时候才是忘我的，全投入的，那是在审美，在追求自己的美的东西啊。”说到这儿，徐庆平露出画家的天真，眉开眼笑起来。
　　“我真正画了一幅好画，会几天不出屋子。”是创作得意之作之后的愉悦吗？徐庆平摆手，“不是愉悦，是像刚生完一场病，累极了。已经把自己所有的能量全都释放出来了。”徐庆平的声调一下子抬高了许多，开怀大笑起来。
　　但是艺术之路犹如爬坡，一座山爬完，又有另一座山等着你。“你要想再创造点新的东西，谈何容易啊？”
　　徐庆平跟父亲一样，也喜欢画马，“我现在还画马，但我没有感情的时候不画，我要画一定是被什么触动，被什么东西感动了。”在他心中，有一幅画酝酿很久了。“有一次在呼伦贝尔草原，天已经快黑了，落霞只剩下一线，突然有一群回家的马群从我身边跑过，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铁蹄呀！真像是马蹄打在铁皮上的声音，那个气魄，那个一冲而过、势不可挡的气势，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的，就那一次感受到了！我就老想把我当时的感受画下来，所以我画很多群马，但我从来没有满意过。”
　　“绘画需要深深的感动，你自己感动了，才能去感动人。”这是徐庆平现在作画的准则。也许，这种对于艺术、对于真和美执著的追求正是徐悲鸿希望看到的。（图片资料由徐庆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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