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腔北调_南腔北调话乞丐

　　“撕作三份，鸡屁股给我！” 　　不论是第一遍看《射雕英雄传》，还是第八次看，看到这，就觉得：身后被人拍了一巴掌，回头之间，九指神丐洪七公就出场了―― 　　“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拜文字和想象之神力所赐，江湖丐帮脏而不邪、替天行道，面向市井展示出一副贫贱俗侠的姿态和风范。
　　――本期的话题是现代社会的丐帮和职业乞讨人。他们的生存状态、谋生手段、自我认知和尊严观，较之文学作品的描述，堪称180度的翻转。
　　没准，吭哧吭哧疲于奔命，被我施舍的乞丐比我赚得多得多！
　　没准，我们扔钱给乞丐，态度若不够尊重；乞丐当场掏出一百块，轧着要跟你买尊严！
　　当你面对这些现实，作何感想？
　　牛皮哄哄的乞丐？谁在说他们可怜？如何辨别真伪？当你面对乞丐，给或者不给，给多还是给少，讨论这个问题的意义就在于其丰富性，每个人都能在心里找到社会层面的答案。
　　
　　对话嘉宾：
　　胡展奋（上海） 于秀（北京）
　　
　　胡展奋
　　《新民周刊》记者，2003年11月秘密前往“丐乡”深入调查，并在《新民周刊》发表《“丐乡”大起底――皖西职业乞丐调查》，首次向公众披露了皖西职业丐源的背后内幕。
　　
　　于秀
　　报告文学作家，利用半年时间跑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沧州等城市，采访了50余名乞丐的生活经历，1998年著《中国乞丐调查》一书，引起强烈反响。
　　
　　（嘉宾）胡展奋
　　对话
　　胡展奋VS于秀（一）
　　
　　A尊严之痒与城市之忧
　　主持人:据统计，目前中国的乞丐人数已达上百万，对已解决温饱问题的中国来说，这个数字令人难以置信。在调查中发现，这个群体比普通人更满意自己的生活状况。为什么会这样？
　　胡展奋：利益的驱使使乞讨者变成了职业乞丐。我们的道德体系本来就脆弱，人们就更容易放弃自己的尊严，放弃对自己作道德评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麻木。
　　于秀：在采访时，就遇到这样一个例子。七八个老太太，结队行乞。她们说自己在家吃喝都是儿子的，还要看媳妇脸色；现在每天挣不少钱，回家把钱朝儿子面前一放，媳妇看我们都不是那种眼神了。我们以前是累赘，现在却能挣钱了。我们赔的不就是脸面吗？这老脸又值什么钱?
　　
　　主持人：一种说法认为乞丐是城市的肿瘤，给城市的市容整洁和治安构成了很大压力，您二位怎么看这个问题？
　　于秀：回答这个问题，恐怕不得不先分析一下人们为什么做乞丐。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些人群的来源大多数是农民，很少有城市贫民。
　　胡展奋：这个提法非常短见，没有从本质上去分析乞丐产生的根源。他们的确对于市容市貌有压力，可是必须意识到这是城乡发展差距悬殊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城乡的差距不断在拉大，如果我们把乞丐这个人群形容为“肿瘤”，就永远不能正视这个群体的存在的深刻根源，这个“肿瘤”不仅割不掉，还会越来越大。
　　
　　B“禁讨”引发争议
　　主持人:城市管理者的回应如何？
　　于秀：应该说，乞丐这个群体在逐渐受到城市管理者的关注。去年南京出台政策，把夫子庙设为禁讨区。不过事物都有两面性。你禁止乞丐不在某处乞讨，是否从某种意义上肯定了乞丐乞讨的行为？或许会让这些乞丐心安理得――我又没到夫子庙去啊，我在新街口百货啊。
　　胡展奋：上海市政府比较关注这则报道，在南京路、淮海路设置了禁讨区，发现成年人胁迫儿童、妇女的，号召市民帮助受害者进行呼救，实在困难的马上送往救助站。在杭州也是这样的情况，得到一些改善。但是这样的群体在城乡结合区仍然有很多，目前还没有非常得力的解决办法。现在有一个呼声，我认为更理性。不久前，深圳市部分政协委员提出了设立乞讨区――在城市划出某一块地方专门供乞丐乞讨，建立乞讨人员档案，引导流动乞讨变为固定乞讨，变分散乞讨为集中乞讨，这样不仅便于管理，也符合人权。
　　
　　主持人：我们来看看城市街头的行乞场面。
　　
　　我是乞丐我怕谁
　　
　　五一黄金周，首都北京又一次成为人潮涌动的超级城市。职业乞讨人迎着规模巨大的黄金周洪流，大捞一把自然不在话下！在朝阳区三里屯蹲点两天，对于职业乞讨人的各显神通，有了一番亲眼目睹――真是小小三里屯，开了大眼界。
　　
　　镜头一：天桥上的残腿乞丐
　　时间：5月2日，11点
　　地点：三里屯人行天桥
　　这座人行天桥，卧了三个乞丐，其中有两个腿部残疾。
　　记者注意到残疾比较严重的一个乞丐，状似小腿被锯，大腿肌肉部分萎缩，穿着蓝灰色短裤的他，向行人露出一长一短两条并不对称的腿端。记者给钱后跟他们说话，但却得不到回答。他们只是伏在地上，拼命磕头。有时候磕头磕累了，就把手中装了几枚硬币的破搪瓷缸子摇得哐当当直响。行人流量少的时候，他们就卧着晒太阳，非常悠闲。
　　走下天桥后，记者才有些困惑：腿残的乞丐是怎么上到天桥上的？
　　晚8点，天已经黑下来。只见三个同样是乞丐打扮的人，走上天桥，先后把那两个腿残的乞丐抬走。
　　记者终于明白了，丐帮就是这样把“道具”摆出来，又收回去的。
　　
　　镜头二：挥竿的“盲乞”
　　时间：5月2日，13点
　　地点：太平洋盈科店广场外的马路上
　　这个乞丐是一个盲女人，坐在广场马路外的花坛边。商场门口禁讨，但似乎这个乞丐有些例外，因为她有理由，她是瞎子。保安只在商场的门口巡逻，或许马路上已经超出其势力范围。
　　没有任何施舍，记者只是旁若无人地用相机的镜头对准她，――“你拍什么拍？！！你乱拍什么！”一声撕裂嗓门儿的吆喝，只见那盲女人挥舞着手里的竹竿冲上来。
　　记者一阵紧张，赶紧躲闪――盲乞原来不盲！
　　
　　镜头三：不要饭的乞丐
　　时间：5月4日，16点
　　地点：京客隆超市工体店
　　在购物高峰时刻，这里有成群结队的乞丐在追讨购物人群的零钱。
　　有老有小，有男有女，明眼人可以看出是丐帮的“团体行动”。
　　一个乞讨的老者坐在商场正门前，记者走过去，把买的饼递给他。他冲记者摆手，“不要！不要！”记者又把饼递给不远处正在忙着乞讨的中年妇女，她接过饼，装进衣兜，仍然把乞讨的手伸向记者。
　　记者愕然：讨饭的乞丐，早已经过时！
　　
　　镜头四：
　　令老外头疼的“中国制造”
　　时间：5月4日，18点30分
　　地点：三里屯雅秀外贸服装市场
　　众所周知，三里屯雅秀外贸服装市场，一直是外国旅游者或者久居中国的外国人的一个生活购物点。
　　在这里，聚集最多的是未成年乞丐，还有怀抱小孩的妇女。由于乞讨对象主要是外国人，带有语言沟通的障碍，他们乞讨手段显得更加“亲热”，甚至有一些身体上的“接触”。
　　在雅秀门外的停车场，记者看到，一个约五六岁的小孩在一中年妇女的带领下，拿着一只小铁碗，拉着一名外国男子的衣角，并不断地用中文重复着：“叔叔，给点吧，我们没钱了。”中年妇女则随声附和。该外国人试图躲开、摆手拒绝，无奈均不奏效，只好抬头望向远处。僵持了几分钟，他不得不掏了5元钱，中年妇女这才带着小孩离开，旋即走向下一个“目标”。
　　还有一名小女孩专拦外国人。当她见到两名怀抱大礼盒的外国男子走来准备开车，立即迎了上去挡着车门，并扯着其中一人的裤腿不放。外国人无奈，只好腾出手掏零钱给小女孩。
　　一印度客商告诉记者，连日来，他已经在这里多次遭遇了小乞丐的“拦截”。他表示，虽然每个国家都有乞丐，但像这样利用小孩子强乞的则很少。其他一些外国人也表示，给钱是小事，但来回总是被这么缠着“感觉很不好”。
　　难道这种小乞丐也是独特的“中国制造”？记者心里真不是滋味。
　　
　　（嘉宾）胡展奋
　　对话
　　于秀VS胡展奋（二）
　　
　　C为什么不进救助站？
　　主持人:按照国务院《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规定，凡是生活无着人员，可以到救助站得到国家救助，这些流浪的乞丐为什么不进救助站呢？
　　胡展奋:事实上，大部分乞丐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吃饱饭。也许一开始他们是因为吃不饱而乞讨的，但是后来就不再满足于吃饱了，他们的目标是赚钱，用他们的话说是：“成本不划算，我大老远地坐火车过来，只求吃饱还不如不出来”，所以他们不愿意进救助站。并且救助有时间限制，10到15天。这样短期的温饱，对他们的生活，能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于秀:记得曾经好像是沈阳，政府号召市民看见乞丐不要给钱，而是告诉他到救助站去，说在那里会获得帮助。结果有的市民这样做了，但乞丐并不领情。记者采访时，他说我在这里自由，能挣钱，在救助站耽误我的事。这跟旧说法里的“叫花子”，性质完全不一样。
　　
　　D神秘的“香主”和丐帮之源
　　胡展奋:开始调查时，我们偶然发现一种现象：有成人操纵、训练那些残疾的儿童进行乞讨。怎么发现的呢？在上海南京路的步行街和浙江路交界的地方，每天早上7点半到8点就有一辆轿车停下来，从车上下来的总是同一个小乞丐。他每天“打的”乞讨，条件挺好。还有很多看上去像被父母带出来乞讨的小乞丐，其中也有残疾儿童，进一步调查之后，发现他们大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安徽太和县宫小村。
　　于是我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杀进了宫小村。肯定是不能声张的，因为当地人对外人有防范。宫小村在当地叫“瘫子村”；当地把带着瘫子讨钱的人称作“香主”，而“香”就是指残疾人。那个操纵残疾儿童乞讨的“三牙”，就是宫小村的。
　　主持人:胡先生，据说宫小村虽隐没在郊野深处，但其自成一统的建设相当气派。这个本来贫穷落后的村庄，是不是就靠着这个发家致富？
　　胡展奋:是的，进宫小村之前一路颠簸。走着走着，豁然开朗――水泥路非常平整，有排水沟，非常气派，好像到了开发区。要我描写景色：第一，绿化很好，并且有像模像样的学校。这个小学国家不给一分钱，村民自己造的，里面还有钢琴。第二个特点，那就是血统高贵的狗很多，你怎么也想不到，一看就知道村民是见多识广，和本地其他落后的农村不一样。第三，卫星天线、有线电视，还有太阳能的热水器。感觉不是一个闭塞落后的村庄，而是江南农村。
　　我们找到了一个资深的“香主”，他告诉了我们前后不少情况。据他说，最初是村民的子女中有瘫子，就带出去治病，病没治好，却得到不少好心人的施舍。那时候你不用乞讨，人家主动把钱给你，效果非常好。于是这个方法就传播开来了。
　　但是，不可能家家的孩子都是瘫子啊，于是他们就到全国去搜。瘫子在家里每天都得养着，带他去游走，还有收入不是很好吗？于是瘫子的父母和“香主”说好价格，瘫子就可以被带走，乞讨下来产生了效益，这样挣钱的经验一推广，全村都带动了。
　　这样的丐源不仅仅在宫小村，听说后来又被曝光了几个，比如河南的宁泉、兰考。
　　
　　宫璇璇
　　我的未来只是梦
　　
　　2004年1月，宫璇璇被市民解救，送到广州市友好医院。
　　2月，宫清平被公安机关抓获。
　　3月，宫璇璇被送到广州市救助保护流浪少年儿童中心，在那里接受护理至今。
　　事出之后，中央电视台《讲述》、《经济半小时》和《今日说法》等栏目纷纷到广州采访宫璇璇，她一度成为公众聚焦下知名度最高的一名乞丐。
　　
　　广州市救助保护流浪少年儿童中心坐落在远离市区的经济开发区，汽车经过一个钟头左右的行程，迎来一片红花青山蓝天。救助中心就建在这里，空气异常清新。
　　采访当日，适逢“六一”儿童节，救助中心里的少年儿童着装整齐，表演甚欢。经救助中心主任卢艾指点，在人群里远远地看到了宫璇璇。
　　虽然早知道这个残疾女孩因为营养不良，十二三岁了还纤细瘦小，可看到她的时候，仍然吃了一惊:宫璇璇看起来只有四五岁，下肢瘫痪的双脚纤细无力，只能盘曲无法站立，靠同样纤细的双手着地行走。正打量她，她一转眼，看到了并不陌生的媒体的镜头，于是羞涩地笑了。
　　“你好，你是宫璇璇吗？”
　　她点头。
　　“让我看看你的伤口行吗？”
　　“伤口在这里。”宫璇璇一边在自己小腿上比划，一边说，“现在好多了。在友好医院的时候，比现在长。是宫清平割的，他有时候3天割一点，有时候4天割一点，就越来越大，反正一直让它流着血。”
　　“他割你的腿，你反抗吗？觉得疼吗？”
　　“开始我怕，就哭，但是他使劲打我，不准我哭，一哭就没有饭吃；后来，他割的时候，就把我脸背过去，不准看……”
　　这个女孩原名许倩倩，是河南太康人，９岁时母亲去世，被父亲卖给宫清平，跟着他到处乞讨已经３年多。她时常被宫清平带着坐火车四处乞讨，由于身体纤小，她有时候就被宫清平塞到桌子的角落下，一坐几十个小时的火车，乱哄哄的人群，她大小便了自己没感觉，闻到臭也不敢喊。但是乞讨的时候，她很懂得讨好人，如果不努力讨好，她就吃不到赖以生存的每天一顿的口粮。她说，多能讨到100多，如果低于100块，必然少不了挨打。为了讨到更多的钱，她一边唱歌，一边拍打被挖割出血的腿，来提醒路人的同情，唱得最多的是“世上只有妈妈好”。
　　“我想妈妈想家的时候，就唱这首歌。爸爸只让弟弟念书，没让我上过一天学，但是我还是很想他。”说到这里，宫璇璇目光突然黯淡下来，对念书的渴望纠结在眉头流露出来，低下头不再多说的样子更招人心酸。当记者把采访笔记本递给她，要她写下自己的名字时，她摆摆手，说：“我能说，不会写字。”
　　宫璇璇每天早上7点起床，由于行动不便，就只能在床上打发时间，用她自己的话说，“没有什么可做的事情，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一周有一两天，救助中心会来义工，和老师们一起组织孩子进行并不严格的学习，内容是学习英文字母、简单的算术、识字和看书。宫璇璇也常常跟着去，但因为并不识字，每每只能拿着画册翻翻。也许因为乞讨的岁月太长，她在交流中与人保持目光接触的能力都已减弱。渴望学习的她常常一个人翻画册，并不多言语。不学、不懂、不问，心理上的创伤或许成为她成长中远甚于肢体不便的残疾。
　　“宫璇璇，今天你开心吗？”
　　“开心，是儿童节呀。”
　　“那么你给我们来个节目吧！”
　　“……”
　　“唱个歌！”
　　她唱的是《流浪歌》：“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流浪的心呀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冬天的风呀，夹着雪花，把我的泪吹下……”唱得如此悲凉，问她是否知道唱词的含义时，她点点头，又摇摇头，说，“懂一点。”
　　救助中心主任卢艾很了解宫璇璇的情况并且为之担忧。“在这里终究不是办法。救助中心每天的伙食是5块钱的标准，这样重度特殊救助的儿童，有一些营养需要跟进补充，比如奶粉等营养品。这些费用，还有护理人员的费用，是另算的――这样基本生活是保障了，但我们这个机构也只能作为过渡的暂时救助的机构，像她这样的孩子，将来该去哪里？”
　　一声欢呼传来，忧虑暂时被压下去。循声望去，精彩的拔河比赛已经进行了一个回合。宫璇璇被一个伙伴抱起来，背靠在墙边。看拔河比赛的她，高兴起来。阳光下露出一张孩子的笑脸。
　　
　　记者手记
　　救助中心负责人胡国志说，当时市民一共解救了5个被宫清平操纵乞讨的孩子，其中一个健全，其他4个包括宫璇璇都是残疾的。
　　今年3月，救助中心联系河南太康县宫璇璇出生地的村支书，希望通过他联系上孩子的爸爸。后来，村支书便打来电话，说联系到了宫璇璇的叔叔，原因是宫璇璇的生父年纪大，拜托她叔叔来领她回家。但是，因为没有看到相关的身份证明，救助中心的老师对眼前这个认领人并不放心，找来宫璇璇确认。然而宫璇璇并不认识他――这就意味着她有可能被他人冒领，有再度落入虎口的危险。
　　宫璇璇被幸运地救出虎口送到救助中心――对于她来说，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曾经的小乞丐，从一个曾经游离在社会边缘的最细微颗粒，重新被社会接纳了。而错过了学习的机会，身体仍旧残疾，家庭破败不堪，回归社会没有自食其力的能力，难道一辈子在救助站生活吗？谁来负担她的未来？今后的岁月，她将何去何从？
　　对话
　　于秀VS胡展奋（三）
　　
　　E乞丐和“丐头”达成了一种协议？
　　主持人:乞丐和乞丐头子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乞丐为什么不向社会呼救？
　　胡展奋：一方面香主手里要控制一定数量的乞丐才能挣钱，另一方面，瘫子的生活要靠香主，挣钱也要靠香主，所以他们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就形成了某种平衡。
　　
　　主持人：宫璇璇事件充分说明一个问题：乞丐与乞丐头子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平衡关系，这种残害已经危及到人身安全。
　　胡振奋：宫璇璇事件只是一个极端，相信即使“三牙”这个人落网，仍然还有其他人有类似恶行。但是多数时候，他们的关系是表面平静的。调查中的情况是：第一，乞讨的时候，香主不会出现，他站在孩子附近，让你无法断定他是香主。这些乞丐小孩也很懂事，他们都是贫困家庭的孩子，能为家里减轻一点负担，他们一般都尽力忍受。再者，文盲居多，没有诉诸法律、呼救社会的意识，他们觉得反正都是活。还有，香主也教唆他们：“把城市人的钱骗过来，寄回去孝敬你爹妈。”
　　于秀：说到呼救，我想反问一句，这样呼救能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处于这种社会阶层的人，都是最弱势的群体，他们怕强势人群。即使勇敢呼救，也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改变，如果沉默，他们还能麻木着苟且生存。
　　胡展奋：乞丐的反抗方式是“跳槽”，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瘫子长到十三四岁的时候，他们相互会交流，会有反抗。常见的反抗就是我不干了，我跟别的香主走了。整天在街上混，换一个香主或者换一个辖区、换一个组织团伙也不难。
　　
　　F给乞丐的收入算算账
　　主持人:能不能根据您二位的调查，来算个账：一个乞丐一天或者一年能讨多少钱？一个乞丐头子能挣多少钱？在家种地当农民能挣多少钱？
　　于秀：粗略算，一个乞丐，一天最平常挣20～30块是没有问题的。我采访到一个乞丐经营者，他手里有50～60个乞丐。这样一来，收入就很可观。一个普通的乞丐可能一年能挣两到三万块。有的乞丐是残疾，一日三餐、吃住行都是乞丐头子管，成本更低，到年底或春节的时候，他们也不方便回家，乞丐头子就一次性给他们家里寄2000～3000块钱。
　　胡展奋：这里大致有个粗略的行情。从行内的情况来看，残疾孩子的外表决定了他自身的身价，残疾越严重的孩子，伤口越大越可怕，越能满足香主追求乞讨效果最大化的目的。按照行情，这种孩子的父母会收到更多的钱。其次，一个香主带了多少“香”也决定了他的收益。常规的，一个月收入几千块。在北京、上海比较热闹的地方，我调查过，一个乞丐一天最好能达到两三百块，至少也是几十块，一个孩子一个月讨几千块问题不大，多带几个会更多。
　　从小孩家庭来看，一般每个月能被香主返还四五百，但是畸形得厉害的，一千两千都有。在北京这样的城市，一个乞丐一年收入能过万。而在农村，农民一年靠种庄稼是收不了这么多的。
　　主持人：一年收入一万，在农村的确是很大的数字。这样看来，乞讨行为其实已经过渡为追求财富的途径了。
　　我去山西做了一个采访，我不知道该怎样形容这个叫杨云仙的“乞丐”。我把这个疑惑留给读者，让大家来评断吧！
　　谢谢二位座客《三月风》编辑部！
　　
　　从善之外的玄机
　　
　　背景
　　家住山西太原市小店区的未婚姑娘杨云仙在外能打工，回家能务农，本不该捡孩子，更不该成为乞丐。可是，1997年她不仅成了乞丐，还成了很多残疾儿童的妈妈。
　　如今，为了孩子，她每年都要出门去大城市乞讨四五次。记者到她家时看到了她所谓的“贫困生活”，以及她家盖起的200多平米的三层楼房――这百口莫辩的出门乞讨！
　　
　　“1997年9月，我捡到第一个弃婴，是一个瞎子。当时把孩子抱回家，家里人也蒙了。父亲年迈，母亲有病，兄姊已经结婚另过，把孩子抱回家就意味着我不能再出外打工，但当时还是把孩子留下了。
　　“我抱养了一个弃婴的消息被乡亲们传开。一个月后，有个老大爷抱着个孩子来到我家门口，说他在邻村串门的时候看见这个弃婴挺可怜，就抱来了，问我收不收。‘你要是不想要，我还放回原地。’老大爷说，‘我养不起他’。后来一检查这是个先天性脑瘫的病孩，还不足月。再多一个孩子我怎么办？可是孩子送到跟前，我要不管，老人再把他丢了，这个生命肯定就活不了，那就再多一个吧。”
　　在此之后的几天内，杨云仙又在自家的窗户下发现了被遗弃的孩子，同样是残疾！这是个腭裂（俗称兔唇）的女婴，骨瘦如柴，已经奄奄一息，杨云仙有些无奈，但忍不住心里的同情。
　　“接二连三地收留孩子，我们的生活没了着落。抱杨天明时，我向二姐借了500元给孩子买奶粉、买衣服被褥，等这些都买全了，500元也花光了。接着天露、天兰来到家里，我又向妹妹家借了1000元，然而这些钱也没能维持多久。总借终不是办法，为了给孩子买奶粉和治病，在大城市打过工的我，开始抱着孩子出门乞讨。
　　“当我在上海沿街乞讨时，我一家一户地敲门，逢人便说自己的境况。什么样的态度和白眼都尝过了，半个月时间我讨来2000多元。我知道讨不是什么光彩的行为，我也不愿意讨，可是生活没有了着落，不靠别人帮助，我真的撑不下去。从上海回来那天，发现家里又多了两个孩子！那一次，我什么也没说，抱起孩子挨个亲了亲。”
　　老四杨天茹是个女孩，是1998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杨云仙出去倒水时在门口发现的，孩子已经冻得奄奄一息，她把孩子抱进屋，在她身边放了四五个热水瓶，暖了一夜孩子才苏醒过来。
　　为了给杨天茹筹钱治病，杨云仙又外出乞讨去了。1999年7月，她拿着乞讨来的3500元加上借的钱带杨天茹住进了医院。所有6000多元被花得分毫不剩。
　　“6年多来，我已欠债近万元。拖着8个残疾孩子，早就不想结婚了。孩子需要我，我这后半生就和这些孩子过吧。我的孩子都是残疾，他们随时会有这样那样的身体状况，一遇到事情就是烧钱。因此，我还得出门乞讨……”
　　
　　记者手记
　　
　　未婚姑娘收养一大堆残疾孩子，为了给这些孩子治病，放弃尊严外出乞讨――发生在任何时代，人们都坚信这是善举，甚至是义举。
　　只是――记者初到杨云仙家，却被眼前三层小白楼震住了。看上去，新盖的小白楼没有封顶，杨云仙说：“房子盖到一半，孩子治病需要，就把钱先给孩子用了，封不了顶。”言下之意是，为了孩子，我家的房子连顶都封不上了。可是――可是记者分明看到眼前已经盖好的两层楼房里，一个个窗明几净，客厅里的曲木椅沙发、冰箱、电视和饮水机一样不少。记者心里暗暗吃惊:这贫困人家的生活过得也不赖。
　　正在采访，听见邻屋传来孩子的哭声和撕裂般地尖叫。我们赶往那个房间，未进去之前，便感觉到阴面房间的潮冷，闻见一股刺鼻的尿臊，远远又看见三张残破的婴儿木板床，三个残疾儿童被分别放在床板上。这三个小孩，一个是智障，一个是盲哑，一个是脑瘫。近前察看，三个孩子脸上都呈现出久不见阳光的苍白。
　　问杨云仙小孩为什么哭，她答道，“一直就是这样，天天闹。”一边说着，一边把手里的方便面口袋撕开，掰给每个孩子一块方便面，小孩抓到手里，仍旧在哭闹。采访的一行人觉得房间太冷，建议她把小孩子都抱到阳面晒晒太阳。
　　小孩在室外感觉到温度的升高，慢慢地安静下来。在阳光下，那苍白的小脸显得格外刺眼。
　　采访继续进行的过程中，时不时会有尿臊味传来，的确刺鼻。记者对杨云仙的信任和崇敬在这栋并不封顶的三层小楼和三个残疾儿童的苍白面色之间开始摇摆。看见其他残疾儿童在整个楼层穿行玩闹，看见一个白嫩漂亮只是右手轻微残疾的婴孩还匍匐在杨云仙怀中，一时间，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
　　最后一个似乎与乞丐姑娘无关的问题是，“你这栋房子多少钱盖的？”“36万。”“这么多钱怎么来的？”“募捐得来30万，跟人借了6万。”
　　36万的房子，2万多沿街挨户乞讨的用来给病残儿童治疗的医药费，8个残疾孩子， 3张苍白的面孔，这些数字不停地在我们大脑中旋转――募捐而来的30万，究竟是捐给杨云仙的，还是捐给孩子们的？如果不真正把这些钱用于改善孩子的生活环境，杨云仙为了孩子出门乞讨的善行义举又走在一条怎样的路上？乞讨是不是一个夸大生活苦难的幌子，善行之外有没有玄机？
　　
　　王府井的尴尬：2004年5月28日早8点，北京王府井，各商店已开始准备开业，众多露宿这里的流浪者、乞讨人员却还没起“床”，前一段时间虽然有关部门进行过一次象征性的劝离，但没有收效。这家银行员工在营业前拍合影，摄影师身后就是这无奈的“景观”。
　　
　　短评
　　城市?乞丐?生存空间
　　
　　文/本刊记者 马 军
　　
　　跟一些职业乞丐聊天，原汁原味中才能窥见那种在平衡和不平衡之间晃动的复杂心态――
　　“我们每天上街行乞，也在观察社会呢。现在发横财的人多得很，那些卖淫的，不是大有人在？她们一上街，钱来得比我们快！在大街上随便捡一张报纸，就有贪官裹走老百姓血汗钱的报道，难道他们不是更可耻？我们整天风吹日晒，付出了劳动，有什么低贱？”
　　用其他人群的堕落来为自己讨回一点尊严，这种说法虽说有点儿“精神胜利法”，但来得那么现实。不过，它并不能在关于“禁乞令”的争论中充当多么有力的证据。
　　面对前些时候一些城市相继出台的“禁乞令”，公众表现出来的心态值得玩味。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乞丐存在的权利，只是在该不该限制乞丐行乞场所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这场争执更深层次的东西是：法规是否只要体现多数人的意志即可，哪怕多数人的意志可能会损害少数人的利益？――这一问题的提出，有学者认为，正是社会公义的出发点所在。
　　新的观点认为，社会公义并不在于人数的多寡，而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如果换我到那个相对弱势的社会位置，我是否愿意接受同样的待遇？有人会分辩说自己永远也不可能当乞丐，但是别忘了，强势和弱势的划分无所不在，你不可能一直居于社会的最高层――跟乞丐相比你是强势者，跟更高层相比，你又成了弱势者。所以这个假设无往不胜，是维持社会平衡的一个重要指标。
　　乞丐能够获得多大的生存空间，跟社会公义息息相关。但是，乞丐问题又是如此复杂。所以这样的奇怪现象频见于报端：为特困人群设置的城市救助站处境尴尬，乞讨者要么死活不去，要么接受救助后又折返大城市重操旧业。原因很简单，他们是职业乞丐，并非生活无着，他们收入颇丰，似乎不需要什么社会公义。
　　这表明了乞丐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决不是单纯的社会救助就能解决。正如大部分卧底记者所分析过的，乞丐队伍的成分很杂。毫无疑问，对这些不同目的、不同来源的乞丐群体，应该给予不同的对待和处理，使之获得不同的生存空间。
　　乞丐大体而言有四类：第一类是因天生或后天的原因丧失了养家糊口的能力（如身残、智障、年老等），迫不得已以乞讨为生;第二类是被恶人控制甚至被弄残，沦为他人的赚钱工具；第三类是把乞丐作为一种职业，一种可以“赢利”的谋生方式；第四类大概是我国特有的，就是农忙时节在家干活，农闲时节全家倾巢而出，把乞讨作为“副业”，以此贴补家用。
　　第一和第二类才是社会福利和救助机构的真正对象。仅仅依靠“应急”的救助站远远不够，我们必须承认乞丐也是公民，也享有与常人同等的权利。对于丧失劳动能力且无人供养者，应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那么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就成为理所当然。这种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体现了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一个文明社会必须具备的特征。此外，城管部门也应该表现出应有的人文关怀，给乞讨者以更多的生存空间。
　　对于第二类中涉及犯罪的“丐头”，不仅媒体要关注，公安部门也应该加大执法力度，重点查拿一批罪行突出、情节恶劣的。这种“寻租”和强迫残疾人行乞的“丐头”，诚如有关人士指出的，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少年保护法》和《民法通则》中的未成年人保护条款，还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护法》。在核实以后，应对社会肌体上的这些疽疮加以彻底割除。
　　至于第三和第四类以乞讨牟利的人，政府有关部门则要加强管理和指导，必要时进行一定的限制。区别前后四类人，关键在于看他们是否具有自主的谋生能力。
　　显然，乞丐作为社会问题在最大程度上得到解决或改善，取决于长期的社会发展和进步。恐怕只有当这四类人分别受到妥当的对待和处理，我们才会如作家毕淑敏所宣称的那样，“坦然走过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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