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则经济所 [叩问天则]

　　 几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下海，苍茫大海何处为岸?他们只能回归于学术。 　　 　　经济学家茅于轼、张曙光、盛洪简介 　　茅于轼：一位清癯而健康、朴素而儒雅的和蔼老人。前任天则所理事长、所长，现任天则所常务理事。著名经济学家。致力于以温和的方式追求自由和保障人权的事业，善于学习，相信人性偏恶但富于同情心。推崇快乐的生活并在自己的工作生活中享受着快乐。
　　张曙光：朴素、直率、中立而富于热情的成熟学者和理论批评家。现任天则所理事长兼学术委员会主席。关心社会，善于学习，在经济学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两方面孜孜以求。在学习和工作中体验着幸福。
　　盛 洪:富于献身精神和理想主义情怀，激情和理性兼备。“遵循规则，直到伤害自己”是他做人做事的基本理念。现任天则所所长，人称天则“操盘手”。中国最早学习和传播新制度经济学的学者之一。
　　
　　与北京国家图书馆遥相呼应的真觉寺石刻博物馆的庭院中央，五座尖塔矗立在高大的被岁月蚀成黄褐色的汉白玉基座上，冷峻地把它们的锋芒直刺上天。在塔与碑之间，那些没有一片叶子的柿子树，用铁一样坚硬的枝干瘦削地垂挂着泪珠一样晶莹的红色果实，坚定地站在没有生气的绿地上。周围一圈朱红的雕梁画栋的低矮建筑，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现在就把自己置身于这种环境之中。
　　在中国的经济学界，民办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与此相联系，它的创办和管理者经济学家茅于轼、张曙光、盛洪也就颇为引人注意。
　　在一般的意义上，公民依法创办一个组织或机构，就像家庭主妇做一餐饭一样平淡无奇。可是，在社会大转型的关键时期的1993年，由几位著名学者自己创办一个民间的经济研究所，这无论如何算得上是一个事件。
　　
　　“天则”的最初理想
　　
　　“天则”，即天地之规则，最早见于《易经?文言》的“乾元用九，乃见天则”。经济学家盛洪给自己参与创立的经济所起名“天则”，取意为“合乎天道自然之制度规则”，其中的“制度”既包括企业、市场等经济制度，也包括政治、文化制度。经济学家茅于轼、张曙光、盛洪等与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于1993年7月共同发起创立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作为一群身处官办研究机构的学者，在1993年7月做了一个在今天看来十分有意义的决定：与一个文化公司合作成立一个机构。干什么呢？
　　德高望重的、74岁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的说法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之后，1993年，中国各地出现了很多的民营和私营企业，我们最初的想法是成立一家盈利性的经济研究机构，目标有二：一是盈利，二是学术，而且认为二者是可以兼容的。因为经济学家认为学术是可以转化为利润的。
　　天则所的现任理事长张曙光先生在谈及当初创办天则所的最初动机时，充分表现了一个学者的坦城：在单位里，收入不多而且分配方面也不令人满意，同仁们相信自己的知识是有价值的，能够给自己带来财富。于是就有了与大象文化公司的合作，就有了最初的天则所。即将50岁的经济学家、天则所现任所长盛洪先生，在当年与大象文化公司谈判时表达的办所意向具有商业和学术研究的二重性。作为当年的当事人之一，经济学家樊纲也证明了这一点：当年坚信“有了知识一定能挣到钱（从而能用这个钱来养研究）”。
　　另一方面，作为天则所大股东的商业机构大象公司，倒是“一开始就不准备直接赚钱”。他们的想法是“两到三年天则所实现收支平衡，之后如果产生利润，可以暂时不分红，用于天则所自身的研究和发展”。
　　天则所最早是以一个商业机构的身份在工商管理机构注册登记的。
　　
　　“天则”寻觅在成与不成之间
　　
　　然而，“天则”的探索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作为一个商业和学术合二为一的机构，初创时期的天则所有两个轮子，一个是咨询，一个是研究，但这两个轮子运转得并不协调。
　　作为以学者为主导力量的商业和学术合二为一的机构，它的学术成就是显而易见的。在10年的时间里，它坚持了双周学术论坛，有252人次的学者就每一时期最重要的学术和政策问题做了主题演讲，这些演讲及每期两位评议人的观点对与会者并通过他们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有关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产生了以三卷著作为代表的一大批成果；每年一期的政府体制改革研究已经完成了五期，成果在学术界、政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至今已经举办28期宏观经济论坛，宏观中国周评、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月度和季度报告，政策和体制效应分析等对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做了及时而深入的分析研究；新制度经济学年会和中国改革与新制度经济学讲研班在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学科建设方面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大量的高质量出版物已经产生了它的影响，等等。
　　但另一方面，作为商业机构，虽然天则所的主事者竭尽全力，但以咨询获利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从1993年到2003年，天则所一共承接完成了25项咨询课题。虽然，对于一个精干的民间经济研究所来说，这也是很了不起的成绩，但毕竟与学术成果不能相提并论。
　　曾经是“天则”发起人之一的经济学家樊刚在“天则”10年纪念的时候，对“天则”的实践与最初的设想之间的反差做了反思。他认为以茅于轼、张曙光、盛洪为代表的“天则”的骨干并不适合从事盈利性的商业咨询活动。这些人都是一些典型的书生，是一些一天到晚想着做学问的人，关心的是一批非常抽象、非常学术的问题；他们对实际问题的关心主要限于那些公共政策，主要是与公共制度有关的问题。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研究都属于公益事业的范畴，所提供的是“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特点是社会或很多人能从中获益（包括挣更多的钱），但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不一定能从中得到经济利益。
　　以茅于轼、张曙光、盛洪为骨干的“天则”的学者们对他们自己和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的认识在深化，因而“天则”的定位和活动重心也在不断地调整。
　　考虑到天则所的一些活动具有非盈利的公共性质，1995年，天则所在科委系统以事业法人资格进行注册登记，形成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制度安排。1997年3月12日，“天则”在亚洲开发银行登记为注册咨询公司。
　　1999年7月25日，股东会决定原天则所分成天则所和天则所咨询有限公司，各自独立运营和发展。咨询部门完全商业化，以盈利为目标，以北京天则所咨询有限公司的名称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研究部门仍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名称以事业法人注册，为非盈利性的公众机构，从事科学研究和开发活动。二者的内部治理机构各自分设。原天则所的股权和股东全部转到天则所公司，成为天则所公司的股权和股东。原天则所的所有资产由两家平分。由于历史渊源天则所公司的运营和发展利用了原天则所的商誉，故约定每年将盈利的10%支付给天则所开展学术研究活动。天则所不再设股东会。1999年7月25日，天则所咨询有限公司在丰台区工商局注册。
　　经过三个月的筹备，天则所和天则所咨询有限公司于1999年10月开始分开运营。
　　2000年8月23日，由天则所咨询有限公司与两个自然人股东共同创立中评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2001年4月，因“中评网”经营困难，天则所咨询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愿将其持有的50%中评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以一元人民币转让给天则所。“中评网”进行重组和调整。
　　天则所现在的性质应该是一个非盈利的社团法人。当然，非盈利，不是不盈利，而是收入节余不用来分红，而是通过积累来扩大事业。
　　
　　“天则”的午餐谁来付费？
　　
　　天则所存在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国的市场经济中，生存当然是第一位的。何以为生？实践的经验和逻辑的结论是，“天则”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的盈利性活动得到的收入生存和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天则”只能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但它不是事业单位，政府没有给它一分钱。事实上，企业界也没有给它足够的财政支持。“天则”能生存10年的确是一个奇迹。可问题并没有解决：谁为学术买单？
　　按理说，学术研究及其成果是公共产品，它的意义是普遍的，个人可以享受它的好处但可以不为它付费。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只能由政府提供资助。可是，现实中，政府没有对“天则”这样的民间研究机构给予应有的机会和财力支持。亚洲开发银行的经济学家汤敏认为，政府要投入一定的资源来做政策研究，应该建立一个公开、公正、透明与参与性的政策制定制度；政府应该创立一套政策咨询机制，拿出更多的政策项目，采用公平的规则，进行公开招标，使得政策研究机构有竞争的平台。不论是政府的研究机构，大学或是民间研究机构，都应在公平条件下投标竞争。政府如果舍不得花点小钱支持自己的政策研究机构（尤其是民间机构），可能会导致很大的损失。
　　同时，“天则”宣扬的自由市场理论和观念，是有利于民营企业家的利益的，按理应该得到民营企业家的欢迎和支持，但这并没有成普遍的事实。经济学家汤敏说，在国外，民间研究机构是要靠民营企业来支持的。
　　另外，社会上那些具有崇高道德追求的人或组织也能为民营学术机构提供积极的支持。事实上，10年来天则所得到了国内外不少个人和大学、研究所、基金会和公司企业的捐赠。
　　然而，要在中国形成真正有利于民间学术机构和民间学术活动的财政资助机制，按照经济学家樊刚的说法，还需要一定的条件，比如经济的大发展和私人财富的积累，有利于私人捐款的制度（比如对公益事业捐款的减免税制度和开征遗产税），以及不把大量财富留给子女的观念的形成等等。
　　
　　“天则”的原则
　　
　　经过10年的探究，茅于轼、张曙光和盛洪三位经济学家对于“天则”的未来充满信心，他们一致的看法是：“天则”目前坚持的方向是正确的，那就是“天则”作为一个独立的民间学术研究机构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和保护下从事自主的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
　　在“天则”人看来，他们期望与政府合作，愿意了解政府的意愿，愿意站在民间的立场上帮助政府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但他们并不一定时时事事要与政府保持一致。不过，“天则”的原则是公共，把一切主张与观点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及保护下摊在桌面上，欢迎政府来了解。
　　对于企业界，“天则”渴望有更多的合作机构，期望在智力和资本的良性合作中实现双方利益的增进和社会福利的总体改善。但是，“天则”并不为了纯粹的经济利益改变或放弃基于学术尊严和理论逻辑的观点与主张。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天则所出于对其商誉的怀疑而拒绝了南德公司的合作（经济资助）意愿。
　　至于官方和半官方的研究机构，“天则”力图友好相处。事实上，10年来，“天则”以自己的追求和品格赢得了身处官方和半官方研究机构的大批学者的尊重和支持。它的80名特约研究员绝大多数供职于那些著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同时，它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都有愉快而紧密的合作。当然，它也与违背学术规范的人与事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
　　“遵循规则，直到伤害自己。”这是盛洪先生的名言。坚持自己的原则是令人尊重的，但坚持有时也是艰难而痛苦的。
　　
　　清贫还是富足？
　　
　　“自古天意高难问”，叩问“天则”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在自己的理论中，并不谴责个人追求物质享受的自私，相反，他们将这作为其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但他们自己的物质生活却是贫乏的，他们的事业是靠道德热情支撑的。
　　这就是“天则”这样的经济学家的状态：他们无权也无钱。不过，他们并不沮丧，因为他们有两件同样有效的工具：由斯密、哈耶克、弗里德曼等大师所打造的经济学的逻辑和个人的道德热情。他们靠由理想激发出来的道德热情，弥补物质资源日复一日的紧张状态。对于他们来说，经济学――自由市场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种理想；不仅仅是一个饭碗，而是一个事业。
　　不错，关于这一点，茅于轼先生自己说，“要做好工作，我认为主要是遵循两条原则，首先是保持独立性，其次是要有一定的献身精神。”盛洪先生说，“天则之所以走到今天，完全依赖于知识界及社会各界的支持。这种支持完全建立在对天则所宪法原则的信任上，这同时意味着他们相信天则所的成员有着高尚的自律精神。一旦他们发现不是如此，天则所将会顷刻瓦解。”
　　不过，这些经济学家从他们的坚持中也获得了莫大的安慰、愉悦和幸福。74岁高龄的茅于轼先生说，“我在1993年退休后的10年中办了三件事”，那就是天则经济研究所、扶贫基金和富平学校。他每天骑自行车上班，但他不是为自己的生计奔波。他显得睿智而平和。他说，在这样一个年龄，还能有一个健康的体魄，还能为国家和人民做一点事，他感到快乐和幸福。已经过了退休年龄的张曙光先生，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感到满意。当家人出于种种善良的愿望对他的工作方式做出某种劝戒时，他说如果你们想让我多活几年，就不要干涉我。当然，亲人们非常愿意让他多活几年。至于盛洪先生，你只要看看人到中年的他的意气风发和紧张的工作节奏，你就会相信他正因为投入一种事业而愉快和幸福着。
　　我相信，他们的幸福感，会给很多人带来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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