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孤儿是我永远的心痛_永远的心痛

　　“知识是艾滋病的最佳疫苗。在中国河南，就有一位倾尽心血义务宣传预防艾滋病知识的人，她的故事跌宕起伏，她的精神让人钦佩不已……她的名字叫高耀洁。”――2001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乔纳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颁奖辞。
　　“高耀洁，这是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但她在实现‘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的人生理想的道路上却迈着坚定的脚步。她渊博的知识、理性的思考驱散着人们的偏见和恐惧，她以母亲的慈爱、无私的热情温暖着弱者的无助冰冷。她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推动着人类防治艾滋病这项繁重的工程，她把生命中所有的能量化为一缕缕的阳光，希望能照进艾滋病患者的心间，照亮他们的未来。”――2003年央视“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辞。
　　“抗艾”八年，高耀洁对自己所走过的风雨历程作了一个详尽的回顾，原文较长，本文所截取一段，亦可窥见其坚守人道主义精神的执着的一面。
　　80年代，当我听说艾滋病的时候，我也误认为是性乱、吸毒人群的专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艾滋病人时，才知道他是“血祸”引起的。我非常惊讶，当我接触更多的艾滋病带毒者和艾滋病人时，才知道这是一场灾难，也可称为“国难”。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艾滋病是真正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个形容名副其实，正是这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夺走很多人的生命，才留下那么多的遗孤。孩子是无辜的。怎样才能让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和正常儿童一样生活呢？
　　2001年元月上旬我去北京参加清华大学召开的“性病、艾滋病学术研讨会”，在大会上有专家提及艾滋病的孤儿问题。春节过后，我开始着手调查艾滋病孤儿事宜。自3月19日至4月7日，我四次赴开封所属尉氏县，一次赴新蔡县、一次赴上蔡县，发现尉氏的艾滋病较上蔡县严重，但当地捂盖子比其他两个县做得棒，我们遭到送出县境及防疫人员往外驱赶的待遇。
　　这时，我认为艾滋孤儿在父与母死亡之后，其他亲属会抚养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在经济上对他们的支援，1999年的下半年至2002年的上半年，我用三种渠道――自费、有偿费、无偿费，给孤儿寄钱，总计在8万元以上。2002年7月，作者得知，这么多钱绝大多数没有用到孤儿身上，如高丽、高岩，在2001年全年我给他们寄了1100元，大多数钱被他叔叔拿去赌博了，两个孩子曾经有过三个月没有钱买盐吃！政府救济他们的一袋面粉、一堆煤及家里原有的电灯、电表也被他叔叔抢走了！
　　他们的父母因艾滋病双亡，人们不敢接近这些无病的孩子们，怕染上艾滋病。孤儿的其他亲属们呢？逼孩子打工挣钱，或唆使他们向别人要钱。那些13～14岁的小男孩，被迫出去做苦力，不少孩子在工地上、河滩上装卸石子或挖沙，稍有怠慢还要挨打……已经发现有的孩子承受不了这种重体力劳动，流落到社会上偷盗，被判劳动教养，如程某。女孩呢？就更惨了，十四五岁就被那些无赖们――三四十岁的老光棍们盯上了，他们用尽手段把这些少女弄去做小媳妇。今年八九月份，我帮助一个14岁的少女打官司，把她从一个30多岁的无赖那里解救出来。此类事情并不罕见，甚至有人以外出打工为名，骗她们出去当“三陪”。
　　有人说：“让这些孤儿自生自灭……”还有人说：“不能让这些孩子们发展高了，将来他们会成为我们的掘墓人……”为了让社会上更多的人关心这一弱势群体，2002年春节，我接了3个艾滋孤儿来我家过春节，这些孩子经过检查艾滋病病毒抗体均为阴性，他们没有感染艾滋病，可是许多人吓的不敢来我家，使我过了一个有史以来最为“冷清”的春节。
　　2001年的一天，我走进某村发现一个已辍学的12岁男孩，他跪在一个大的新坟前，对着一张中年夫妇的合影照片嚎啕大哭。他叫张夏依，在坟墓里躺着他因艾滋病死去的父母，他妹妹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他14岁的姐姐也辍学了。好心的记者为他交了学费，但不久他因贫困又辍学去砖厂打工去了，为了每天挣10元钱来养家糊口，小夏依心事重重，在他的左臂刻满了“忍”、“仇”、“杀”等刻骨铭心的字样。据说，“仇”字是他的伙伴们刻的……
　　有人问我，河南究竟有多少艾滋孤儿，我无法说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只能说在每一个艾滋病病人的身后留下的就是1～3个孤儿，甚至更多。2002年12月24日我赴某艾滋县，该县是一个拥有100多万人口的大县，县卫生局某局长告诉我说：“该县只有12个艾滋孤儿，还叫我领走6个，真的吗？”2003年2月，智行基金会赴该县为艾滋村小学的孤儿缴纳学费，该校有62名艾滋孤儿，基金会为这些孤儿汇了14000元港币，在2001年3月我去该校调查时，校长说有29名孤儿。一年多过去了，孤儿人数竟增了一倍多。这是我了解的情况。
　　2002年5月下旬的一天，新蔡古吕镇好心人打来电话说：“高闯的麦子被他叔叔强行收割了，高闯已经没有粮食可吃，学也上不下去了。”正巧山东老家有人来找我看病，他们愿意收养这位无依无靠的孤儿――高闯。
　　2002年6月1日，高闯被山东曹县一对50多岁丧子的陈姓夫妇收养了，改名叫陈祥鸽。10天后把他送到百集小学五年级读书，7月学期终了，祥鸽的学习成绩全班第一名。高闯14岁的姐姐冬莉在姨母家里受虐待。2002年7月她打电话要求赴曹县， 7月29日冬莉被曹县高新庄一对缺少女儿的王姓夫妇收养了，改名王媛媛。艾滋孤儿都听说曹县生活好、有饭吃、有学上，接着又有4个孩子投奔曹县。王媛媛精神状态全变了，原来的木呆消失了，长高了也长胖了。她在苏集镇中读初三，期终考试年级第一名，全校千余人第二名。
　　艾滋孤儿分散抚养进入正常人的家庭，他们接触的全是正常的小伙伴、小同学。几个月后，慢慢地忘记了往日的痛苦，精神集中在正常的学习上了。我认为对孤儿的分散抚养又可以为国家节约开支，是一种可取的方法，许多媒体也争先恐后地进行了报道，仅中央电视台就有五个栏目，省市级电视台、报纸报道者更多，《人民日报》也做了较详细的报道，但绝大多数孤儿仍未解救出来，令人痛心！
　　2003年12月18日，吴仪副总理召见了我，我重点地谈了艾滋孤儿的抚养问题，应当学习1960年周恩来解决3000孤儿进入内蒙，分散抚养的经验，这样可以节约国家的开支，同时对社会治安有好处，她表示赞同。两个月之后，于2004年2月24日上午10时，河南省委书记李克强约见了我，他说：“艾滋孤儿的抚养问题吴副总理和我打过招呼。”这次会谈，本人重申了给吴副总理反映的两个问题，但李书记对艾滋孤儿分散抚养的事，似乎更感兴趣。之前他的观点是修建孤儿院，并已经把这种观点列为“五个一工程”之一，要在每一个村建一所孤儿孤老养育院。
　　我建议说：“艾滋孤儿不适合放在孤儿院集体抚养，而应该放在一般人家分散抚养，这样会为国家减少开支和管理负担，孤儿的生活教育有了着落，和正常孩子生活在一起，时间久了，他们的心理创伤可以慢慢消失，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有好处，更有利于社会的治安。”
　　艾滋孤儿有别于其他孤儿，他们的父母几乎都是因“血祸”死去的，他们对此事件已知道痛恨一些责任人，如左手刺字的孩子，他喊叫着要杀人！我也不知道这类小孩有多少，非常担心他们将来在社会上捣乱！
　　李书记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别人有事喊他，他都不走，谈话进行了一个半小时，我还未到家，李书记就把河南省妇联主任杨云喊到了他办公室商议此事。
　　在我和李书记见面的第二天，也就是2月25日，李克强书记去了艾滋疫情高发区的上蔡县考察。新华社次日的报道说：“李克强书记叮嘱身边的县乡干部和驻村队员，这些孩子（艾滋孤儿）不仅需要社会关爱，也需要家庭温暖。要鼓励一些家庭收养这些孤儿。政府要出面组织，保证这些家庭可靠，确保孩子的身心健康。”由此看来李书记已经采纳了我的建议，艾滋孤儿需要分散抚养。希望这一救助孤儿的行动能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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